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钱学森能抵5个师，为何美国放他回国？中国提出的筹码太诱人

2022年10月10日00:36:45 历史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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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8日上午，从大洋彼岸美国启程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在海上漂泊近一个月后，来到了中国香港。船上名流众多，唯独一人备受关注，他每到一个地方，国家相关部门的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生怕他出事。

这个他不是谁，正是彼时便被美国人誉为“空气动力学领域领头人”的钱学森。

不仅国人，就连钱学森也担心自己的安危。从美国回来的路上，他提心吊胆，“克利夫兰总统号”的每个停靠点都没有离开船只一步，生怕离开了这个“美国领土”，就会一辈子再也回不到祖国的怀抱了。当顺利在香港下船并通过香港来到深圳后，他才舒了一口气。

钱学森回国不久，美国越想越不对劲，尤其是美国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他后来气急败坏地说：“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做过的最愚蠢的事。”这一句话，后来也就演化成了著名的“钱学森能抵5个（美国）师”的传言。

那么，钱学森真的那么厉害，“能抵5个师”，以至于让美国人对放他回来的事追悔莫及吗？

事实证明，钱学森还真的值“5个师”，更确切地说，他比“5个师”还不知要厉害多少倍。回到祖国怀抱前，他在美国就已经是相当成功的人士了。

自他在1949年成为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后，他便赢得了他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的三大收获：事业有成、功成名就、家庭美满。

事业和名誉方面，有人认为，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那一段时间里，钱学森的名誉就和他的导师冯·卡门不相上下了。

冯·卡门可不是一般人，他后来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等，可想而知，钱学森那时在美国的地位有多高了，至少在美国科学领域深受欢迎。

事实上，除了在业内深受关注，在业外，钱学森的一些报告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深得美国人的青睐。

1949年12月，美国火箭协会召开年会，钱学森以军方顾问、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加州理工学院“戈达德”教授等多重身份受邀参会。在年会的报告里，他阐述的“洲际运输火箭”及“火箭载人”等新鲜概念，引起了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时代》等美国主流媒体争相报道。

通过报道，美国民众纷纷在讨论“借助这种形状酷似削尖了的铅笔的未来交通工具，人们将可以在一个小时内从纽约飞到洛杉矶”这样闻所未闻的新鲜话题。

可以看出，钱学森那时非常成功，在美华侨圈子里混得非常不错。

家庭方面，钱学森过得简直如小说里的男主角般精彩。

钱学森1911年生，到1949年，他38岁，刚好来到了“不惑之年”，但那时候的他看起来却仍然还像只有20多岁的样子，样貌俊俏、为人谦和，个人魅力无穷。

他的个人魅力足以吸引他人，他与蒋英的组合，更是增加了这一份吸引力，令人羡慕不已。

蒋英是著名的高音歌唱家，优雅而美丽。一位经常与钱学森往来的人在给冯·卡门写信时，曾忍不住夸赞说：“我们都爱上了钱夫人！”

一个郎才，另一个女貌，这样的组合是最理想的。正因为他们两人都充满了魅力，这让他们成了与自己有关联的社交圈子里的中心。在这个圈子中，既有来自清华、上海交大等华人华侨，也有加州理工、喷气推进实验室等美国友人。

每当钱学森将这些好友聚集起来的时候，钱学森都会亲自为他们下厨，为了聚会而准备了一天工作的蒋英则安静坐在一旁，幸福地看着钱学森忙碌……

事业有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家有娇妻、宾朋满座，钱学森这样的成就和日子，正是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梦寐以求的。

然而，时间来到1949年后，钱学森的事业和生活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不复从前。

1949年发生了许多影响世界格局的大事。8月，苏联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成了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拥核国家；10月，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就这两件大事而言，其结果就是让中美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钱学森也察觉到了这一些变化，在给好友马利纳的一封信中，他既兴奋又有些迷茫地说：“东方的形势变化非常快，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样。但或许，没人对自己的未来有把握。”

可见，钱学森那时已将个人前途命运和祖国未来联系起来了，开始考虑回国的事。

这就不得不让人疑惑，他放着美国的舒服日子不过，怎么就担忧起祖国和个人命运了呢？换做其他人，他们大多会选择置之不理，美国导弹领域的权威级人物——林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只不过，林桦这样的人能和钱学森相比吗？

有人说，钱学森的摇摆，是在1949年5月阅读一封信后才开始的。

这封信来自中国，是时任香港大学教授的中国共产党员曹日昌教授所写。

有趣的是，那时候曹日昌与钱学森从未有过往来。曹日昌给钱学森写信，主要还是听从组织的安排。

这就是说，即将赢得全国胜利的“红色中国”主动向钱学森抛去了橄榄枝。

在信里，曹日昌对钱学森说：“全国解放在即……如果您在美国的工作能够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回到国内，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

依据信件的格式和曹日昌钱学森两人素未相识这一背景来看，这封信的话语虽然讲得很诚恳，但不可避免让人联想到“群发”这个可能，钱学森收到这封信，其他在美的杰出华人华侨也许也收到了。唯一不同的是，钱学森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有的人则要么搁置，要么直接扔进垃圾桶，生怕被人发现。

就在曹日昌给钱学森写信不久，钱学森又收到一封父亲寄来的信，钱父主要的意思与曹日昌是一样的。钱父在信里说：“生命仰有根系……儿生命之根，当是养育汝之祖国……是报效养育之恩的典喻，望儿三思。”

钱父深明大义，教子有方，他也希望儿子能够成为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而不是一个数典忘祖的“假洋鬼子”。

前有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后有父亲的谆谆教导，这让钱学森更加用心思考个人前途命运和祖国未来这件事。

事实上，不必父亲提醒，钱学森早已心中有数，在美留学和就业期间，他都在为以后报效祖国做准备。他曾不止一次地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

通过这句话，可以看出他那时候的想法和钱父是一样的——生命之根在“养育汝之祖国”，非人人向往的美国。

钱学森不是空说，也不是空想，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切。

日常生活中，在美的许多华人华侨都拼了命存钱，为的就是能在晚年的时候留在美国享清福，钱学森的工资虽然高，但却“一块美元也不存”。

在后来的回忆中，他对这个举动进行了解释，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在美国生活不留后路，在学习方面，他主要做了两手准备：一是拼命学习对祖国建设有用的知识；二是收藏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为将来建设祖国做准备。

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下，他才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成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空气动力学领域领头人”。

只不过，他的这个成就，也成了他回国最大的羁绊。

1950年6月，第2个孩子出生后，考虑到长途奔波会影响到孩子，钱学森萌生了回一趟祖国的想法。

但他只是想一下，就马上触动到了美国政府的神经，让他们变得敏感起来，他们开始对他“采取措施”，他的回国之路也就变得艰难起来。

6月6日，天空一直阴雨连绵，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闯进了钱家，找上了钱学森。特工来意很简单——审查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又或者是否加入过美国共产党。

他们这样明目张胆的行动，主要依据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里的几个好友都是美国共产党；再者，美国共产党帕萨迪纳支部122教授小组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助理威因鲍姆家里秘密集会时，钱学森也参加了，而且与美国共产党名单中的“约翰·M·德克尔”这个化名扯上了关系。

针对这些证据不全的“指控”，钱学森当然一一否认，并拒绝出卖任何一个朋友。他这么做了后，不仅没能摆脱嫌疑，反倒是受到了更多的猜测。

冯·卡门和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都说：“由于钱拒绝揭发自己的朋友，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怀疑！”

这就打脸了许多人，说什么“科学无国界”，当真正涉及到政治问题的时候，就连美国本身也会对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科学家毫不客气下重手。

联邦调查局特工对钱学森这次的调查，并不是在1950年6月突然进行的，而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美国政府美其名曰：“忠诚调查。”

可以看出，美国人从来就没有信任过钱学森。

据资料显示，美方最早对钱学森的“忠诚调查”从1942年陆陆续续开始，到1946年、1947年时，调查的范围更广、涉及人数更多、次数更加频繁、得出的报告也非常多。

美方这样对待钱学森，主要是他在美国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二战结束初期，钱学森曾追随导师冯·卡门到欧洲去考察，之后完成了美国当时制定的航空规划——《迈向新高度》的许多重要篇章，逐渐在美国打响名气。

获得荣誉的同时，扑向钱学森的还有各种猜测和怀疑。

为了了解钱学森的“忠诚”，美国中情局、司法部等核心部门几乎调查了钱学森的“祖上三代”，并对他的老师、同学、同事、上司、爱人，乃至房东等也都查了个遍。

到1950年，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麦卡锡浪潮席卷全美，美国的“清共”运动进入了癫狂的阶段。

因为这些，各种“忠诚调查”也由暗地里搬到了明面上，掀起了美国版的“白色恐怖”，不仅钱学森，就连爱因斯坦、“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这样的美国科学界“顶流”也受到了怀疑，引得包括科学界在内的美国各界都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心惶惶。

美国特工闯进钱学森家前的1950年5月18日，美国陆海空三军便召开了人事安全会议，主要议题包括研究钱学森的问题，就在特工闯入钱学森家的6月6日当天，三军决定吊销他的一切有关涉密研究的许可证，让他无法再参加美国相关的科学研究。

钱学森在1942年12月就获得涉密许可证，他喷气推进实验室里90%的项目也都属于保密的范畴，这就意味着，他在美国已经完全被束缚了拳脚，前途随之受到影响。

更重要的是，他一直以自己的研究为骄傲，美国的这种想要加以利用但却极度猜测怀疑的做法，让他感到羞愤不已，对美国政府很失望。

受辱10天后，钱学森在6月16日发表了一份声明，说“最初受欢迎的地位不复存在，一股疑云笼罩在头上”，并决定“接下来唯一能做的最绅士一点的事就是离开这里”。随后，他向相关单位和部门提交了辞呈。

接下来的几周里，国际又发生了许多大事件，让钱学森更加坚定了回国的想法。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政府决定以武力方式阻挠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派出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强行干涉中国内政。

这些事，让钱学森愤慨的同时，也感觉到必须回国了，不然将无法回国。他的密友、“红色科学家”罗沛霖也有同样的担忧。于是，他们加快了答辩的步伐，并在答辩结束当天就一起前去购买回国的船票。

经过各种考量，他们发现8月31日从美国出发的“威尔逊总统号”美国邮轮是回国的最佳选择。可是，罗沛霖是学生，当场就买到了船票，票钱还是钱学森出的，钱学森自己就没有那么顺利了，他是教授，必须征得移民局的同意。

果不其然，移民局没有同意钱学森回中国。

这难不倒钱学森，他想到了先去加拿大、由加拿大转香港再回国的计划，准备“曲线回国”。不久，他预订了8月28日前往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机票，并顺利购得。

可就在这个关节眼上，钱学森犯了中国文人的“风骨病”，想要以君子的姿态离开，不想偷偷摸摸消失。

他在7月29日给美国国务院发出了一封正式决定回国的信函，但就是这一信函，让他的归国之路变得曲折起来。

对钱学森这种与共产党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人才，美国政府哪能轻易放他走呢？

就连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都说：“这简直是再荒谬不过的事，一个伟大的火箭及喷气推进专家，在这个国家里，无法在他所选择的领域中得到工作的机会，因而逼使他回到红色中国，让他的才干在共产党政权中施展……”

其意思已经相当明了，就是想让钱学森留下来为美国卖命，并对美国政府的做法感到不可思议和愤慨。

在杜布里奇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开始动摇，决定在8月23日召开听证会，重新讨论钱学森的问题。

面对这个极有可能是“鸿门宴”的听证会，钱学森不以为然，坚持君子风范，对罗沛霖说：“要回国，就要正大光明地回，不能悄悄离开！”

为此，他亲自从洛杉矶出发，到华盛顿去等待听证会召开。

杜布里奇出于对钱学森涉嫌参加共产党的问题的考虑，建议钱学森去找美国海军副部长丹尼尔帮忙，认为丹尼尔会让他“恢复清白”。

丹尼尔与钱学森是老朋友，钱学森后来的学生郑哲敏在介绍他们的关系时说，钱学森参加“火箭俱乐部”以及和美国军方合作的过程中，就与丹尼尔相识，他们的往来很密切，丹尼尔甚至是钱学森的“粉丝”。

据此，杜布里奇的建议可能是对的。

可是，杜布里奇的出发点只是帮助钱学森证明清白，然后让他恢复在美国的工作，并不是想帮他回国，那么作为朋友，丹尼尔会帮钱学森回国吗？

一见到丹尼尔，钱学森就倾诉自己遇到的种种不公，丹尼尔对此非常同情，可一听到钱学森想要返回中国，他就迅速变了脸，暴露出了美国政客的面貌，毫无交情可言。

丹尼尔反复对钱学森说：“你不能走，你太有价值了！”

对于还钱学森清白的问题，丹尼尔还不敢下结论，也不敢太深入牵扯其中，所以避重就轻、打太极拳般对钱学森说：你可以在美国安心做一个数学家！

显然，丹尼尔与杜布里奇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都希望钱学森继续留在美国，哪怕是不搞科学研究也要留在美国。

到这里，钱学森还没发现自己找错了人。之后在丹尼尔的暗箱操作下，他差点就丢了性命。

丹尼尔不仅不帮钱学森，还让听证会不断往后延迟，以至于让钱学森的华盛顿之行一无所获。

距离飞机开往香港还有5天时，钱学森还没有等来想要的结果，迫于无奈，他只能返回洛杉矶。就在他返回的路上，各种坏消息接踵而至。

钱学森刚来到洛杉矶机场，美国移民局官员就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他们冰冷地拿出一张限制出境的公文，告诉他：“禁止离开美国！”

张现民后来调查发现，这就是丹尼尔搞的鬼，钱学森刚离开他的办公室，他就打电话告诉美国司法部：决不能让钱学森离开美国！

限制钱学森出境只是美国政府做的第一步措施，他们接下来还对钱学森做了许多限制，包括软禁他和对他加以酷刑。

被限制出境后，钱学森退了票，可他的行李却拿不回来了，它们已经先行一步被美国政府扣押。

但这件事，钱学森也是一无所知，还是夫人蒋英在报纸上发现的。

8月25日，蒋英读报时意外发现钱学森的行李已经被以“运往中国的机密文件”的罪名扣留了下来，这还没完，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进一步散播消息，称钱学森就是潜伏在美国的“间谍”，给钱学森扣了个大帽子。

钱学森的行李重达800公斤，装了8个大木箱，包括书籍、家具、收音机、钢琴、洗碗机等。这些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可美国海关、联邦调查局、空军情报局、美国国务院等官员接连前来调查行李后，却发现了不同之处，查出了行李里夹杂有学术报告、政府文件和行业报告等东西。

这些东西正是钱学森“间谍”罪名的“证据”，但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查清楚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内容，就过早下了“间谍活动”这个定论。

有了“罪名”和“证据”，美国政府接下来采取了常用的措施——抓人！

1950年9月6日下午，移民局的两个工作人员闯进了钱家，正式将钱学森逮捕。接下来，钱学森来到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9月7日，美国司法部将钱学森转移到了洛杉矶南边的特米诺岛拘留，并在这里对他进行了非人的虐待。

蒋英后来说，钱学森被关押的15天里，每天24小时都被探照灯对着脸照，每隔10分钟还有看守人员打开笨重的、发出令人烦躁的噪音的大门，往里面窥望，生怕他逃跑了。

这样折磨下来，钱学森的睡眠深受影响，神经高度紧张，几乎以每天1公斤的速度在消瘦，他最终被放出来时，已瘦了十多公斤，并丧失了发声的能力，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过来……

钱学森能从特米诺岛活着走出来，并不是美国政府发善心，而是杜布里奇等人极力声援、制造舆论，并花费了1.5万美元的保释金，他才能离开那里。

说到底，还是那1.5万美金起了作用。

以当时美国政府对美国共产党人或其他无故被押人员的保释规格，钱学森的这个价格算是最高的，高得离谱，哪怕他不是共产党且没有什么罪，也要交这笔钱。

钱学森出来后，美国政府还是没有放过他的意思，他们规定他每月必须向洛杉矶移民局汇报行踪，否则警察将上门“拜访”。

当钱学森在美国的这些遭遇传到国内后，周总理高度重视，指示外交部对美国发声，谴责他们的非人道主义行为。然而，因为当时两国都在朝鲜战场上打得火热，这一份声援并没帮到钱学森。

接下来的日子里，国家一直想方设法帮助钱学森回国，钱学森也一直在等待机会。这一拖，眨眼就过去了4年，直到1954年才迎来转机。

为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中、苏、美、英、法以及相关国家不约而同走上谈判桌，于1954年4月至7月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规模宏大的会议。

会上，有关释放战俘和释放在美中国留学生回国等议题格外引人注目，也格外吵得激烈。

尽管在会议之前和会议过程中，美国极不情愿同中国代表接触，并表示出不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姿态，但率领中国代表团去参会的周恩来是何许人也？他没有因为美国代表的责难与故意为难就乱了方寸，一直把握谈判的节奏。

明面上美国人“不想搭理”中国代表，可暗地里他们的态度却没有这么倔强。他们请英国驻华大使杜威廉来做中间人，让杜威廉前去拜访周恩来，打响中美谈判的第一枪，然后直接摊牌想要接回朝鲜战争期间被俘的美军飞行员、从事间谍活动的美侨民以及地面部队战俘等想法，已完全没有了超级大国的强硬态度。

看到美国人有求于我，并主动示弱，周恩来把握时机，来了个顺水人情，提出释放钱学森等在美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回国的要求，表示美方只要愿意放回他们，那有关美方的要求便可以考虑一下。

不久，周恩来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出面，让他直接去和美国副国务卿约翰逊谈判。

谈判从6月5日开始，直到21日才结束，断断续续进行了四次，全都围绕战俘和中国在美人员的问题来谈。

王炳南依照周恩来的要求，直接提出了以中国在美人员换战俘的想法，但是强调，中国必须对战俘“进行审判”，然后再“根据他们的表现可以考虑减刑或提前释放”。

为表示诚意，为了让钱学森等人尽早归来，我方对这一系列谈判非常重视，并在日内瓦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即7月22日，与美国代表进行了领事级别的会谈。

会上，我方代表当场宣布愿意先释放4位美军飞行员，以此作为我方表达诚意的举动。美方在会上虽然也表现出了“满满的诚意”，可那都是逢场作戏而已，中方真的放出美军飞行员后，他们却迟迟没有行动，约翰逊甚至厚颜无耻地说：“中国留学生和钱学森没有回国的想法，除非中国拿出他们有这种想法的证据，否则难以执行交换的事！”

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厚颜无耻，美方控制中国在美人员，就算是他们想要回国，美国只要不想让他们回来，他们的请求和心愿中方自然无从知晓，这不是在故意为难人吗？

因为美国的无赖行为，导致中美的谈判越来越不愉快，乃至陷入了无休止的拉锯战中。

就在这一毫无进展的特殊时期，一封以钱学森署名的信，终于打破了一切沉静。在信里，钱学森表达了想要回国的强烈意愿，正好符合美方提出的要求，让美方再无话可说。

这一封信，还得从1955年6月中旬说起。

在一份材料中，钱学森意外看到了中国“五一”劳动节的天安门庆祝照片。在照片里，他看到了与钱家有世交关系的陈叔通。

钱学森管陈叔通叫太师父，通过材料介绍，钱学森得知了陈叔通那时刚好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于是便冒出了向太师父求助的想法。

怎么求助呢？只能写信。

在信里，钱学森揭露了美国不想释放中国在美人员的真相，诉说了自己的艰难处境，并提出了想回到祖国怀抱的意愿。他说：“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像这样的求助信，美国政府自然不会让钱学森寄出去，他们早已经将他与祖国的联系通道都严丝无缝给堵上了。

为此，钱学森只能另想办法。

钱学森与蒋英商议，让蒋英用左手来代写这封信，先邮给远在比利时的蒋英妹妹蒋华，再让蒋华帮忙转交到陈叔通手上。

果不其然，这招起了作用，陈叔通收到了信并最终送到了周恩来手上。这样一来，美国人终于无话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