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
1979年，加拿大的冬天特别冷。
张国焘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纷飞的雪花。只觉得冷得要命，连骨髓都透着“寒意”。
张国焘环顾四周，冰冷的房间，只剩下“冰冷”的自己。他感到由衷的孤独和凄凉，心中苦涩，难道这就是自己的“报应”吗？
身上的毛毯滑落在地，寒冷席卷全身。张国焘想伸手将毛毯从地上拾起来，然而这简单的动作做起来却万分困难。
是了，他早已经瘫痪了。
张国焘只能伸手去按床头的提示铃，可不知道等了多久，始终没有护士前来。
张国焘放弃了，心想，或许是这天太冷了，冷的护士们都不愿意出来走动。
他感觉自己血液里的温度在一点点“流逝”，一种名为“死亡”的气息正在逐渐将他“侵蚀”。
他要死了吗？张国焘意识模糊，心中却有几分不甘和遗憾。
他还想再见一见自己的家人，他还有些话想说，还有些事想做。他不愿意就这样孤单落魄地死去，死在这异国他乡。
右三为张国焘
明明自己最初的时候，亦是心怀家国，壮志凌云。为何最后却变了志向，走上一条不归路呢？
1917年夏，20岁的张国焘去了上海。
在二叔的介绍下，张国焘借住在法租界八仙桥首善里内的一幢普通住宅里，和他同住的是革命党人叶伯衡先生。
屋内的陈设十分简陋，只有几件破旧的家具，桌上乱七八糟地堆着书籍报纸。
对于张国焘这种“富家公子”而言，如今的住所的确算得上“寒酸”了。但他并没有什么不满，甚至颇为愉悦。
因为和叶伯衡同住的这些日子里，他认识到了很多从前从未接触过的思想和观点。
听着伯衡和其他革命党人的议论，张国焘心里也对当时的国情和政治局面有了新的了解。
张国焘自传
他忍不住问叶伯衡：“既然袁世凯和那些军阀如此可恶，那革命党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吗”
对方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解决方案，但总是会格外认真地回上一句：“我们有孙先生领导革命。”
似乎在他们心中，孙先生就是无所不能的“神”，是他们革命旅途上的“指路明灯”。
只可惜张国焘并没有见过他们口中的孙先生，他继续问：“那要如何革命哪？”
“自然是联合会党，运动军队，用手枪炸弹对付一切了。”
如此便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了吗？张国焘不理解，因为好像这些革命多年的一群人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法子。
自1913年赣宁讨袁之役以后，袁世凯便大肆迫害革命党人。叶伯衡等人不愿意投降袁世凯，便只能躲避在法租界。
在张国焘“投奔”叶伯衡之前，他一度穷困潦倒到典卖了所有的衣物。没饭吃更是常有的事，有时候甚至穷到两三个人“共穿”一条裤子，
彼此换着穿出去。
左一为张国焘
张国焘听着叶伯衡讲述过往的困顿，他心中惊愕不已。
“为何一定要坚持下去呢？”
叶伯衡看着眼前年轻的少年，温和一笑：“虽然说穷到连裤子都没得穿，但只要干起革命来，我们还是挺有劲的。”
张国焘听了这话，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革命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他心中，不禁油然升起同情敬佩之心。
这就像一把“火种”，将他心底的激情点燃。
张国焘觉得自己莫名其妙“闯入”了法租界革命党人的小天地中，这里到处洋溢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豪迈。
他被冒险犯难的革命的精神所触动，在他看来，若是这种高昂的革命热情可以辅以学识和远见，那将来定是“无事不可为”。
张国焘觉得，他也应该做些什么。
张国焘
彼时袁世凯已死，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的校长，北京的形势“一片大好”。
张国焘素来敬仰蔡元培先生的大名，便决定报考北大，去北京开展一番“新事业”。
张国焘自上海一路北上，成功来到北京大学的校园。
张国焘对北大的一切都是好奇的，刚开始的时候，学校的教授多是一些老八股、洋进士之类。
代表人物便是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和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等人。学校的学生也多少带有一些封建的思想，常以“举人”“进士”自居。
在张国焘看来，北京其他的很多学校都已经多多少少流露出近代的风气，只有北大依旧古香古色，甚至可以说有些“保守”。
蔡元培
好在，很快蔡元培先生就正式来北大任职了。
随着蔡元培先生的到来，北大的教学风气大变。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李大钊等人先后来北大任教。
在这些“新鲜血液”注入北大之后，新文化的浪潮开始席卷整个校园。而张国焘正是北大同学中最先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
一日，张国焘无意间看到了《新青年》。只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很合口味”，而等他看了里面的内容之后，则彻底成了《新青年》的“忠实粉丝”。
新思潮就像一股洪流到处泛滥，张国焘觉得应该把这份“新事物”分享给家人。
于是他每隔一个星期，便将《新青年》之类的报刊和书籍寄给自己的父亲。
令张国焘没想到的是，父亲对于他的“安利”始终保持沉默。后来干脆直接回信告诉自己。
蔡元培
“我本人十分反对新思潮和白话文，国粹是应当保存的。”
张国焘突然收到一封家书，原来家中为他物色了一个门当户对的未婚妻。
张国焘已经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如何也不愿意娶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他将自己对婚事的否认态度，强硬果断地告知了父亲。
这是张国焘和父亲第一次产生如此剧烈的冲突，更像是一场新旧思想的“对抗”，而张国焘这一次，却是实实在在的“胜利方”。
随着婚约的顺利解除，让张国焘进一步地坚定了自己的道路。他要为新思想，新社会所奋斗。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席卷整个北京。
五四运动
张国焘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开始在北京的大小街道，火车站组织露天演讲。
积极宣传抵制日货，揭露北京政府和亲日派的不当行径。
学生们的游行，渐渐从最开始的抵制巴黎和约变成了痛打卖国贼。而张国焘始终身先士卒，甚至成为了第一批被抓捕的学生领袖。
被困监狱的日子里，没有自由，伤痛和饥饿“双重折磨”。
张国焘却感到格外的心安，如今也算“延续”叶伯衡的足迹了吧。他应当，也可以称得上一句“革命党人”了，为国家和民族而革命。
1919年6月7日，张国焘等被关押的学生成功释放。
在北京大学门口，张国焘昂首挺胸，走在队伍最前排，就像一个刚刚凯旋的英雄。
身边全是师生们的热烈掌声，这时候的张国焘，的确是北大最优秀最出众的学子之一。
五四运动
而他也随着这次五四运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组建。李大钊担任书记，张国焘则负责组织工作，指导工人开展运动。
在李大钊和张国焘的指导下，北京共产党的工作开展“如火如荼”。其中张国焘负责的长辛店工人运动更是发挥了巨大的引导作用。
为了组织更多工人参与运动，张国焘主张开办学校，教授工人们学习识字。
这个想法得到了李大钊的大力肯定和支持，只是很多工人对于学习的热情并不高涨。
张国焘为了鼓动更多的工人们参加补习学校，每天和邓中夏等人乘火车来到长辛店，苦口婆心地劝导工人们报名。
张国焘
张国焘一贯口才出众，所以相应的演讲工作都落在了他的身上。在他的努力之下，越来越多的工人参与到了补习学校当中。
学校创办初期，教资短缺。便由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等人轮流担任教员，李大钊也会在空闲时赶到学校讲课。
也就是在李大钊，张国焘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更多的工人参与到了革命队伍当中。也为后续的建党工作提供了大量的人力支撑和保障。
中共一大的时候，由于李大钊先生校务繁忙，便委派了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也就是说，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建人之一。只是谁也没想到，这位创建人，会在多年后决然“叛离出党”。
张国焘是个极其有才华的人，但也因为有才华，性格极度骄傲，或者也可以说是自我。
张国焘传
1927年8月1日，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特派代表，前往江西主持南昌起义。
党中央对于南昌起义的意见是：起义要谨慎。
偏偏张国焘曲解了党中央的意见，在起义前夕执意重新讨论。一度想要拖延，甚至是放弃这次起义活动。
要知道当晚秘密参加起义的人数早已过百，有关部队更是在紧急调动前来。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人人整装待发。
张国焘此时的做法无异于违拗大局，李立三和周恩来等人甚至拍案而起，坚称绝不放弃此次起义。
张国焘面对众人的反对，只得少服从多数，最终南昌起义大获成功。
也就是说，张国焘的一意孤行差点延续了大局，导致南昌起义的“流产”。
为此在1928年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张国焘被共产国际无限期留在苏联“学习”，希望可以纠正他的“机会主义倾向”。
南昌起义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为了解决当时粮食和武器给养困难的问题，党中央决定发动宁夏战役，打通宁夏和内蒙古一带，进而取得苏联的援助。
这是事关我党生死存亡的大事，张国焘却更在乎他的个人得失。他并不想跟着部队去“寄人篱下”，只希望能够在甘肃打下一块地盘来，可以继续巩固他的政治地位。
等到10月底，红军部队先后西渡过黄河。国民党军胡宗南发起围攻，情况万分凶险。
彭德怀决定指挥应战，阻止国民党军北上。偏偏张国焘畏惧胡宗南的部队，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三十一军后撤。
他的这一决定致使整个战役失利，我党夺取宁夏的计划也随之泡汤。
无奈之下，部队只好再次前往凉州地区。谁知在路上，又碰到了马步芳的队伍。
整个西路军拼死坚持到1937年3月，还是以战败告终。
张国焘墓碑
西路军的惨败，导致张国焘彻底失势。之后的延安，到处都是批判张国焘的言论和会议。
张国焘自知理亏，但面对周围的批判和指责，心里更多的是不服气和怨愤。他的骄傲让他羞于承认自己的过错。
恰此时，王明从苏联回国。
张国焘与王明素来不和，王明一回来便下令枪杀了张国焘手下的三位高级干部。
这让原本就因犯错而胆战心惊的张国焘越发畏惧，整天惶惶不可终日。他觉得，自己这条路怕是走到尽头了。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祭扫黄帝陵之后，登上了中国国民党方面的汽车。
周恩来前来劝阻：“你是共产党的创建人，如何能够离开哪？”
张国焘心虚的不敢去看他的眼睛。
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处理报告
随后便不顾劝阻，扬长而去。
事实上，变了的人只是张国焘罢了。无论何种缘由和借口，张国焘叛逃已成事实。
1948年，蒋中正败逃台湾。张国焘也跟着一同去了台北。
然而在台湾的日子并不好过，张国焘在台湾并无亲人，而且也不得国民党重用，生存都成了问题。
无奈之下，张国焘只好再次带领全家迁移香港。
1953年，陈独秀的儿子联系上了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新闻工作的金尧如。
原来张国焘一心想要回大陆，却不知该如何开口。便委托陈独秀的儿子代为询问。
为此张国焘还连夜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
“在你们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些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
很快，刘少奇便代表中央回复了张国焘，表示只要他愿意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错误，并保证改过自新，党和国家愿意重新“接受”他。
可这对骄傲的张国焘来说，承认自己的错误无异于奇耻大辱。所以回国的事情只能一再搁置，到最后则永远丧失了机会。
1968年，张国焘再次远赴加拿大。
张国焘
几年之后，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家人们又无力照料，便只能将他送去了养老院。
1979年的冬天，加拿大的大雪连绵不断。
张国焘独自一人放在床上，回顾自己的一生，只觉得格外荒唐又好笑。
他看着纷飞的雪花，张手去抓，却抓了个空。
心里也同样空落落的，他骄傲了一辈子，最后还是落得个“孤家寡人”。
时也？命也？终是他自作自受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