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谈收藏——共和国记忆，那些文物和周总理的故事（上）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段历史，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任何的文物历史都有着散失、消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相比，一个物件的命运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伟人，他守护了国家，人民，也守护了这个泱泱华夏的历史。

今天默默就跟大家聊聊这里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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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1961年，周恩来在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观赏书画

红卫兵冲入故宫，他派来军队守护！

北京故宫，明、清两代24位皇帝在此居住，有房屋9999间半，是世界现存最宏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这座中国古代建筑精品能够较为完整地保存至今，与周恩来是分不开的。

早在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时，周恩来就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攻城时，一定要保住故宫古建筑。他还请来了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标清了故宫和其他古代建筑的位置，并印在军队的战士手册上。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作为首都，自然要重点建设。在制定建设规划时，许多人提出要拆除故宫。一些出身贫苦的老干部也提出要拆除故宫，因为他们一看到故宫就想到旧中国统治下的穷人受苦受难。苏联专家也提出要拆除故宫，把中央行政区放在故宫的位置。 　　

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力主保住故宫。他认为：除掉封建思想，根本的是人民思想上的进步，不在于拆除一座宫殿。故宫是古代建筑的典范，保留下来，可以供人民参观嘛！这样，建国之初拆除故宫的意见被否定了。

后来，在“大跃进”、“文革”中，周恩来也多次出面保护故宫，使之免遭胡乱改造和拆除的命运。

1966年8月18日，就在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当晚周恩来得知一伙红卫兵准备第二天冲入故宫去造反。他立即作出了关闭故宫的决定，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故宫工作人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一方面拒不开门，一方面加以劝说。门外的“小将”最后见没有冲入的可能，只好呼喊了一阵口号离去。

从此，故宫大门一闭就有5年之久，在许多地方名胜古迹惨遭破坏的时候，故宫得以幸免。1971年7月，在故宫博物院即将重新开放之际，周恩来还请郭沫若组织班子编写《故宫简介》，并逐字逐句审阅修改、定稿。

“颐和园的牌楼，不准拆除”

1966年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和造反派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多次跑到颐和园，扬言要“挖掉万寿山，填平昆明湖”。但万寿山、昆明湖面积很大，真要动手，很不容易。于是，他们把目光盯在了颐和园东宫门外的过街牌楼上，要把它砸掉。

就在红卫兵们架好了梯子，登上牌楼，准备将其拉倒之际，周恩来得知了消息。他立即打电话给颐和园管理处，要他们制止红卫兵，并派他的秘书到现场，向红卫兵头目说明道理，郑重地向他们传达了他的意见： “颐和园的牌楼必须保护，不准拆除”。这个牌楼就这样被保护下来，至今仍然竖立在颐和园东宫门外。

重修恭王府，为“天下第一福”命名

恭王府，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曾先后作为和珅、永璘的宅邸。1851年恭亲王奕䜣成为宅子的主人，恭王府的名称也因此得来。恭王府历经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进程，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故有了“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说法。

1962年，周恩来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北京市有关部门拨款重修恭王府。就在那次重修时，考古人员在王府后花园的秘云洞内意外发现了失踪的福字碑。这“福”字大有来头：

据说康熙皇帝操心祖母孝庄皇太后身体康泰，为其“请福续寿”：他斋戒三日之后，化孝心于笔锋，一气呵成了震烁古今的“福寿”联体字。自得到了这“福”字后，孝庄皇太后的身体竟奇迹般康复了。有感于皇帝的一番苦心和孝心，也为了永久保存这世上独一无二的“福”字，孝庄皇太后命人将其刻石碑上，日夜抚摸，祈求多福。民间俱称这是康熙“请福续寿”带来的福缘。

北京人常说：“到故宫要沾沾王气，到长城要沾沾霸气，到恭王府就一定要沾沾福气！”恭王府的福气就来源于康熙御笔亲题、加盖有“康熙御笔之宝”印玺的福字碑。所以，当周恩来得知此碑被发现后，欣然将其命名为“中华第一福”，又称“天下第一福”。

曲阜的‘三孔’建筑

决不许任何人破坏

文革中的1966年11月，北师大的造反派头头谭厚兰一伙来到曲阜发动所谓“讨孔运动”。他们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鲁国故址，砸毁古碑，刨平孔坟……

“三孔”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即作出指示：“曲阜的‘三孔’建筑决不许任何人破坏，要谭厚兰务必在三日内返回北京。”他及时制止了这伙暴徒的暴行，使“三孔”免遭更大的破坏。

曲阜孔庙大成殿

1969年，周恩来顶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毅然下达了大修孔庙大成殿的指示，由国家拨款13万元，重点维修大成殿。山东省和曲阜县有关部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于1970年就完成了大成殿的大修任务。

秘密收购流失海外的文物

唐代韩滉创作的《五牛图》，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也是少数几件唐代绘画作品真迹之一，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五牛图》被劫出国外，从此杳无音讯。

韩滉《五牛图》

1950年初，《五牛图》被一位寓居香港的爱国人士发现。周恩来收到这位爱国人士的来信，信中说，他本来想从画商手中收购以献给国家，但苦于财力不足，迫切希望中央政府能购回这件流失在海外的中国绘画珍品。周恩来立即给当时负责文物工作的文化部作出三条指示：

一、派专家赴港鉴定，确定真伪，如系真品，立即购买；

二、派可靠人员专门护送，确保安全；

三、文物运回后，交给收藏条件好的单位妥善保管。

文化部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立即组织专家赴港，鉴定《五牛图》确系真迹，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以6万港币买下。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获悉：流失出去的大批珍贵文物被人带到了香港。经再三思量，郑振铎向时任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了紧急汇报。三人经反复研讨，决定以文化部的名义向周恩来汇报这一情况。

王献之《中秋帖》

王珣《伯远帖》

1951年3月，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立即同意由国家拨专款抢救文物，并成立文物收购小组，秘密进行文物收购，将一批珍贵文物及时抢救了回来。其中最著名的是1951年从香港购回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

此后，文物收购小组又在香港陆续收购了许多珍贵文物，如董源的《潇湘图》、宋徽宗的《祥龙石图》、马远的《踏歌图》、李唐的《采薇图》、吴镇的《渔父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40余件书画作品，都是古代绘画艺术的珍品。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默默感谢大家的收听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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