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依 | 对话郑进伟：寻亲19年 在失望与希望中跋涉

2005年1月21日，即将迎来新年的郑进伟一家却迎来人生的分水岭。随着郑进伟5岁的儿子郑楚泽丢失，从此一场近二十年的寻子之旅拉开了帷幕。十九年间，郑进伟经历了事业崩塌、多次遭遇寻子骗局的身心重创，却始终未曾放弃。郑进伟说，“我一定会等到与儿子重逢的那一天。”

“当时家里开了一家毛衣厂，经济条件各方面都不错，我每天忙着事业，楚泽也在一所中英文的国际学校读幼儿园。没想到一次疏忽，让我的家庭破碎了。”郑进伟说道。

2005年1月21日，学期最后一天，楚泽就读的幼儿园提前放学。“每天都是有校车接送，但是当天早放学，幼儿园没有通知我们。”当天下午5时许，郑进伟的妻子准时来到停车点，但是没能等来校车，于是联系了正在汕头出差的郑进伟，郑进伟马上联系老师，却被告知早在3点50分就放学了。

同时，郑进伟的妻子也在家中发现了孩子的书包，还有目击者称，4点钟左右曾看到楚泽走出家门，手里还拿着一个包子。“当时我们想孩子应该是出去玩儿了。”于是郑进伟的妻子马上发动亲戚一同帮忙寻找，“整个村子找了个遍，大街小巷、祠堂、鱼塘和废弃的老房都没有孩子的踪迹。”一直到凌晨3、4点，孩子还是没能找到。

第二天，郑进伟在电视和报纸都登了寻人启事，还悬赏5万元寻人，但毫无所获。同时，警方走访多日，仍无法追踪到孩子的去向。

郑进伟依旧保留着郑楚泽的书包和衣服

在寻找孩子的路上，郑进伟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骗局。

“孩子走失十来天后，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用的是潮汕话，而且把我们家里的情况都说得很清楚，所有的亲戚都叫得上名字，博得了我们的信任。”郑进伟告诉记者，“对方表示孩子被他的一个老乡带走了，打算卖5万块钱。我当时就表示只要你把孩子交给我，要多少我都给，但是要孩子跟我通个话，但对方始终不同意。”

后来经过“协商”，郑进伟找一个工厂的工人做担保，去往邻镇“谈判”。最终对方表示以3万元成交，“一手交钱、一手交孩子。”

郑进伟和两个堂哥当天赶到指定地点，“两个堂哥在附近的小餐馆等着，我自己到指定地点。到了凌晨1点，对方发信息说怎么还有两个人，你等着收尸吧。”收到这条信息后，对方就失去了联系。

随后在除夕的时候，郑进伟的弟弟又收到信息，“孩子找到了，只要1万块就可以。”郑进伟随后报警，警方很快抓到了人，真相是同村的人自导自演的骗局。

寻子这么多年，郑进伟走遍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其中前往新疆遭遇骗局也让他印象深刻。

“当时也是接到电话，跟第一个骗子情况类似，对方也十分了解我们家的情况，但是要3万元才肯把孩子交出来。”郑进伟立即订了机票前往新疆。但抵达后，对方始终不肯见面，并提出用黑色塑料袋装好3万块钱放到某个邮局门口的信箱，因为郑进伟已经被骗过多次，就提出要听听孩子的声音，但对方依旧不同意。

郑进伟后来找了在当地的朋友，也找了警方，最终确定还是一个骗子。“我在回去的大巴车上，忍不住痛哭。经历了多次欺骗，真的是身心疲惫。”郑进伟说道。

郑进伟在自己的店内

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郑进伟经营的毛衣厂也走了下坡路。

“当时工厂有100多名工人，厂房和设备价值几百万元，其中还有4台电脑有编程，可以做一些特殊花纹的毛衣，所以我的货卖得非常好，每年有几十万元利润。”郑进伟告诉记者，“但因为我一直在外面找孩子，工厂疏于管理，产量和质量都无法达到客户要求，到2008年已只能勉强维持。同时我的积蓄也都花光了，没办法只能变卖工厂，几百万的设备当废铁卖了十几万。”

提起这段往事，郑进伟说最愧对的是女儿。当时大女儿考取了海南一所大学，但是当时家里没有一点钱，大女儿只能放弃上大学开始打工，贴补家用。而且因为自己很少能够陪伴小儿子，导致小儿子对父亲寻找哥哥并不理解。

“现在孩子们都大了，也都逐渐理解我的苦衷了。”郑进伟说。

2015年，郑进伟跟孙海洋等人，一同去看望一位患肺癌的寻子家长。这次经历给了郑进伟很大感触，让他对寻亲这件事有了一个转变。“那位寻亲母亲身边没有其他儿女，也几乎没有收入来源。我就想要保持住自己的身体，也要有经济来源来支撑我寻找儿子。”

2016年，郑进伟借了40万元，在深圳华强北开了一家卖手机壳的店。“起初店面只有10平方米，我和女儿一起来做。早期也是亏本的，后来我们慢慢摸索市场，研究自己开模做自己样式的手机壳，慢慢就把店面越做越大，现在的店面有200多平方米，全国有很多固定客户。”

“我常常在想，如果郑楚泽没有走丢，我们一家该有多幸福。”郑进伟表示，现在技术越来越好，人脸识别、dna匹配等高科技手段也都应用到寻亲领域，“我一定能找回郑楚泽，我们一定会全家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