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的家族
殷周决战，早在商纣王的预料之中。武王观兵孟津，向殷商示威之后，纣王一度准备先发制人，攻打周人。各种诡异的征兆也预示着殷商与周国之间，将爆发一场惨烈的战争。如乌龟身上长出了毛发，兔子头上长出了角，有一种被称为夷羊的怪兽在牧野现身，这些都是“兵甲将兴”的预兆。
但是，商纣王万万没料到周武王会来得这么快，而且快杀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从胶鬲口中获知周人大军杀气腾腾，直奔朝歌而来，殷商君臣惶惶然，朝歌城中处处弥漫着恐慌的氛围。因为商军主力都派驻在外，朝歌和安阳“大邑商”已经没有几个士卒了。
武王伐纣之时，商纣王手下到底掌握了多少人马？先来看看殷商军队的编制和来源。
殷商军队按兵种可分为步卒、弓箭手、车兵和骑兵。步卒数量庞大，弓箭手也不少，卜辞中有“百射”“三百射”的记录，说明一支弓箭部队的最高人数可达三百人。车兵虽然存在，但是装备落后，殷商晚期的战车基本上就是商王日常出行、狩猎时乘坐的马车，没有打造专业的军用战车。战车制造技术还停留在六百年前的成汤时代，而且从出土的战车情况来看，稳定性和灵活性均不如周人。车战武器更是缺乏，只有三分之一的战车配备弓箭。骑兵数量少得可怜，与车兵一样，在交战中都无法对周人形成威胁。
殷商军队按驻地和职能，可分为禁军、戍卫军、族军和地方军。
禁军包括京畿、王宫卫队，以及商王侍卫军。侍卫军在卜辞中称为多臣、多隶，相当于周人的虎贲、虎臣，是殷商军队中的精锐。多臣、多隶通常由非自由民、羌人组成，还有一部分贵族子弟，他们的长官称为寝，地位在亚之下。京畿、王宫卫队在卜辞中称为多马卫、多射卫、多犬卫，他们除了拱卫京畿重地，还担负起治安警察的职责。
戍卫军，是指商王派往某地执行战斗任务的部队，有些要长期戍卫边关重地，有固定的服役期。
族军，属于王室贵族的家族部队，卜辞中也叫王族、子族、多子族。
地方军，就是方国诸侯所拥有的武装部队，如纣王征夷方时，攸侯喜麾下的地方军就参与了战斗。
殷商军队的编制主要是师、旅、大行、行，通常分为左、中、右三个编队，在作战时相互配合、支持。行是最基层的战斗团队，每个团队约一百人。左行、中行、右行，组成一个约三百人的大行。左大行、中大行、右大行组成一个旅，千人为旅。三旅为一师，三千人。殷商征方国时通常出动三千人，也就是一个师。
但在武丁时期，军队编制并没有额定的人数，有时候三千人为一旅，三旅即左、中、右旅为一师，包括九千名步卒以及车兵等部队，共一万人。卜辞中记录，武丁的“巾帼英雄”妇好有一次三千登旅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商王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独掌征兵、统兵、调兵大权。征调的兵员主要来自“众”“众人”，也就是农耕劳作者。“众”属于自由民，社会地位略高于非自由民“臣”“隶”。这说明殷商实行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度，闲时务农，战时为兵。商王征调兵员时，称“共人”或“登人”。
在殷商王朝的最后时刻，商军分散各地。《帝王世纪》中记载：“武王乃率诸侯来伐纣，纣有亿兆夷人，起师自容闾至浦水，与同恶诸侯五十国，凡七十万人，距（拒）周于商郊之牧野。”容闾，是指江淮地区。浦水，在今山西境内。另外沭河以东，今山东莒县附近的上虞，驻扎一支重兵，用以镇压东夷族的反抗。在最后的关头，纣王的“铁杆粉丝”有五十个方国诸侯，他们接到纣王的“勤王诏令”，也会派兵驰援朝歌。
在大决战之前，纣王拥有的兵力即使没有七十万那么多，至少也有一二十万。但是太过于分散，武王已经兵临朝歌近郊，火烧纣王眉睫，商军主力却还驻在千里之外的容闾、浦水、上虞，远水解不了近渴。朝歌和安阳“大邑商”危若累卵，殷商王朝命悬一线。纣王只好下达紧急“登人”的命令，从自由民甚至奴隶中强行征兵。
可是纣王能征到多少兵呢？这取决于安阳殷都的居民总数。根据考古研究成果，盘庚初迁殷都时人口有万余，武丁前后人口暴增，有七万至十万人。文丁时期增至十四万人，到了帝乙、帝辛之际，大概在二十三万人上下。
殷商时兵源主要是自由民，纣王时期安阳殷都的二十三万居民中，王室贵族及中小贵族约占人口总数的7%～10%，自由民约占82%～87%，非自由民包括奴隶和羌人约占3%。安阳殷都居民性别比严重失衡，男女比例为2∶1，男性居民超过十五万人。社会人口自然构成以男性中青壮年和青年女性为主。以此估算，纣王强行征募的士卒在十万左右，加上王宫卫队、纣王的侍卫军、隶属于贵族的族军以及最后驰援抵达的地方部队，总数十二三万，是伐商联军的三倍多。而十二三万这个数字，也远远低于史书中记载的七十万，或者后人臆测的十七万。
陈兵牧野
当周武王夜宿于百泉之时，商纣王的抵抗力量已经在牧野集结完毕。牧野，就是朝歌南郊的总称。古称国都之外为郊，郊之外为牧，牧之外为野。朝歌以南的数十里区域内，土地平坦，水草丰美，牛羊成群，所以也可称为牧畜之野。
商纣王选择牧野为战场，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朝歌缺乏坚固的城防体系，安阳殷都也没有城垣，小屯殷墟宫殿区周围只有一条武丁时期开挖的人工壕沟，东西约650米，南北1100米，深5米，宽10～20米之间。武丁之后，由于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王宫、京畿守卫制度，因而忽视了城垣的建筑。所以城市防御战一旦打起来，就是惨烈的巷战或者王宫保卫战。
假如商纣王能够设法与武王周旋到底，化空间为时间，等待各路援兵来临，胜负犹未可知。但是商纣王太自负了，他对战胜周武王信心十足，认为自己拥有三大优势：（一）兵力占优势；（二）周人远来疲惫，商军以逸待劳；（三）纣王多次远征夷方，野战经验丰富。
所以纣王毫不犹豫地在开阔平坦的牧野上，摆开阵势，布好战线，准备与周武王一决生死。《尚书·武成》中说：“甲子昧爽，受（纣王）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商军成梯次排列，第一梯队是强行征召而来的自由民，第二梯队是王室子弟、恶来和费仲等大小贵族的族军，第三梯队是王宫卫队和纣王的侍卫军。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周武王来战！
二月二十一日癸亥清晨，伐商大军自百泉朝着东北继续开拔，行走了一天，一二十千米，在夜晚抵达牧野。周武王下令停止前进，摆开队形，就地过夜休息，以消除一天劳顿的疲倦，养精蓄锐，迎接明早的恶战。
伐商大军队形还没有拉开，突然间又下起暴雨来。雷电轰鸣，天空晦暗，牧野上漆黑一片。大军统帅吕尚激动地大叫起来：“太好了！雷电，是天帝在响应我军的脉动！”
初春寒风料峭，然而伐商大军必胜的信念，让他们炽热的激情如同愈燃愈旺的烈火。在暴雨之中，士兵们齐声高唱，伴随着有节奏的战鼓声，欢快地舞蹈起来，丝毫不见疲倦之色。
暴雨下了一整夜，翌日凌晨时分终于渐渐停息了。
这一天是周武王十一年（帝辛三十祀）二月二十二日甲子，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尚书·牧誓》说：“时甲子昧爽。”昧就是平旦、寅时，凌晨三时许。暴雨过后的牧野上，到处弥漫着清新的气味。这种清新之感，令所有的人都终生难忘。他们用一个“爽”字来形容。爽，就是精神上轻松，身体上愉快。这就是牧野大战前周人对生死的一种切身体验。
战争，有生还，也有死亡。周武王的伐商大军都称得上是无畏的勇士，他们将成为最伟大的胜利者，留名于青史。
被暴雨洗涤过的夜空异常明澈。这时候人们抬起头，发现了夜空中奇异的天象——木星正当中天，尤其显眼。七天之后，武王身边的史官——右史利，将当时亲眼所见的天象铭刻在一尊青铜器上。这就是利簋铭文中的“岁鼎”二字。
除了木星现于中天，在牧野之战前后的真实天象还有月亮落在房宿，太阳在箕、尾二宿之间，日月会合于斗宿，火星在女、虚、危三个星宿之间，太阳与水星同时落在北方七宿，也被史官忠实地记录下来。至于东汉桓谭《新论》称，“甲子，日月如连璧，五星若连珠”，是后人不实的附会。
在那个深信天命和鬼神的遥远年代，这些天象被周人视为上天的启示，成为证明“武王革命”合法性最有力的证据，让神圣的“天命”概念，能够在笔端下描绘出来，真真切切地展现于世人面前，不再那么虚无缥缈。
战争中士兵的情绪和心理，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周人从天象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看到了未来。这促使他们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依然面不改色、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地杀敌。
时值夜将明而未明，商军严阵以待，飘扬的旌旗在朦胧夜色中依稀可见。周武王下令点燃油脂火把，火光照亮脚下的道路。
东汉的学者王充说，周人点燃火把，是“权掩不备”。凌晨时分，纣王大军有的还在帐篷里睡大觉，有的已经被雨水浸泡了一个晚上，军心涣散，阵脚不稳，周人趁势发起猛烈的攻势。这是周武王为灭纣搞的两个阴谋诡计之一。另一个诡计是吕尚“奸谋惑民”，也就是喂朱砂给小孩子吃，让小孩子浑身赤红，待小孩子长大后，教他说：“殷商要灭亡了。”殷商民众看到小孩子全身上下红彤彤的，以为他是天神，倍加膜拜。所以听到“天神”说殷商要亡国了，就真的认定纣王快完蛋了。
王充治学态度严谨求实，吕尚喂小孩丹砂的事看似荒唐，也并非空穴来风。但周人擅长运用心理战术，来瓦解敌国的民心与士气，却是不争的事实。周人也善于鼓动民心，激励士气。上万个油脂火把映红了牧野的夜空，周武王身披轻甲，左手拿着黄金斧钺，右手举着白旄旌旗，面对满怀期待的数万将士，发表慷慨激昂的阵前演说，这就是著名的《牧誓》。
改变华夏文明的关键一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摘自：《殷商六百年：殷周革命与青铜王朝的兴衰》 柯胜雨/著 天喜文化·天地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