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议上,陈伯达附和林彪的讲话,大谈“天才”问题,还提议设立国家主席。令人没想到的是,毛主席早就识破了林彪、陈伯达等人的阴谋,会议闭幕后,陈伯达即被软禁起来,随即关入秦城监狱,这位党内第四号人物,终究还是走到了末路。

其实,通过陈伯达的一生来看,他更像是一个文人,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他的国学底子非常扎实,尤其是哲学方面,具有相当深的造诣,早年的陈伯达还不显山不露水,到1936年才成为北方局的宣传部长,在党内开始有了一定的地位。
当然,陈伯达真正的发迹是在延安时期,当时来到革命圣地的陈伯达还只是一个教书先生,主要在马列学院传授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可是身为福建人的陈伯达却操着一口闽南方言,学员们很难听懂他讲的话,到后来,竟然专门找来了一名翻译,将陈伯达的闽南语翻译成普通话。
陈伯达人生的转折点是1939年,这一年,在一次理论座谈会上,陈伯达对孙中山思想的分析独到,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不久,陈伯达便成为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从此,陈伯达便成为主席身边的“红人”,他们经常讨论哲学方面的相关话题,一来二去,毛主席对陈伯达更加看重起来。

当然,陈伯达还是以写文章见长,他那篇《评〈中国之命运〉》,成为国民党白区的禁文,为自己赢得“陈逆伯达”的称号,就连周恩来都赞扬陈伯达:他是“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达还是主要从事宣传工作,曾任中宣部副部长,当然此时的陈伯达还远未进入权力核心领导层,直到1966年,对于陈伯达来讲,又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在这一年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正国级的领导人,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毛主席更是亲自点将,任命陈伯达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当时,陈伯达可以说是权势熏天,他带人夺了人民日报的权,提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理论,更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迫害开国元勋,比如说曾经担任过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还在《红旗》上发表文章,公开抨击彭德怀元帅,成为“反彭英雄”,通过这些“积极”表现,陈伯达成功博得领导人的信任,不断获得晋升。

1969年召开的“九大”上,陈伯达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在毛主席、林彪、周恩来之后,是党内的第四号人物。令人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一年,当初风光八面、威风凛凛的陈伯达便从高峰跌落下来。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之后,陈伯达就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这位想当年的“中央一支笔”,不但政治生涯宣告终结,还锒铛入狱,成了阶下囚。
1980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不过,组织还是给予了一定的宽容,继续实行优待政策,准许陈伯达保外就医,并给他安置了一套三居室居住,为了方便照顾陈伯达,组织还将陈伯达儿子一家调到北京。

当时,组织给陈伯达每个月发放一百元生活费,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不少了,不过,陈伯达嗜书如命,生活费相当一部分用来买书,以致于生活拮据,为此,组织特意将其生活费提高到每个月二百元。
但是,陈伯达还有一个习惯,就是特别喜欢吃水果,但他的生活费都用在了书的花费上,自然也就吃不到水果了,后来组织询问他的难处,陈伯达便提出要求,希望可以给自己多发一点钱,他想吃水果。
鉴于此,组织便决定每个月给陈伯达发放二百元的水果费,满足了陈伯达晚年的这唯一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