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朋友圈决定了一个人的思想高度

这是政邦藏书架的第97篇文章

文丨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严复的地位最为特殊。

他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之一，最卖力气鼓吹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寻求富强，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遵守丛林法则，转型为受尊敬的近代国家。

但是，严复又是最早对西方近代文明表示失望的中国人之一。欧战爆发，他最先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痛惜西方资本主义三百年发展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最先认识到中国文明的固有价值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丧失，也最先意识到中国文明有可能为资本主义文明提供某些有益补充。

假如我们从全球史视角去观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西方近代文明在二战之后有一个巨大的转变，贪婪的、腐朽的、非人道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得到极大修正，马克思、列宁所厌恶、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渐渐变得温情脉脉，充满人道。这当然是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接受马克思主义批判而做出的修正，更是经济、科学技术获得巨大发展的产物。

事实上，在19世纪晚期，人们在工业革命发生不久，就清醒意识到工业革命不只是解放了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生产力，工业革命极大拓展了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发展，而是产能高度过剩之后怎么办。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其实就是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的必然产物，人们没有寻找到一种新的财富调节办法时，一定会对财富进行争夺，贪婪地占有。严复等20世纪中国思想家的思考，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如果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最富创见。

严复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意识，对资本主义精神弊端的警觉，对中国文明的再发现再解释，在过去的讨论中被视为退步，是落后、守旧的象征，是保守主义的标配。其实，如果从全球现代化进程的视角进行观察，欧战引发了困扰，中国文明在这个时候被重新评估，并非毫无道理，它是历史的发展，是全球化对各个已经加盟或即将加盟全球化进程的文明体价值的重估。

中国文明在经历了西方近代文明洗礼后，在西方遭遇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挫折之后，渐渐显现出中国文明本身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等人不是向后走，而是为人们提供一种前瞻性的思考，是20世纪思想的引领者。

系统探讨严复思想的意义已有很多极有价值的研究，此处不再多议。我之所以在这篇短文中强调严复从青年时代至晚年一直引领时代，主要是想强调严复非凡的思考能力及吸引力，尤其是他多元丰富的朋友圈。

中国先哲一直告诫人们要“近君子而远小人”，其实就是强调与君子交，与高人交，一定会从朋友处获益无穷。朋友圈决定了一个人的思想高度，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说的就是一种生命境界。阅读严复和那些友人的通信，更可深切意识到朋友之间互相影响的力量。限于篇幅，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从严复生命全程看，其青少年时代就是一个奋发向上的人。他之所以如此，可以归纳出很多理由，但一个重要的理由不可忽视，是他的朋友圈，是那些亦师亦友的人不断地、细雨如丝润无声地潜移默化。

想想看，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凭着一篇《大孝终身慕父母》的文章获得船政大臣沈葆桢的赞扬，“置冠其曹”，这对严复是多么大的激励。沈葆桢在光绪五年（1879）不幸病逝于任上，现在不太清楚严复那时究竟与沈葆桢有过多少交往，——历史总是充满遗忘，不论是史料，还是记忆。——但是我们知道，严复与沈葆桢的孙女婿林旭是很好的朋友，林旭不幸被杀，严复充满真情与愤怒地写过几首悼念诗。林旭是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的女婿，其妻沈鹊应是沈葆桢的孙女。如果明白这层关系，再去理解严复的那些悼念诗及其背后的政治情怀，就不难看到沈葆桢对他青少年时代产生的可能影响。

对青年时代的严复影响最大的可能还不是沈葆桢，因为那时严复年龄太小，而沈葆桢职位太高。真正对严复青年时代产生重大影响，在思想、性格、为人处世上多方面塑造了严复的，一定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外交家郭嵩焘。

严、郭之间的通信随着时间流逝，至今不曾见到，但在郭嵩焘的日记里保留了他们两人在海外那段时间的交往，特别是郭嵩焘对严复的评价，格外值得注意。这是一位长者对年轻人的观察与指导。

郭嵩焘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与严复极为接近，这究竟是郭影响了严，还是严影响了郭，还可以继续研究，但毫无疑问，严复的思想进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郭嵩焘的启发与指点。这样的长者朋友圈一定让严复受益不少，不论是思想，还是事业、职业，比如严复提前结束留学回国，并被指定从事海军教育，其实就是郭嵩焘根据个人观察提出的指导意见。这方面的研究已经不少，可参见。

北洋水师学堂二十年，是严复一生最主要的事业，他为中国的海军教育做出了极大贡献。这个时期，严复的朋友圈交游也肯定有不少，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形的文献已很难寻觅。再加上北洋水师学堂和它的档案又差不多毁在1900年的战火中，因而重建那个时期严复的朋友圈还比较困难，但是可以注意严复与福州船政学堂同学尤其是留英同学之间的互动。他们作为那个时代一个最特殊的群体，相互之间的关照、提携、帮助，是人之常情。严复的两个妹妹，一个嫁给了他在福州船政学堂及留英时的同学何心川，一个嫁给了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生陈弗。这足以表明严复与他的船政学堂及留英同学关系之密切。而他倾注二十年心血的北洋水师学堂就更不必说了。

良好的人际关系、高端的朋友圈是事业成功的基础。这方面严复一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他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奋起著述，开启民智，除了他个人的天资、学识、认知，也不能不承认他的朋友同样是重要因素。现存严复与陈宝琛的通信，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讨论甲午战争及其相关问题。我们现在没有看到陈宝琛写给严复的信或回信，但从严复的信中，就可以分明感觉到他们之间互通消息、相互启发的事实。

研究维新运动的人，一般都喜欢说“南梁北严”。就是指梁启超在南方创办并主持《时务报》，严复在天津参与创办并主笔《国闻报》及《国闻汇编》。其实他们并不是孤立地各自进行的，而是相互呼应，各有侧重，又有合作。这在严复、梁启超、汪康年、张元济等人保存的往来书信中多有反映。

翻译介绍西方学术名著是严复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大贡献，从长时段来看，可以媲美于唐代的玄奘，明代的利玛窦、徐光启。我们知道，严复少年时代就接受了西洋近代文化教育，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他和后来的梁漱溟一样，都是在成人之后重新恶补的。

严复在译介西方名著时，使用了典雅的六朝文字，有研究者说正是因为这个才让他迅速征服了中国的知识人，使他的翻译作品特别是《天演论》不胫而走，家喻户晓。严复典雅的文字训练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如果我们仔细梳理、考订严复与吴汝纶之间的交往，或许恍然有悟。吴汝纶是那时第一流的文学大家，他帮助严复审读并修改文字，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是锦上添花，而且实在是点石成金。

至于严复与清末民初政界、教育界、实业界的交往，也是严复朋友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肃亲王、载泽、载洵、毓朗、那桐、张百熙、端方、盛宣怀、冯国璋，尤其是荣禄、袁世凯等，都是严复交往的对象，只是因历史的残忍，留下的记录太少，人们只能通过那些只言片语去想象他们的相互启发、相互影响。

历史是丰富的，但历史的记录却往往显得很不够。我粗略估计，现存的严复书信不足其实际可能写过的百分之一，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严复与其私淑弟子熊育钖的通信，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竟然有一百多封。那个时代的文人就像今天的文人热衷于微信一样，书信往来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可惜的是，过往的一百多年，战乱、易代、动荡，很少有稳定的、不迁移的文化世家，因而大量的文献特别是书信随之丢失。这是非常可惜的，也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历史研究，资料的整理编辑是一种学术接力工作，是一代人在上一代人工作基础上的再出发。这部《严复书信集》是将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严复全集》书信部分单独刊行且又有所增补；而《严复全集》中的书信又是在台北出版的《严复合集》书信部分基础上的再补充。作为这两部文集书信部分的编者，我既为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处得见严复书信原件而感到振奋，也由衷感激前辈如王栻先生和他的弟子编辑的《严复集》。

《严复全集》原收书信496封，此次刊行单行本，在原本基础之上，又增补了各处散佚失收及近年流出的信函45封。其中来自《严复家书》的家书17封，致鹿苹的信8封；来自2018年西泠秋季拍卖会致孙壮的信3封，2019年嘉德春季拍卖会致张元济的信1封，2021年嘉德秋季拍卖会致理查逊女士、伍光建、严伯鋆（严家驺）的英文信11封（据称来自严群先生旧藏）；福州严复翰墨馆提供的致严瑸、严顼等与致严培南的信2封；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致慕蘧的信1封，温州博物馆藏致孙宣的信1封，学者肖伊绯提供的致全秉薰的信1封等。

在此要特别对提供资料信息的相关单位及个人致以谢忱。历史资料的收集是一项近乎无穷尽的事业，相信在这部书信集出版后还会不断发现新的资料。感恩前人，期待后人，是学术发展的正途，希望这部《严复书信集》能为未来的严复研究提供些微帮助。是为序。

本文为《严复书信集》之序言。

《严复书信集》

主编：马勇、徐超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推荐语：本书全面收集整理目前所能知见的所有严复信札，共541通。这些信札，包括严复致当时政治文化圈名人陈宝琛、汪康年、梁启超、吴汝纶、张元济、章太炎、夏曾佑、莫理循、盛宣怀、杨度等，及与亲人的信件。通过此集，可以借窥严复本人的社会政治思想，及与当时诸多社会政治文化名流之间的交际往来、关系情形等；同时也可围观思想翻译大家的平素交游与日常生活、儿女情思等，是一部有关思想大家私人史料的系统整理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