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物娱记
编辑|人物娱记
昨日，一则“王健林再卖48座万达广场”的新闻冲上热搜榜首，这是继2023年万达商管因对赌上市失败陷入债务危机后，万达集团又一次以“卖卖卖”的方式收缩战线。
截至今年5月，王健林已累计出售超过78座万达广场、多家酒店及万达电影股权，但债务压力却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曾经高呼“清华北大胆子大”的商业巨擘，为何沦落到靠“断臂求生”续命？这场资本游戏的终局又将指向何方？
对赌“套娃”引爆连环危机
王健林的困境，始于一场跨越十年的资本豪赌，2016年，万达商业从港股退市时，王健林与投资者签订首份对赌协议，承诺2018年8月前完成A股上市，否则需以400亿港元回购股权。
但是随着房地产行业进入去杠杆周期，万达的A股上市之路屡屡碰壁，2018年协议到期后，王健林不得不引入腾讯、苏宁等资本，签下第二份对赌协议，将上市期限延至2023年。
为筹集资金，万达开始大规模抛售资产，2017年以637亿元甩卖文旅项目和酒店，2020年出售海外游艇品牌圣汐国际，2024年将英国传奇影业股权清仓。
但这些举措并未扭转颓势，2021年，万达商管第三次签署对赌协议，向22家投资者融资380亿元，承诺2023年底前登陆港股。
直到2023年2月曝出的“财务数据造假”风波，叠加合作伙伴万科发起的股权冻结诉讼，彻底堵死了上市通道。
三次对赌如同连环地雷，最终在2023年底引爆，按照协议，万达需偿还380亿元本金及8%年息，而账面现金仅133亿元的王健林，只能将最后的“底牌”，万达广场摆上货架。
万达向轻资产模式的艰难转型
2015年，王健林提出轻资产战略，试图通过输出品牌管理替代重资产持有，2024年出售的48座万达广场中，万达仍保留运营权，通过收取管理费维持收益。
表面看，这既能回笼资金，又能降低负债率，但数据揭示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万达商管2024年净利润同比下滑11.55%，酒店业务毛利率跌至36.32%。
更严峻的是，其短期借款同比激增190%，长期借款突破1064亿元，资产负债率攀升至82%。
轻资产模式的核心矛盾在于，剥离重资产虽缓解了债务压力，却削弱了长期造血能力。
万达广场作为现金流“奶牛”，2021年五一期间销售额达111亿元，而2025年同期新增上百座广场后，销售额反而锐减51亿元，客流量下降近千万人次。
当核心资产的运营效益持续走低，品牌管理的溢价空间必然萎缩。正如业内人士评价，“这就像砍掉果树的枝干，却指望仅凭树根继续结果。”
48座万达广场的接盘方名单
由太盟投资、腾讯、京东等组成的财团，以约500亿元拿下这批资产，太盟作为万达的“白衣骑士”，早在2024年3月便注资600亿元纾困。
腾讯和京东则意图将线下场景与数字生态融合，打造“智慧商业体”，险资阳光人寿则看中6%的稳定租金回报。
这场交易不仅是资本逐利，更预示着商业地产格局的重构，传统开发商让渡资产所有权，科技巨头与金融机构主导资源整合。
但资本的游戏规则同样残酷，万达商管股权遭多次冻结，王健林持股比例从70%稀释至40%，太盟等投资者已掌握话语权。
若未来上市无望，万达可能彻底失去对核心资产的控制，这种“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正在将王健林推向“为他人作嫁衣”的悬崖边缘。
万达的困境
与恒大、融创等房企类似，万达依靠高杠杆快速扩张，其总负债在2019年一度逼近6000亿元。
但电商冲击导致商业地产租金回报率降至5%-8%，去杠杆政策又掐断了融资渠道。当资本狂欢退潮，裸泳者终将现形。
值得玩味的是，王健林始终坚守“不烂尾、不欠薪”的底线，这与恒大“躺平”形成鲜明对比。
但这种道德优势无法抵消商业模式的致命缺陷，万达的案例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行业转型期，仅靠“卖资产还债”的权宜之计，终将陷入“越卖越弱”的恶性循环。
结语
2025年的王健林，或许会想起2017年年会上高歌《一无所有》的场景，彼时的“凡尔赛”已成黑色幽默，如今的万达正站在生死岔路口，是继续割肉求生等待奇迹，还是重构商业模式涅槃重生？
商业世界的法则从未改变，唯有创造可持续价值的企业，才能穿越周期迷雾，当轻资产转型的阵痛与资本围猎的压力交织，王健林的抉择不仅关乎万达存亡，更将成为中国商业地产转型的风向标，这场博弈的终局，或许就藏在下一个热搜里。
信息来源：
《王健林已被冻结4.9亿股权 多家企业已吊销或注销》——大象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