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四家具身智能公司的机器人在今年春晚的舞台上旋转跳跃时，台下关注的不仅有全国观众，还有成千上万的投资人。这场“机器人秀”是中国科技实力的一次集中展示，也让人不禁思考：这些突然闯入大众视野的人工智能企业，究竟蛰伏了多久？在漫长的成长周期里，它们是否获得了足够的“耐心资本”的陪伴？
“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科技型企业，常态化实施上市融资、并购重组‘绿色通道’机制，以科技金融支持创新创造。”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段表述，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金融“活水”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的最前沿。
科技金融是推动科技与金融双向促进的重要支撑。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科技金融位居首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的重要关口，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体系向高阶形态跃迁、塑造未来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
今年全国两会，围绕科技金融如何更好地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代表委员们带来了来自一线的观察、实践的探索和系统的建言。
01 从“实验室”到“市场”需跨越鸿沟
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快速突破，让人们对其产业未来充满期待。《具身智能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具身智能和机器人领域投资事件数达744起，融资总额735.43亿元人民币。“2026年开年以来，已有数十家产业链相关企业宣布融资进展，10亿元量级融资事件接踵而至，估值破百亿元企业已达7家。”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任王汝芳介绍道。
“登上2026年央视春晚的四家企业机器人都具备了多模态感知、实时决策、动态平衡和灵巧操作等能力，能够应对非结构化环境并与人进行自然互动。这标志着行业已从早期的单点技术突破，迈向体系化、规模化的集群发展，实现了从‘机械执行’到‘具身智能’的跃迁，意味着行业已从‘炫技’转向‘实用’，进入商业化的关键窗口期。”王汝芳表示，行业仍面临机器人大模型技术瓶颈、应用场景突破等诸多挑战，“真正的爆发仍需以量产能力、成本控制与场景价值验证为前提”。
这个窗口期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头部企业将加速跑出，而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将面临淘汰。王汝芳指出，未来1至2年，头部企业的交付规模与盈利情况，将成为判断行业是否跨越“死亡之谷”、进入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指标。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唐冬生在长三角和大湾区调研了数十家机器人企业。他同样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做工业机器人的企业，技术展示很炫，但订单量却不尽如人意。“工业产线是标准化的，操作也是标准化的，传统的编程机器人已经够用，成本还低，现阶段许多工业场景并不需要更贵的智能机器人。”唐冬生分析。
工业场景暂时不需要，特种场景市场太小，真正的突破口在哪里？唐冬生调研发现，服务业正在成为智能机器人加速落地的领域。有企业做“跟随式音响”，能根据用户的情绪播放音乐，产品卖到欧洲市场利润不菲；有企业做“轮式保健助理机器人”，一家企业一次性给了1万台订单。
这些探索揭示了从技术到市场的关键路径，但资金瓶颈依然是绕不开的难题。正如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会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赵晓光所说，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需要一个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引擎，这个引擎的第一次点火，往往就是资金投入的支持。种子基金、天使基金、创投基金等金融产品的支持，能够激发科研团队快速启动引擎，把技术成果转化为服务市场的商品。
02 破解金融与科技供需矛盾
智能机器人从“能用”到“好用”需要找准场景，但当企业找准了方向、拿出了产品，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融资能否及时跟上？
“大部分成功的企业，也都经历过九死一生，很多都有曾经命悬一线，现金流差点枯竭的经历。”王汝芳告诉记者，有研究显示，只有约20%的AI初创公司能成功从种子轮过渡到A轮，这意味着近80%的团队在看到产品曙光前就已“断粮”。实验室里的技术很酷，但离能卖的产品还有距离。这段漫长的“验证期”需要持续“烧钱”。
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商用”的过程中，这些团队面临的最大资金瓶颈，本质上是“硬科技研发的长周期、高投入”与“资本市场追求短平快回报”之间的矛盾。
这恰恰是当前许多科技型中小企业面临的现实困境。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浙江杭州市委会主委罗卫红长期关注这一领域。她指出，科技型中小企业往往“身轻如燕”——轻资产、高风险、长周期，而传统金融则习惯于“看碟下菜”——重抵押、重短期现金流。“症结并非简单的资金短缺，而是金融供给与科创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配。”破解这一矛盾，需要一套能够识别企业真实价值的“科创语言”。
杭州的“创新积分制”正是这样一项先行探索。它将企业复杂的创新能力——研发投入、专利质量、人才结构等——转化为一套标准化、量化的数据指标，用统一的“科创语言”识别企业价值，将“创新含金量”转化为“信用额度”。
浙江孚临科技是一个典型案例。据罗卫红介绍，这家主营数字金融的AI企业，按传统银行授信模式，因缺乏抵押物难以获得贷款。通过创新积分体系，综合评估其研发投入、发明专利等指标，企业获得“滨创分”85分，最终匹配1000万元信贷支持，确保了“灵知双基座金融大模型”的研发迭代按计划推进。“如今，孚临科技已成为金融AI领域的隐形冠军。”罗卫红说。
“杭州还在探索AI技术赋能。”罗卫红介绍，杭州资本推出的“润苗基金大模型”，瞄准早、小、硬的科技企业，可不再依赖企业“申报”，而是通过算法主动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出那些技术壁垒高、创新潜力大但尚未被广泛关注的“硬科技”种子选手。基金存续期长达20年，成立3个月已投资28个项目，其中50%以上是首轮融资。
从创新积分到润苗基金，杭州的实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先用积分制识别企业价值，再用长周期基金陪伴企业成长。2025年，创新积分制被国务院纳入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更多地方正在跟进这一探索。
“那些被大家熟知的企业并不是突然一下就冒出来的，我们常说，要先忍耐十年不鸣的蛰伏，最后才可能会一鸣惊人。”在罗卫红看来，科技创新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挑战，在那些企业还不曾为人所知的时光里，政府要耐心等待和陪伴。
杭州的探索是从地方层面破解“看不懂”的难题，从国家层面建立一套识别机制同样重要。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院长范小云建议，探索建立重大科技任务的识别甄选机制，结合技术、经济、安全等综合指标，遴选出项目“白名单”。同时，针对不同技术成熟度等级建立风险评估标准和指南，并将系统性强的重大任务进行模块化解构。“这种机制能有效建立起科技界与金融界的沟通、协同与互助桥梁，引导金融更有序、更安全地参与到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支持中。”范小云说。
03 让更多“长钱”流入创新赛道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如何落地？代表委员们从不同角度带来具体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广东省委会副主委何杰关注到银行资金进入创投市场的通道。国家已经放开银行AIC（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试点扩大到18个省份，可以进行直接投资、投贷联动。他建议进一步开放中小商业银行，包括城商行、农商行，“因为科技型企业规模不大，太小的体量让大行去做不太经济”。同时，针对目前直接投资风险权重高达400%的问题，他建议适度放宽指标。
更大的挑战在于银行文化。何杰指出，银行传统上是看过去、锦上添花，创投是看未来、雪中送炭。“要让银行养成‘股权文化’，还需要引进人才、付出时间成本。
罗卫红关注的则是国资考核问题。国有资本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力量，但长期以来对“保值增值”的刚性考核，与科技创新“高风险、长周期”的特性存在矛盾。她建议在企业国有资产法中为差异化考核预留空间，对投向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的投资实行跨周期考核，允许5至10年甚至更长周期内综合评估成果。同时，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明确尽职免责标准，让管理者敢于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行投资。
赵晓光从金融产品的角度提出，更加丰富的组合金融产品是AI企业抢占全球竞争主动权的加速器。融合社会各方力量的金融产品，能够显著降低融资成本，扩大融资规模，强化多方金融监督，实现更优化的投入产出，支持更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紧密结合。
如何从机制上解决银行不敢贷、风投不愿投的“断层”问题？王汝芳也提出了系统性的建议。他认为，既要进一步扩大“投早、投小”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的规模，解除其后顾之忧，也要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畅通“募投管退”大循环，进一步打造与新质生产力“高风险、高成长、轻资产”特征高度适配的资本形成机制，建成更具包容性、适应性、稳定性的现代化资本市场。还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完善“债权+期权”的投贷联动机制，构建“股贷债保”综合金融生态，重塑间接融资服务范式，从而让银行敢于、善于“贷早、贷小”。
要想让更多资金有“投早、投小”意愿，还需要畅通的退出路径。从科技成果转化全周期的视角出发，全国政协委员、民革河南省委会副主委、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副院长马珺建议，鼓励设立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扩大基金份额转让试点范围，拓宽早期投资退出路径。
04 让企业在科技创新的“雨林”中茁壮生长
解决了资金问题、找到了可行路径、完善了制度细节，更深层的挑战在于生态的培育。
何杰在研究美国硅谷经验时发现，加州法律对科技型企业的竞业限制较少，技术人员可以自由择业，不受太多约束，形成了“可以换工作，但不换停车场”的文化——教授带着学生，很快就能把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这个“微小的制度”，对硅谷的支撑作用很大。何杰观察到，国内当前的竞业限制范围极其广泛，把很多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人员也纳入其中，限制了人员的自由流动。他建议在法律或司法解释层面寻求突破，让创新人才自由流动起来。
另一个被忽视的细节是“多重表决权”。在何杰看来，对科技型企业而言，创始人和核心技术人员的价值最大，股权不能过于稀释。2024年7月1日实施的新公司法已经允许公司设置多重表决权，深圳2020年在科技创新条例中就已先行探索。何杰认为，这项制度对科技型企业非常关键，需要大力推广并在工商登记时作出明显标识。
何杰表示，新兴产业的发展一定要更多地通过直接融资。“直接融资有价格发现功能，有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可以建立一个广泛的试错过程。”何杰建议，政府和监管机构不要去指定技术路线，也不要去对它有过多盈利时限的指标要求。
何杰用了一个比喻：政府要培育的是“热带雨林”，而不是“精耕农场”。“最后谁能冒出来不知道，一定是靠市场试错、投资人选择，共同发现价值、挖掘价值、实现价值。”何杰说，从DeepSeek到杭州“六小龙”，创新很多是在小企业、在大城市产生的，因为这些地方更有利于创新。
吸引中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同样是培育“热带雨林”的关键一环。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上海市委会副主委、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表示，吸引中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一方面要提升上市公司质量，让“长钱”愿意进来；另一方面要创新投研方法，夯实长期投资基础。
罗卫红用杭州的实践印证了这一观点。她介绍，杭州正在构建“五位一体”财政金融科创企业服务机制，涵盖投资、贷款、补贴、担保、保险五大资金要素，促进政策链、创新链、资本链、产业链、人才链“五链融合”。目前累计为科创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规模超50亿元。
培育“热带雨林”，需要时间的沉淀。赵晓光回忆起2012年春晚上那群身高30厘米的小机器人，当时只是事先编好程序、现场再现，但那个萌萌的形象，在无数孩子心中种下了机器人的梦想。“十几年过去了，如今孩子们在学校科学课堂上，已经开始自己动手制造一台小机器人的‘身体’，学习编程，给小机器人一个聪明的‘大脑’。当年在他们小小心灵中种下的那个梦想，已经成为激励他们成为科技栋梁、新质劳动者的原生动力。”
真正的科技创新，从来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如今，这场马拉松的赛道上，金融“活水”正在源源不断地汇入。
《团结报》2026年3月12日第4版
作者 _ 李筱
本期编辑 _ 闻超 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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