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耿飙针对香港问题不慎失言，引邓小平大怒：他有什么资格

1984年5月25日，第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结束后，耿飚副委员长按照计划去往万寿宾馆会见外宾。

会餐结束后，一个工作人员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声称彭真委员长让他立即赶往大会堂。

耿飚对此很是疑惑，但工作人员强调事情紧急，不能有半点耽搁，他只好放弃同外宾见面，加快步伐朝门口走去。

见到彭真后，只见他面色十分凝重，随后压低声音，急促地对耿飚说道：“小平同志发火了，你要谨慎对待！”

随后，彭真将一篇香港报刊递给他，上面刊登的正是他十天前接受采访时关于驻军问题所说的话...

耿飚不禁冒了一身冷汗，他觉得自己说错话了，毫无疑问，耿飚的这次“失误”，险些让我党在中英谈判的成果功亏一篑。

那么，当时身为人大副委员长的耿飚，究竟说了什么话，使得轻易不发火的小平同志发火？

耿飚羞愧写下检讨

耿飚同彭真告别后，随即坐上自己的公车。

上车后，司机小心询问道：“首长，下面去哪里？是不是继续朝万寿宾馆驶去？”

司机知道，耿飚副委员长要和外国代表团见面，并一起用餐。

然而，耿飚声音低沉地说：“回家，彭真同志让我这些天哪里也别去。”

回到家后，耿飚开始对自己的言论进行了反思，他没想自己的一句不合时宜的话语，竟然会造成如此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影响了香港回归进程。

两天后，他写下一封沉重的检讨书，并提到：

“我仔细想了想，自己确实说了‘解放军不需要进驻香港，港人也可不付军费’。这是毫无根据的言论，也是没有考虑后果的言语，更是一次严重的失言...

我今后将从头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兢兢业业工作，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这封检讨书中没有半点推脱责任、以客观因素为借口的意思，耿飚的自我批评正体现了共产党人知错就改的优秀品质。

那么，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

邓小平高调平息不当舆论

从1984年5月15日起，耿飚副委员长参加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他为这次会议准备了充分的发言，并对需要审议的提案也拟定了建议。

会议期间，当时还是英属殖民地的香港方面，各家报馆派出了多位记者来到北京，这些记者受过专业培训，并经常会趁机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进而给祖国方面制造难题。

当时一个记者问耿飚：“耿副委员长，香港普通民众害怕驻军，你们是不是一定非要在香港驻军呢？”

耿飚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

然而，正是这个简单的答案，被那些居心叵测的香港媒体抓住把柄，并断章取义、大肆渲染。

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都在说“香港不必驻军，这是中共的意见”、“中共前国防部长说，将不会派解放军进驻香港”...

类似的消息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

反观耿飚的履历，他并非是一个政治上不敏感的人...

耿飙和妻子

1909年耿飚出生于湖南醴陵的一个农村家庭，7岁时跟着父母四处逃荒；13岁就走上工作岗位，小小年纪饱尝人间艰辛...

后来，他积极响应中共领导的水口山工人罢工运动，并率领数百名童工同矿警对峙。

1928年他成功入党，1930年9月率游击队加入化工金，就此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此后，数十年里，他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国家和人民军队建立不朽之功。

解放后，他受毛主席钦点，从军旅生涯转到外交事业，并成为首批驻外大使。

在日后长达数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他先后担任过驻六国的大使，后又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

耿飚和战友

可以说，他是集军事家、外交家于一身的文武全才，因此被称之为“将军大使”。

至于1984年，他为何会在“香港驻军事件”中“犯下大错”，其实也是因为他当时的精神状态不佳。

在这之前，耿飚已连续参加人大、政协会议、世界联大等多个会议，且会议后不是接见外国代表团就是回答记者问题，回去后不仅要为下一场事物做准备工作，还要写今天的工作报告到深夜。

那段时间，耿飚每天日理万机，因此根本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

当邓公知晓耿飚的错误回答后，顿感“恨铁不成钢”，“香港驻军事件”酝酿的舆论是不利于我党的，更不利于香港回归。

因此，5月25日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结束后，邓公同参加会议的港澳代表、委员见面，且现场安排了记者采访活动。

等人员到齐后，邓公就挥手示意：“香港的报纸说，耿彪同志对记者讲，解放军不会在香港驻军。黄华同志说，香港可派代表加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他们有什么根据说这些话？”

邓公越说越是恼火，后面更是喊了起来:“他有什么资格对记者说这些话？”

“今后，有关香港的问题，我说了算，姬鹏飞领导的港澳办说了算，其他人所说的不代表中共立场！”

邓公的话铿锵有力，瞬间让整个大会堂瞬间变得紧张、严肃。

五分钟后，警卫人员按照惯例，让站着的记者退场，邓公突然对记者道：“你们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要说。”

邓公说：“趁这个机会，我想请大家给我辟个谣，你们出去后发布一条消息，就说耿飚讲这个（香港驻军事件）是胡说八道的。”

然后，他又说道：“我国对恢复香港的主权后，必然有权驻军，这是天经地义的，也是维护我国领土和国家主权的象征。”

紧接着，邓公的声音再次提高八度：“香港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为何还有人纠结是否驻军这个问题？没有权力能叫中国领土吗？”

顿了顿，邓公又面向港澳同胞，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在香港问题上的处理办法和立场是合情合理的，按照我们的政策办，那香港问题必然会有圆满的答案，真正爱国、爱港的人是不会失望的。”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只有邓公坚定霸气的声音缭绕在每个人耳边、心中。

邓公还想继续说下去，被旁边的中国记协副主席费彝民劝说道：“五分钟啦，说得够多了，够啦、够啦！”

就这样，港澳记者离场，邓公又继续同港澳代表、委员说到驻军的意义和重要性。

他说：“我们明确，解放军一定会在香港驻军。不过耿飚同志有一条说法是正确的，驻军不需要香港支付军费，军费由中央承担。

今后，香港将实行最广泛的自治制度，而驻军则象征着中国的领土、主权，这是原则问题。”

有港人代表问：“香港那些雇佣兵，不足一千人，他们是否可以留在香港呢？”

邓公摇摇头：“这是不可以的，今后大陆会派解放军去，不需要什么雇佣兵。”

当天，央视就播放了关于邓公就“香港是否驻军”问题的言论，并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原则。

5月26日，《邓公宣布在港驻军》成为香港各大报刊的头条，引来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英国人看完后十分震撼，他们知道香港铁定是要驻军的了。

当然，对于耿飚的检讨书，邓公看后哈哈一笑。

艰辛的谈判历程

1997年7月1日，中国国旗在香港升起，香港就此结束了长达155年的殖民统治，重新回归祖国怀抱。

当然，这见证历史的一幕，邓公永远也看不到了。但在香港回归的问题上、以及“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制定上，这个个头不高的老人，生前当之无愧地扛起了历史赋予的重任！

香港的回归实属不易，在一场又一场的谈判中，中方代表团面对英方的傲慢和无礼始终不卑不亢...

新中国后，中国政府宣布废除之前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和香港相关的3个不平等条约。

但自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长期遭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封锁，考虑到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繁荣的经济水平，我国决定通过香港进行转口贸易。

当时的香港，成为中国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通道，同时也是对外贸易的窗口，沟通中外民间往来的桥梁，作用非同小可。

因此，1959年毛主席说道：“香港还是暂时不回来得好，我们不急，现阶段对我们大有用处！”

时间来到了改革开放后，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流。

在这一友好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政府提出要完成祖国统一的任务，而中国的态度也引起了英国方面的注意。

香港总督麦理浩

1979年3月26日，英国方面派香港总督麦理浩出访北京，这也是第一位就新界“租借”问题而拜访中央领导人的港督。

当时麦理浩提出，中共收回香港后，如何让香港的投资者放心？

显然，英方此举是在投石问路，毕竟，新界租期已不满20年，他们想要同中方续约，并以香港的繁荣为借口，想要绑架中国政府，让中方答应1997年租期到期后续约的请求。

对此，邓公表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即便到了1997年，我们也会尊重它的特殊地位，只是不可能由英国管理。

对于港人的担心，邓公更是表示，不管怎么样，投资人的利益都不会受到伤害，投资人请放心，这是长期政策...

这一番谈话，其实也正是“一国两制”的雏形，而香港问题也成为中英外交上的一件大事。

1981年4月3日，邓公在会见英国外交大使卡林顿时，重申了中方关于香港问题的态度：“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这是我们的长期政策，非权宜之计，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可信赖的。”

其实，关于“一国两制”的方针，最早是针对台湾问题的，叶帅就曾阐明：“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享有高度自治权，中央不干预其地方事务...”

决不当李鸿章

在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看来，香港为英国带来巨大利益，在香港问题上，她自然是不会向中国妥协的。

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4月到6月之间，英国刚刚从阿根廷手里夺回争议多年的马岛。这一战让撒切尔夫人的国际影响力大增。

因此，1982年9月23日，相撒切尔在访华时，她以高傲、强硬的姿态对邓公说：

香港的繁荣，是基于英国对其140年的管理体制，这是不同于中方的金融、法律、政治体系。

在解决香港问题前，必须保证香港未来的繁荣和稳定，而只有英国对其的治理，才能完成这一保障。

面对英首相的发难，邓公掷地有声的表示：

主权问题是不容侵犯的，也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如果中国领导人不能在1997年前将香港收回，那是无法向中国人交代，那就意味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领导人就是李鸿章！

邓公的态度很明显，如今的中国政府已不是100年前的清政府，不可能在领土问题上和稀泥！

“只要我们愿意，今天晚些时候就可拿下香港！”

听闻此言，欲在香港问题上大马虎眼的撒切尔夫人直接愣住，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碰上了对手。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这场会谈，时间比预定的一个半小时多出50多分钟。

等这位举止优雅的“铁娘子”走出来时，只见她面露凝重，突然间，她一脚踩空，跪倒在地上。

幸好旁边的驻华大使柯利达将其搀扶起来，这才免去了尴尬。

但接下来的谈判中，英方表示不再纠结主权，但双方就香港驻军问题上再次产生了分歧。

英方始终拒绝解放军进驻香港，甚至利用舆论动员港人反对驻军。

对此，周南表示：“中方拥有香港主权，凭什么不能驻军？英国驻军时，军费由港人承担，但解放军驻军，费用全由国家承担，且解放军只负责国防，不掺和内部治安。”

英方狡辩道：“我们离香港太远，想要在亚洲采取军事行动，从本土派军来不及，所以才驻军。你们不同，广州就有你们的军队，离得那么近，根本不需要。”

周南见状，掷地有声道：“中国不仅会驻军，而且还会常驻。”

邓公也表态：“不会派出太多军队，只会派英特小部队，这象征着中国对香港的主权。”

但即便如此，英方仍然表示，其他问题上可以退让，唯有驻军一事不容商量...

然而，1984年5月耿飚的“香港驻军事件”后，邓公面对港澳记者的强硬表态，当即吓倒了英方谈判团，他们就此不对“驻军问题”发表意见。

1984年7月29日，中英双方成立联合联络小组，就此中英谈判的所有障碍得以清除，后面的进展很是顺利。

结语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双方领导人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改协议正式确立：中国于1997年7月1日对港恢复主权。就此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再次迈上新的台阶。

中国一直以和平友好的形象同世界各国友好交流，同时也以开放博爱的心态同各国展开经济贸易，中国绝不会做出侵犯他国领土的行为，但也反对一切制造矛盾的分裂分子。

而耿飚同志在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即使在他退休后，他仍然关心国家的经济、军事建设，并多次写信给党提出了有关改革的宝贵建议。

2000年6月23日，“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耿飚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