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那些人和事：“京海之争”是怎么回事？

前几年，周立波和郭德纲曾发生过“咖啡”与“大蒜”的争论。

其实类似这类争论和争议，由来已久，发生过多次，这些争论中，数1933年由沈从文发文引起的那次南北文学之争最为著名，因为上海和北京是南北方的代表城市，加上论争的双方大都生活在这两个城市，所以，这次争论冠以了“京海之争”，“京海之争”，即可以解读为上海和北京文学之争，也可能诠释为海派和京派之争。

事情的脉络是这样的……

1933年10月18日，已发表《石子船》等多篇小说、与张兆和已结婚，在山东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文章中，他把上海那些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的作家，和北京那些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的作家，称为“玩票白相的文学家”，他认为：作者的态度，若永远是票友与白相人态度，则对中国文学理想的伟大作品之产生将毫无帮助。

沈从文本意以及文章思想的表达，均无褒抑哪方，更无挑起南北争斗的意愿，但好事者还是从语气和指代中发现了差别，认为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就是指向海派的发难之作，至此“京海之争”战火燃起。

1933 年 12 月 1 日，笔名为苏汶、杜衡的作家戴克崇针对沈从文的文章，发表了《文人在上海》的短文，文中对沈从文将上海文人称为“海派”表示了不满（说明：那时，海派一词还未脱敏，确实有歧视的意思），同时为上海作家进行了辩护。

针对戴克崇的指责，沈从文有些生气，不久就又发了一篇驳斥戴克崇观点的《论“海派”》的文章，这篇文章不像第一篇那样还有所顾忌和保留，压抑着情绪，这篇文章火力全开，毫不客气的历数了海派文人的所谓秽行，并将这些行为指责为“玩票白相”。

此后，京沪两地许多文学大家也都参与其中，鲁迅、曹聚仁、师陀、徐懋庸等均发文表达观点，一向说话犀利的鲁迅认为“‘京派’是官的帮闲，而‘海派’则是商的帮忙”。

爆发于上世纪30年代的这段文学公案，别的成果难以量化和显现，但有一个突出的成果就是将“海派”一词脱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