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黄炎培参观延安，发现毛泽东客厅一幅画，从此死心塌地相随

在毛泽东的众多民主党派好友之中，黄炎培是很特殊的一位。

1949年，毛泽东进入北京之后，就住在京西香山的双清别墅，他第一个邀请到家中做客的党外人士就是黄炎培和他的夫人姚维钧，毛泽东还喊来周恩来一同作陪。

这对于黄炎培来说，是格外的殊荣。

但毛泽东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和尹荆山回忆起黄炎培之时，总会开玩笑地说几句“黄老小家子气”，“黄老跟主席讨债，没个深浅”。

这还要源于毛泽东和黄炎培之间的一件趣事。

黄炎培和毛泽东都是书法爱好者，黄炎培还很喜欢写诗，常常将自己的墨迹和诗作送到毛泽东那里求赐教。

毛泽东和黄炎培

因为志趣相同，毛泽东平时和黄炎培也走得很近，两人就像是多年的好友一样。

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空余时间多了，除了看书之外就喜欢临摹字帖。听说黄炎培珍藏着一本王羲之的真迹，于是就去找黄炎培借着看一个月。

这王羲之的真迹是黄炎培的心肝宝贝，别人要借肯定是借不到的，但毛主席竟然开口了，黄炎培一口答应，马上就取了出来给毛泽东。

但黄炎培回去之后就后悔了，过了一个星期，他还是忐忑不安，不断给中南海打去电话，几名警卫员接了电话之后都好言好语和黄炎培解释：毛主席说了一个月还一定会还的。

黄炎培还是每天都打电话来催，问主席到底有没有看完。后来还直接打电话给毛泽东，毛泽东接到电话之后，黄炎培拐弯抹角说了很多废话，最后才暗示毛主席把王羲之的真迹还给他。

毛泽东挂了电话之后和身边的警卫员说：“（黄炎培）怎么也学会逼债了？到一个月不还，是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就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毛泽东好像还存心和黄炎培开玩笑，一定等到了一个月期满了，才用木板小心翼翼将真迹夹好，让警卫员务必今天送到黄炎培家中。

黄炎培收到之后还有点不好意思，对警卫员说：“主席爱看，就让他多看几天嘛。”

警卫笑呵呵说：“主席说了，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黄炎培和警卫员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有趣的故事后来广为传播，人人都感慨毛泽东的虚怀若谷。

其实，这对于毛主席他老人家来说就是和朋友之间一件极小的事情。

这就好像两位相处了半辈子的老人家，可以不计钱财不论生死，但会为一盘棋的胜负争得面红耳赤。

这是让人羡慕的友谊，两人的身份在改变，身边的人也在改变，但不变的是两人之间的真诚和尊重。

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

黄炎培是辛亥革命元老，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学家，也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创始人。

黄炎培创办或者参与创办的学校遍布全国，有小学、中学也有大学。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著名的学者华罗庚、罗尔纲，包括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都是黄炎培的学生，或者在黄炎培所创办的学校学习过。

他投身政治活动，完全是出于救国救亡的赤子之心。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黄炎培一直都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他是在中国民主人士之中极有威望和影响的人物。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国家的利益为先，坚持全民族抗战，在全国各界人民心中的威望与日俱增。

那时候的黄炎培和中共的领导并不熟悉，只是通过别人所说的片段了解了毛泽东，对他也是日渐关注。

1937年12月，黄炎培从武昌坐车前往长沙，在路途之中读了毛泽东自传，还研究了毛泽东关于中日战争的文章。

美国记者斯诺写的《毛泽东自传》，黄炎培读了很多遍，他觉得这本书就应该当作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来读。

1945年2月，国共谈判陷入了僵局，黄炎培正在苦闷之时看到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一文，受到了强烈的鼓舞，他认为和平之门还没有关闭。

黄炎培和诸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7名参议员给毛泽东联名发去了电报，希望能够早日恢复国共谈判，实现国内真正的和平。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左舜生、傅斯年等6名国民参议院员，应毛主席的邀请前往延安访问。

黄炎培对延安充满了好奇，也充满了向往。

之前，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曾去过延安，做的访延安报告黄炎培也去听过，兴致而来，败兴而去。

谢宝樵说延安“主义不合国情，作风不合人情”、“言论不自由”，黄炎培并不相信，他坚信必须要去延安看一看，才知道真正的延安是什么样子的。

这次来延安，黄炎培已经67岁高龄了，沿途还能听见敌机的轰炸之声，他是冒着生命危险赴延安之约。

黄炎培此次来延安，不仅仅是想要调解国共的关系，更想要做一个实地考察，他也在心中考量，到底是谁能够真正得到民心。

在机场，黄炎培等人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热情的欢迎。

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上

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之时，笑着说了一句：“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

黄炎培很惊讶，因为在他的印象之中，这是他第一次和毛泽东见面。他满脸不可思议：“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呀。”

毛泽东解释道：“1920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是你主持的会议。你在演说之中说，中国一百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有多少多少，失业的有多少多少……在下面一大群听众之中，就有一个毛泽东。”

黄炎培称赞毛泽东的好记性，也欣喜于这样奇妙的缘分。

黄炎培回到重庆之后，对好友津津乐道这次延安之行，特别是毛泽东和他说起的这段细节，说完后十分自得地说：“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还有这样盖世的英雄豪杰！”

在延安的那些天，黄炎培看什么都是新鲜的，睡在窑洞之中，他在月光之下作了一首诗。

在没有来延安之前，黄炎培多少会受到一些言论的影响，他本以为到了延安之后，自己的自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来到延安之后处处谨慎小心。

毛泽东在延安

但很快，黄炎培就发现，在这里他感受到了空前的自由和平等，他们一行人无论到哪里，都不会受到限制。

共产党的官员们都很随和，一点都没有重庆那些大官的“官腔”，也不会飞扬跋扈，让人感觉到朴实和稳重。和他们见面聊天的时候，如沐春风。

这里比他想象中更加富有活力和激情，延安没有一处土地是荒着的，这里也没有一个游荡的人。老百姓们的衣服都很整洁，他没有看到一个穿着破烂污秽的流浪者。

延安的百姓们朝气蓬勃，人人的气色都很好，没有一个因为饥饿颓废或者抽鸦片而形容枯槁的人。

黄炎培和同行的人交流：共产党人，好像是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负责任的！

他们一行6个人，应邀去杨家岭访问毛泽东。

这次他们要去的是毛泽东的住所，杨家岭的风景很好，山坡上的一排排窑洞都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所居住的地方。

黄炎培人脉甚广，见过不知多少达官显贵，对毛泽东的住所和办公处肯定是好奇的。

当他走进毛泽东的会客厅，一切和他想象的一样朴实：中间是一张长桌，四周各种各样的椅子大约可以坐下20多个人。

在会客室的四面墙壁上挂着几幅画，对书画极有研究的黄炎培自然而然地关注起来，在一张画前，他驻足了很久。

这是沈钧儒的次子沈叔羊画的，画的中间是一把酒壶，上面写着“茅台”两个字，酒壶的边上画着两只杯子。

黄炎培

为这幅画题词的正是黄炎培：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引两三杯。

这首诗的背后还有一段故事。那是1943年，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沈叔羊画了这样一幅画，请黄炎培题字，黄炎培马上就想到了当时盛传的一个谣言：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用茅台酒洗脚。

有心之人为了诬陷红军都是没有文化的粗野之人，四处传播说红军在贵州茅台镇茅台酒厂的酿酒池里面洗脏脚。

这个传闻还被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记录在其1985年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但哈里森本人是没有见过真正的长征的，这个记录也只是传言。

红军到了茅台镇之时的确用收缴土豪劣绅的茅台酒敷脚，为的只是疗伤。长征一路上缺医少药，茅台酒舒筋活血、强身健体，是当时军中急需的良药。

谣言止于智者，黄炎培在画上写下了这首诗，正是对这种无稽之谈的讽刺和抨击。

只是他没有想到，自己随手写的一首诗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竟然挂在了中共领袖的客厅，顿时他心中涌出一种知遇之感。

后来黄炎培才知道，这幅画是在重庆展出之时正巧被董必武看到，董必武将它买回来带到了延安，毛泽东看了之后格外喜欢，就将它挂在了中共中央的会客厅里。

这也是毛泽东对黄炎培的高度认可和肯定，虽然两人之前还没有正式认识、交谈过，但已经有了惺惺相惜之感。

黄炎培与毛泽东相见恨晚，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家中做客，整整聊了一个下午。

经过这些天在延安的参观，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充满了信心。短短5天，黄炎培满载而归。黄炎培等人离开的当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在机场送行，大家握手惜别。

结束延安的访问之后，黄炎培到处作报告，讲述他在延安时期的所见所闻。他急于让更多的人了解延安这个革命圣地，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写了一本书——《延安归来》。

《延安归来》初稿完成之后，国民党方面要求他送来审查，黄炎培一口拒绝。他自行出版，初版两万册，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黄炎培这本书在当时还点燃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这就迫使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决议，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调查制度。

因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黄炎培和家人们一直在国民党特务的监控之下。1949年，中共地下党同志终于帮助黄炎培摆脱了特务，离开上海，辗转从香港赶赴解放区。

此次距离黄炎培和毛泽东的上一次见面已经过了3年半的时间，而在这3年半之后，中国大地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毛泽东和黄炎培重新握手的那一刻，两人心中的欢乐不言而喻。

当黄炎培受邀来到双清别墅之时，毛泽东亲自到大门外面迎接，并且搀扶着他走下了汽车。

在民主人士之中，进入北京第二天毛主席就在自己的住处单独招待的，黄炎培是唯一一位，这也显示出两人深厚的交情，也说明了毛泽东对黄炎培高尚人品的认同。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欣然同意。

本来，黄炎培说要一生不当官的，早年，北洋政府曾经两次要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都拒绝了。当年袁世凯就送了他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现在，70多岁的黄炎培要做官，他的亲戚都感到很震惊，黄炎培的儿子黄大能问他：“恁地年过70而做起官来了？”

黄炎培回答说：“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事，是做事，不是做官。”

后来在一次怀仁堂的晚会上，毛泽东还饶有兴趣地提起了这件事，询问黄炎培：“北京政府有一时期要你去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

黄炎培告诉毛泽东：“我的信念是，‘不看清是’真理所在，是决不盲从的。”

黄炎培和毛泽东之间的书信很多，翻阅《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年谱》，可以发现毛泽东写给黄炎培的信件远远多于其他民主人士，在新中国初期的7年之中，他就写了39封，平均每年要写5、6封。

除了写信之外，毛泽东还约黄炎培长谈，他始终重视黄炎培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只要黄炎培来信，毛泽东会立刻回复。

黄炎培对毛主席的惺惺相惜和支持还体现在抗美援朝时期。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

10月31日，在民建中央召开的常委会上，黄炎培专门发表了讲话。当时工商业的一部分人亲美、崇美和恐美，他们唯恐这次战争会影响到刚刚建立的新中国。

黄炎培慷慨陈词：“当前的时局，事实证明了美帝的野心正在进一步进逼，我们除了信任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和决策外，各党派无党派的人士，应该负起宣传的任务来协助政府。对麻痹的人要给他们刺激，唤起他们真正的同人民共一次患难，打破他们恐美疑苏的心理，说明人民的中国决不容许有人发国难财。”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黄炎培多次给毛泽东写信，献计献策，将和民主党派人士商谈的意见和想法告知毛泽东和周恩来参考。

同时黄炎培通过自己在工商界的地位和影响，做了很多的力所能及的工作，也在积极配合着人民政府，号召资本家们努力增加生产，推动工商界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会，奔走呼号。

1955年11月，黄炎培因病住进了北京医院，他在病榻之上还念念不忘继续为人民服务，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活动力完全恢复后，将发挥成新的精神，重新投入战斗。

黄炎培年事已高，毛泽东只要听说他有什么不适，都会殷切询问，对他的生活也很关心。

《肝胆相照》

黄炎培笑称自己是毛主席的“老年学生”，他晚年回忆在真理之路上苦苦探索一生，感觉到在新中国之后，他的思想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一直在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毛主席一直认为，共产党不应该害怕民主人士，或者像蒋介石一样对民主人士采取排斥的态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主席很善于也很乐于和民主人士打交道，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呼声。

毛泽东曾经说过：“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总把我当领袖我也受不了。”从毛主席和黄炎培的交往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公事私事分的很清楚，公事就当公事论，私交就是私交。毛泽东选择朋友很有原则，也非常有人情味，黄老也是一个值得共产党深交的挚友，他坚定不移地追随着党，追随着毛主席，黄炎培在这条路上找寻到真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