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农业社会的特征是静止的，工业社会的特征是流动的，那么，在资本、技术和信息共同作用下的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则是奇幻的。在李修文最新出版的小说集《南国之春》中，无论是因荷尔蒙泛滥而卷入复仇行动的“我”（《南国之春》），还是历经沧桑而不失情义的巨蟒小满（《七月半》），抑或是王朗“附身”依然走投无路的“我”（《到祁连山去》），他/它们都异常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奇幻性，而这种“奇幻”也深刻地改变着他/它们的命运。其实，自前年《猛虎下山》发表之后，李修文相继创作的系列小说都集中呈现了这种时代“生活实践”，并且以一种中国式的美学表达将之隐喻为当下人们的生存境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将他的这批小说命名为“新奇幻现实主义”。
借助这些匪夷所思的故事和充满抒情色彩的文字，李修文生动而逼真地再现了生活之奇，勾勒出了万花筒般的斑斓时代景象。同时，他也让笔下的人物相信，奇幻不过是生活的表象，荒诞才是本质。于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反抗：身患渐冻症而被骗巨款的戏曲演员许白杨哪怕以“活”在不名誉的故事中作为代价，也要抵抗命运的苛刻无情；前诗人王忍冬深谙资本的诡异力量，选择了拒绝帮助和前往“祁连山”（青春、梦想与爱的象征）来纾解失子之痛；胆小怯弱的杜小满为了给女友买耳蜗、替养子还债，义无反顾地拿出生命来交换……无论是像许白杨一样清醒地正视生存困境，还是如王忍冬一般隐忍顽强地活下去，或者是像杜小满苦苦挣扎试图“创造奇迹”，他们的人生都在反抗苦难与突破困境中获得了尊严和价值。这些挣扎在历史缝隙中的弱小而卑微的普通人，即便无法得到最终救赎，可是依然不言放弃，负重而行，努力让生命焕发出光来，照亮并温暖着孤独而荒凉的尘世。李修文始终怀着悲悯之情，以绚丽、深情而有力的文字穿透当下“奇幻”的生存状态，接续了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关切社会、关心民瘼；关注生存、关怀生命——这也使得他的作品焕发出当下小说中不多见的思想力量。
对于李修文而言，“奇幻”是书写的内容，亦是表现的手段。这些小说的底色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但是笔法却具有超写实特点，融入了传奇手法、超常感觉和非常视角。譬如《南国之春》采用“复仇模式”，但因为复仇对象其实并不存在，所以叙事最终“自我消解”，以“有意味的形式”象征了现实的荒谬；“我”所创作的《南国之春》成为文本中的“文本”，通过“想象可能的生活”使叙事获得增值，凸显了文体的创新。《七月半》中借助蟒蛇的视角来讲述故事，亡灵叙事神秘、诡异而深情，造成了强烈的陌生化效果。《到祁连山去》的情节大量留白、不断反转，仿佛云遮雾绕的几座山峰相互遥望，在亦真亦幻中共同揭开谜底。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三言二拍”里书写市井传奇的遗风流韵，可以窥见蒲松龄笔下花妖狐怪在人间自由穿梭的踪迹，更可以重温《红楼梦》里“太虚幻境”的追魂摄魄与理想彼岸。
在阅读李修文的这部新作时，我不禁联想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新时期以来的纯文学（相对网络文学而言）已走过漫长的48年历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遭遇如此尴尬的窘境——文学与生活日益隔膜，审美观念趋于固化，读者正在加速流失。相比网络文学和短视频，纯文学的吸引力在哪里？它还能为我们提供可能的生活想象吗？还能体贴地慰藉我们的心灵吗？这是当下的写作者急需回答的问题，于李修文当然也不例外。
作为一位敏锐而成熟的作家，李修文显然有着自己的解题方案。在他看来，随着社会急剧转型，资本、权力、技术和信息深度侵入日常生活，每个个体都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危机，现实呈现出不确定性与荒诞性，不妨以一种超现实的想象拉开与生活的距离，在对现实的隐喻性书写中传达智性启悟和情感慰藉。他激活中国古典志怪传统中“奇物喻世”的叙事基因，让本土现实与奇幻想象巧妙融合，发明了一种“中式奇幻”表达。正因为他笔下的“奇幻”源于鲜活的生活经验，折射着社会情绪和大众情感，保持着强烈的现实温度与情感张力，因此总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与共情。记得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描写过“沸水中开出牡丹”的情境，这个意象完全可以拿来隐喻他的美学追求。小说集《南国之春》的出版，无疑代表着他的最新思考与探索。我们有理由相信，更多的“牡丹”会在沸腾中争妍斗奇、惊艳人间。
庸常的生活容易使人变得麻木，从而失去对于“奇幻”生活的敏锐感知，丧失想象可能生活的热情。正因为有着如李修文这样敏锐而深情的书写，一个一个渺小而卑微的“我”不仅被看见，而且被时光照亮，弥漫着温暖，慰借着人间。这，大约也是“我们”作为同时代人的幸运吧。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