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深渊：吴谢宇案》：当代家庭之困

《人性的深渊：吴谢宇案》 吴琪 王珊 著 三联书店/生活书店

吴谢宇弑母案自2016年曝光以来，在坊间引发强烈且持久的反响。在所有报道中，记者吴琪和王珊所写的长篇纪实《人性的深渊：吴谢宇案》，无疑是最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这篇报道的价值一方面根植于吴谢宇案，另一方面远远超出该案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会学味道和深刻的社会反思意义。

从吴谢宇案本身来看，这篇报道深度揭示了吴谢宇所处原生家庭的特殊性及其形成原因。但是，当把吴谢宇的家族史和核心家庭以及教育放到显微镜下来打量时，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这个家庭的特殊性和罕见性。即使是这类家庭，也不会必然发生弑母弑父悲剧。但《人性的深渊：吴谢宇案》的读者对吴谢宇或其母谢天琴不由自主滋生某种“代入感”，在这对母子身上，他们多多少少发现了自己的影子。这些普遍的“代入感”，不只是源于具体的原生家庭，更可能源于时代变迁对家庭的深刻再造。

改革开放为城市化和流动性注入了强劲动力，中国社会迅速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从自然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家庭，在这个过程中无可奈何地承接所有这些变迁带来的动力和压力。对于在农业社会大家庭氛围中成长，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城市组建核心家庭和养育子女的中年人群如吴志坚（吴谢宇之父）、谢天琴来说，很难不滋生出各种前所未有的“纠结”来。

首先，核心家庭的自我定位模糊化。在快速的社会变迁和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下，传统父母角色和教育方式面临诸多挑战。直观地看，这让父母在子女面前变得无所适从；更深层次地看，这种冲击也会影响到作为质疑者的子女身上。对生命的珍视、对社会化的接纳、对社会继替责任的担当，这些都成为他们反思家庭关系与自我认知的对象，致使“社会继替”在很多家庭中变得难以“继替”。

其次，家庭面对专业知识涌入无所适从。过去四十多年来，无穷无尽的福柯意义上的“人的科学”进入家庭。传统的“育儿”和“教育”模式不再有效，合格的父母一定是掌握并能熟练运用各种相关专业知识的父母。在专业知识的指挥棒下，很多家庭因为在如何育儿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而制造出大量的代际矛盾：一方面，年轻的爸爸妈妈需要依赖上一辈来帮助自己养儿育女，另一方面又对上一辈的养育模式大加挞伐。

复次，家庭功能出现社会化和伪社会化的矛盾。相比于传统，今天的家庭一方面是功能的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是功能的分解和社会化，如养育、教育、福利、职业，都被不同的社会专业机构所接纳。一言以蔽之，学校教育主要是应试教育和专业教育，或者更为直接地说是“卷”的教育。不仅如此，学校还将“卷”的紧张感植入家庭，“绑架”家长，逼迫家长不得不拼命地迎合之。吴谢宇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教育的典型，“成绩好”是学校和家长对他共同的也是唯一的要求。这可以理解为家庭教育功能的社会化未能取得成功的体现。

最后，在当代既分且离的核心家庭中，父母即使有心，也无法全面承担起对社会人而言不可或缺但学校无意承担的为人教育了。相较于“分而不离”的大家庭为“反馈模式”和“接力模式”的“身教”提供了条件，当代核心家庭之间空间距离遥远，就如吴志坚和谢天琴各自的父母之家与他们在福州的小家之间的距离。在两代人的核心家庭特别是独子的核心家庭中，无论是哪一代人，扮演的角色都是单面的，父母只是“父母”，无以同时为“子女”，子女只是“子女”，无以同时为“父母”。而且，因为只有两代，核心家庭的重心必定是子女，子女是家庭的本位。

如何面对这种困境？跳出吴谢宇案来反观吴谢宇案，对我们而言，有三重意义：一是不同时代的家庭有不同性质的纠结；二是当代家庭有其在历史上独特但在当代普遍的纠结，我们就处在这些纠结中；三是我们能做的，是直面这些纠结，积极探索走出纠结的合适道路，期待我们自己也让我们的子孙能够生活在玫瑰色的而非苦难的共同体中。

这正是吴琪和王珊两位记者的工作价值所在。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肖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