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制度选择
跨境资本流动、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选择是开放经济研究中的经典课题，随着跨境资本流动自由度的不断深化，汇率将成为影响本国经济波动的重要渠道。
而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之间存在权衡关系，因此汇率制度的选择成为决定本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变量。
IMF根据各成员国汇率安排的实际情况，将汇率制度划分为硬钉住、软钉住、浮动、其他等合计十种类型。
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文献中的汇率制度构建大体可以划分三类，分别是固定汇率制、管理浮动汇率制和完全浮动制，其中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又可以通过参数设定模拟出多种强度的政策类型。
接下来，本小节从汇率制度选择，以及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实现机制角度入手，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相关文献
对最优汇率制度的研究经历了从经济因素入手到综合考虑制度因素的演变过程。自从Mundell开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以来，对最优汇率制度的探讨以及汇率制度决定因素问题成为开放经济学的重要课题。
纵观汇率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和固定汇率之间的优劣判定。
Fischer认为在资本高度流动的情形下，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具有先天的危机倾向，而自由浮动或具有强承诺机制的货币局制度和货币联盟制度属于占优政策。
随着Obstfeld和Rogoff开发了开放经济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小型开放或两国开放DSGE模型成为研究最优汇率政策的重要方式。
Gali和Monacelli在小型开放新凯恩斯模型中探讨了最优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选择问题，不仅对比了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的差异，并将商品价格区分为不可贸易品物价和国内物价两种类型。
但货币当局抉择的关键依然是在汇率贸易稳定和产出通胀稳定进行权衡，相比而言以国内物价稳定为锚定目标的泰勒规则能够达到更高的福利水平，而以不可贸易品价格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会加剧汇率波动。
DePaoli通过构建的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发现，小国经济体最优货币政策需要对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同时做出反应，因为小国经济体的需求对汇率敏感度较高，汇率波动会改变需求规模从而对总产出产生冲击。
Changetal.基于中国经济运行模式，通过建立一个含有贸易顺差和资本管制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并对比分析了固定汇率制与完全浮动汇率制下的家庭福利水平，认为自由浮动汇率制在应对外部冲击时更降低经济波动，并且福利损失更小。
部分研究将金融系统纳入开放经济模型之中，探讨金融体系约束下的最优汇率制度选择。
Faia在含有金融加速器的两国DSGE模型中对比分析了固定汇率制度、盯住不可贸易品价格的利率政策、锚定国内物价的泰勒规则的政策效果。
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在国际冲击传递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固定汇率制度和贸易开放加剧了产出波动的国际联动性，而泰勒规则有助于降低经济波动，此外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能够缓解产出波动程度。
Gertleretal.将外部融资约束引入小型开放经济模型中，考虑了汇率制度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固定汇率制度将会引发金融危机，而且固定汇率制下的福利损失明显大于浮动汇率制度。
梅冬州和龚六堂从企业部门资产端出发，直接构建了企业资产价值和汇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区分了企业持有外币资产高低规模两种情形。
模拟分析发现，浮动汇率制度下的福利损失最小，但是可能使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虽然福利改善不及浮动型制度，但是能够避免经济走向极端情形。
而固定汇率制度将会加剧外部冲击向国内的传递，因此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是最适合新兴市场国家的制度选择。
彭红枫等发现，在资本账户开放下，完全浮动型汇率制度下的经济福利水平最高，但是在管理浮动型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制度转型过程中，应当适当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
徐雅婷和刘一楠构建了一个企业部门通过房地产抵押进行境外融资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研究发现房地产价格和汇率之间存在互相促进的加速循环关系。
资产价格下降和本币贬值相互强化增加了金融体系风险积累，因此稳定汇率波动幅度的政策是资本账户开放的重要保障。
还有其他文献对资本账户开放顺序、汇率市场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冲击来源差异对两者关系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国外冲击对两者的负向影响较大。
在实证检验方面，Ohno和Shimizu探讨了开放经济环境下亚洲国家房价变动因素，汇率和资本流动是影响房价波动的重要变量，其中汇率波动和房价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本币升值将会加速房价上涨。
Obstfeldetal.探讨了汇率制度在应对全球金融冲击时的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名义汇率制度扮演了重要角色，相对灵活的汇率制度能够缓解全球金融冲击对国内经济变量的影响。
Frankel认为大多数国家没有采用角点解，而是实施中间汇率制度，作为一种安排，中央银行一方面允许汇率在一定程度波动，另一方面通过储备来吸收汇率波动压力，因此汇率变化与外汇储备变化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
在我国经历了汇率改革后，学者们对汇改后的中国汇率制度的关注度也在提升。Frankel和Wei实证研究表明在新的汇率制度下，中国汇率制度的灵活性还仍有待提升，虽然汇率指数调整为盯住对一篮子货币，但美元权重依然较高。
Moosa和Li认为，虽然我国实施了将汇率指数与一篮子货币挂钩，但是实证检验和特征事实并不支持这一证据。江春等通过对二〇〇五年七月至二〇一六年七月的样本分析得到我国货币政策类型为管理浮动制下的拓展型泰勒规则。
有关冲销干预实现机制的文献
浮动型汇率制度作为一种不需政府调节的制度安排，政府部门仅需要做好市场的“守夜人”。对于管理浮动型汇率制度和固定汇率制度而言，政府部门需要采取积极的方式对汇率波动行为进行调节，以便将汇率控制在合意水平。
从理论上看，抑制汇率波动的手段主要包括两类，一种是基于数量型规则的冲销干预政策，另一种是基于利率平价机制的利率政策。
对于前一种操作方式，外资流动引发的汇率波动将会通过发行本币对货币进行吸收，从而将汇率波动转化为本币供应量的波动，降低了本国货币供应规则的独立性；
对于后者，可以通过调节利率与汇率贬值方向的一致性来实现稳定汇率走势，与此同时将会降低本国利率政策的独立性。
Engel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冲销干预的作用机制，研究认为冲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资产互换。即中央银行调整自身资产组合的构成，从而也改变了公众持有的资产组合结构，同时还探讨了中国采用冲销干预和货币政策的组合政策对美国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从政策模拟角度来看，在DSGE模型中引入冲销干预有三种方式。第一种以Changetal.模式为代表，Changetal.以中国贸易顺差时的外汇储备形成机制危机出。
研究了中央银行因贸易顺差持有大量国外资产时，为了缓解外汇占款对本国货币供给的冲击，央行通过发行央票进行冲销干预，后续部分学者遵循了这种冲销干预机制设定。
第二种以孙俊和于津平，张勇为代表，他们改进之处在于将汇率引入冲销干预方程。
孙俊和于津平在两国DSGE模型中区别构建了大国和小国货币政策机制，大国采用传统的泰勒规则，小国货币政策则是央票发行对经济波动的反应函数。
从而将汇率波动机制与冲销干预结合在一起，较好的刻画了冲销干预的运行机制，然后在此基础之上探讨本国福利水平在不同类型的跨境资本流动下的差异。
张勇则是将本国外汇储备与汇率波动（直接标价法）联系起来，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外汇干预政策能够减小汇率波动，但其作用效果因冲击来源而存在差异。
第三种以Montoro和Ortiz、王爱俭和邓黎桥为代表。王爱俭和邓黎桥构建了汇率任意调整、基于汇率变动逆势调整的规则干预、基于实际汇率失调调整的规则干预的三种汇率干预形式，比较分析了不同干预方式对汇率波动程度的影响。
研究发现基于规则的汇率干预政策能够更好的稳定汇率波动，中央银行事前预设好汇率干预区间有利于降低干预成本，起到更好的干预效果。
Montoro和Ortiz采取同样的模型设定，研究结果发现，外汇干预与货币政策有较强的协同效应，同时外汇干预政策能够防范外部金融风险冲击的效果。
若采用规则型干预机制能够起到较好的预期引导作用，政策效果明显优于相机抉择机制。类似的结论也出现在Benes、Devereux和Yetman等文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