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历任美国总统们有什么一以贯之的战略？推动制造业回流，无疑是重中之重。
然而，从奥巴马的“再工业化”、到特朗普的贸易战、再到拜登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在这些美国总统的长期不懈努力下，美国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终于从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12%，一路下滑到了2024年第四季度的：
9.9%
但特朗普没有放弃。就在4月29日，他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对进口汽车零部件和在美组装汽车的生产商给予一定补偿，继续为制造业回流加码。
尴尬的现实，与美国总统们全力以赴的震天口号，形成无比鲜明的落差。不管怎么砸钱，制造业就是回不来。
为什么当世第一强国在全世界巨头企业的配合下，调动全部资源力量，依然无法让制造业回流？
让制造业回流美国，是不是一个压根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个问题的背后，藏着“美国模式”的终极命门。
“大项目”频频烂尾
威斯康辛州，芒特普莱森特（Mount Pleasant）。一座孤零零的玻璃穹顶建筑映入眼帘，四周荒草丛生。这次曾是威斯康星州以破天荒的30亿美元税收为筹码，力邀富士康打造的“美国制造”标杆项目——全球顶级液晶面板生产基地，2017年签约时，号称4年内投资100亿美元，创造1.3万个就业岗位。
特朗普亲自挥舞金铲子破土动工，夸它将成为“世界第八大奇迹”，郭台铭表态要“打造最先进的制造工厂”。
如今，荒凉的背景下，是投资额不足承诺的1/10，就业岗位仅兑现11.5%的现实。
2024年，拜登踩在这片曾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土地上，勃然大怒。“富士康工厂，就是一个骗局！”
然而，拜登自己推动的“大项目”，成果又如何？也没好到哪里去。
俄亥俄州，芒特维农（Mount Vernon）。一块空旷的农田，土地平整如初。工地上偶有卡车驶过，更多时间只是风吹黄土，一块“未来工厂”的标牌在寒风中吱呀作响。
这里，就是2022年Intel宣布将投资200亿美元的“美国最先进的晶圆制造基地”。拜登亲自站台动工，称赞其为“美国制造业重建的起点”、“历史性投资”。
开工几个月后，工地围起了蓝白相间的临时围挡，写上了“Silicon Heartland”——硅芯心脏地带。地方政府倾尽所能，全力配合：20亿美元税收减免、土地优先审批、基建全程托管，甚至为此启动了半导体人才专项培训。
然而，一年半过去了，工厂依然静悄悄。项目总预算却从预估的100多亿美元，膨胀到接近300亿。审批流程迟迟未过，一些关键设备卡在拨款流程里，连建设队伍都无法全面进场。
Intel CEO帕特·基辛格公开吐槽：“审批太慢，投资节奏完全被打乱。”
《纽约时报》2024年3月调查显示，《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过两年后，美国宣布的53个半导体项目中，真正进入实质施工的不到一半，多数还卡在选址、环评甚至承包商未定阶段。
对于见惯了大项目“绿色通道”，“签约即动工”，“当年签约、当年动工、当年投产”的中国地方官员来说，这样的进度可以说是难以想象，闻所未闻。
但在美国，这就是一种常态。政府、企业、政策、资金统统都不缺，但项目就是始终无法推进。
为什么会这样？答案，要从美国发展的大趋势里面去找。
很多人尤其是美国人，总想当然地以为，制造业是被中国“抢”走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美国制造业的流失，是一条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开启，持续了40多年的“下坡路”。
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历史峰值是1979年，约为1950万人。到2000年，只剩下1750万人，整整减少了200万人（BLS）。
那个历史阶段，中国还没进WTO呢，离“世界工厂”很远。让美国制造业开始“出走”的，是日本、德国，以及那一波全球化加自动化的早期浪潮。
所以，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就遭遇了“日式冲击”。以汽车、家电、半导体为代表的日本企业，用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把美国制造一步步逼出了市场。
进入90年代，美国制造业的产值虽有增长，但背后的逻辑早已变了。自动化开始普及，信息技术渗透进车间工厂，原本需要100个人干的活，变成10个人也能搞定。
此后，制造业的就业也一路下行。1990年占比为16%，2000年降至13%，2010年干脆跌破10%（BLS）。
从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来看，趋势更为明显。
1980年代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接近18%，到1990年代的14%–16%，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12.0%。此后又过去15年，在反复提起的“制造业回流”口号中，2023年跌到10.2%，2024年更跌破10%大关，降至9.9%（BEA）。
其间，有奥巴马时期提出的“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以高科技制造带动产业升级；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减税、贸易战双管齐下，试图“逼迫制造业回国”；拜登政府则主打“重建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法案提供数千亿美元补贴，打造“美国产业链自主”。
种种尝试，统统惨淡收场。可见，美国制造业的“出走”早已注定。
真正让制造业“拒绝”回流的，是美国自身的资本偏好、人才、配套与全球产业布局。
美国资本的真实偏好，早就不在工厂，而在“轻资产”。
比如《芯片法案》等刺激政策，确实拉动了短期投资，但制造业在私人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依然只有17%，远低于知识产权类投资的31.3%（BEA）。
即使是回流的项目，大多也集中在半导体、电动车和清洁能源这类高技术、高投入、低就业密度、链条极度依赖外部配套的“战投产业”。
Reshoring Initiative 数据显示，这三类项目占所有回流投资的比例已超六成。
比如，特斯拉在内华达州建设电池包工厂，但关键矿产依旧依赖中国。LG化学在2024年宣布缩减在美投资，理由是：上下游供应链根本接不上。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也因工程师短缺，原定2024年的投产计划被推迟至2025年底。
无论是资本、人才还是配套，缺口未解，美国制造业的“归途”依旧遥遥无期。
像Intel的滑铁卢，就暴露了美国本土的现实条件，真的撑不起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本土具备晶圆厂运营经验的工程师屈指可数，Intel只得从海外多地临时调人支援，却依然远远不够。而芯片制造所需的高纯度化学品、精密设备，则依旧要依赖从日本、台湾等地进口，每一次延误都可能让整条线停工。
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小时工资是新兴市场的6-8倍。2010年，富士康落户郑州招工，迅速聚集了30万产业工人。而在威斯康星州，下了血本还是招不满，最后被逼的考虑从中国派员工过去。招聘公司对媒体大倒苦水：“在我们的市场上很难找到熟练的劳动力。”
在配套上，无数的关键零部件都需要从外部供应，碎片化的产业链想要缝缝补补，绝对是困难重重。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美国制造业回流的阻力，不仅来自市场，而是来自制度本身。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天然对制造业形成了系统性挤压。
作为全球结算货币，美元承担着为全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功能。各国要开展国际贸易，就必须先拿到美元储备。这就要求美国长期保持对外开放的市场，并持续向全球“输送美元”。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维持大规模贸易逆差，让全世界卖货给美国。
而这套机制，带来一个著名的“特里芬悖论”：
美国若想让本币成为世界货币，就必须对外持续输出流动性，也就是长期维持贸易赤字。
而制造业一旦真正在美国复兴、出口增长，贸易逆差就会收窄，全球美元的供给就会变紧，美元的货币地位反而会不稳。
制造业靠的是出口、靠的是盈余。金融霸权靠的则是逆差、靠的是消费。两者目标相反，路径冲突。
结果就是：
为了维持美元的全球地位，美国必须始终“消费大于生产”。
这让制造业在经济系统中的战略地位不断下滑。不管怎么补贴、怎么建厂，最终都要面对一个基本面现实——美国的经济角色已经被美元锁定在“金融中心”，不是“制造中心”。
与此相关的是，制造业回流美国，面临一个根本难题——投资回报率太低。
目前美元的无风险存款利率维持在 4.5%~5% 区间。这意味着，在当前环境下，资本只要选择最简单的高收益储蓄工具，没有折旧损耗、没有用工风险，更没有地缘与政策的外部变量，轻轻松松就能稳稳实现年化 5% 左右的回报。
而制造业呢？典型代表企业的财报表现早已说明了一切：
英特尔，2024年全年营收 531 亿美元，净亏损高达 187.6 亿美元，净利率直接降至 -35.3%（新浪财经）；
特斯拉，2024年第一季度净利率仅为 5.3%，刚好打平当前的美元存款利率（新浪财经）；
波音公司，2023年全年亏损 22 亿美元，这家被称为“美国制造门面”的企业，过去三年几乎没有哪一个季度盈利。
这些企业已经代表了美国制造业中“最强的一批”，拥有政策扶持、人才资源和技术积累的全面优势。但即便如此，也难以穿越这个回报与风险严重错配的周期。
当连行业塔尖企业都难以为继，资本自然不愿进入更重、回报更慢的中下游制造环节。
资本不来，人才不进，制造业的“回流”，最终只能停留在图纸与口号上。
这一次特朗普重返白宫，马斯克接手“政府效率部”（DOGE）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裁员。
他把多个流程臃肿、协作效率极低的政府部门直接砍掉或重组——比如能源部和商务部下属的审批协调组，他推进试点取消“二级审批机制”，推动制造项目可以直连决策人，不再层层盖章、环环等批。
马斯克的做法，其实反映的是制造派对官僚体制的系统性愤怒。
被清理的8500多个联邦合同与超过1万个拨款项目，很多正是“中间承包型”行政机构：本身不产出决策，只靠“处理流程”维生，反倒把本该直达制造企业的资源掐在流程上。这类“流程黑洞”，被马斯克称为“制造业效率的沉没成本”。
但老马的愤怒，很难真正改变美国的整套系统。
制造业为什么“拒绝”回流？
不是美国地不够大、钱不够多，政策不够响，而是“美国模式”的整套系统从底层逻辑上就写了个“拒绝制造”。
这不是哪一届总统的问题，而是美国把自己硬生生活成了一个不适合做制造业的国家。
所谓国运，大抵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