提高警惕“抓特务”

文革那会儿，我们这些红小兵们除了在学校要进行政治理论学习，进行斗批改之外，回到家里也要参加街道组织的活动。那时候居委会在每个大院都要建设“向阳院”，我们这个胡同只有两个院子，就统一编为了一个“向阳院”。

“向阳院”成立那天，居委会把我们两个院子里的居民都集中到我们院子里开会。之所以都集中在我们的院子里，是因为我们这个院子比较敞亮，而隔壁的院子尽管和我们院子的格局一模一样（因为我们住的楼和隔壁院子的楼是英国人建的同一栋联体别墅），但是隔壁院子里被住在一楼的居委会主任一家占下种了满院子的农作物。居委会主任的丈夫很是霸道，在院子里扎上篱笆，天天死盯死守，两个儿子也很厉害，我们两个院子的人都不敢招惹这一家。所以，他们那个院子远远不如我们院子来得热闹。

开会的时候，首先是住在隔壁院子里的居委会主任讲话，她也没什么文化，就领着大家背诵了两段毛主席语录，又说了说其他大院成立“向阳院”的做法，然后就宣布我们这个“向阳院”也正式成立了。她自然身兼“向阳院”的主任，又指定了几个人分别担任了什么职务，这些职务也说不清到底是干什么的，两个院子里的人跟着鼓了鼓掌，就算是通过了。

这个“向阳院”真正有点事情干的，或者说真正能够动员的力量，大概就是我们这些孩子们了。成立大会结束之后，居委会主任就拿来一张印满了写有红色的“青少年红哨兵”的白布，让我们这些孩子们各自剪下一个“青少年红哨兵”图案，然后拿回家去找一块硬纸板做内衬，把这个图案蒙在上面，从后面缝好，再用别针别在胸前，就像红小兵和红卫兵的胸章一样，弄好了之后到我们院里集合。

根据居委会主任的要求，我们各自都赶回家里，各显神通，很快就都做好了胸章，大约不到一个小时之后就陆续回到了我们院子里。大家戴着这种白底红字的胸章，整齐地排成一队，然后由居委会主任指定了一个人当队长，要求大家都要拿上红缨枪什么的，轮流上街站岗放哨。我家里从来也没有诸如红缨枪或者木头手枪木头刀之类的“兵器”，所以我就赤手空拳跟另一个肩扛红缨枪的孩子组成了一组，按照街道规定的地点，正式“上岗执勤”。

那个时代其实大城市也是中国的传统社会，由于严格的户籍管制，所以街上走过的人都是邻居熟人，极少看到陌生人，偶尔能看见一两个讨饭的乞丐或者精神病人，另外就是个别从农村进城的农民，偷偷摸摸地用粮票换花生瓜子的。我们这些“青少年红哨兵”的主要职责就是“发现坏人和抓特务”。

在那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人们特别是孩子们都特别听话，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随时准备像电影上演的那样，争取抓住“坏人”和“特务”。

说起来也挺可笑的，我们那时候大概是看电影看多了，凡是走过一个陌生人或者我们觉得“贼眉鼠眼”的人，都把他们往电影上“特务”的画面中带入，自己也都像电影里“查路条”的儿童团员一样，大模大样地拦住人盘问一番。

有一次，我们几个“青少年红哨兵”站在马路上“执勤”，这时看见一个穿着蓝色中山服，里面鼓鼓囊囊地穿了一件棉袄的中年人，手里提着一个旅行包，戴着一副眼镜，一看就不是住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们几个人左右大量，觉得这个人非常像特务，于是就拦住问他从哪来，那个人一看我们几个小孩跟精神病一样地盘问他，理都没理我们直接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几个立即提高了警惕性，跟在那人的后面看他准备到哪里去，和谁接头，结果跟来跟去，竟然发现那人进了我们院子里直接上了楼，原来是我家楼上C大爷的亲戚。我们立即垂头丧气地做鸟兽散了。

其实，哪来的那么多特务让你抓呀！而且，真正的特务别说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就是大人也发现不了。在我们五大道地区，那时候还真有一个特务，此人叫李本东，是街道办事处的一个干部，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人同时是台湾军情局的“少将”“天津站站长”，在七十年代末被抓获并判处了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