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案结事了”变“事心双解”——针锋相对的亲生父女握手言和记

“我要起诉。”一双颤颤巍巍的手向立案窗口递交了一份起诉书。

“我要起诉，起诉我女儿让她把我的存款还我。”在工作人员审查立案材料的时候，刘勇（化名）又重复了一遍，内容却如惊雷一般。调解阶段，刘勇与其女儿刘丽（化名）似乎误解颇深，谁也不愿先下一个台阶，调解工作多次陷入僵局。案件兜兜转转回到了胡光明法官团队手中。

结合前期多次调解未果的复杂情况，当胡法官与我正准备继续努力调解时，刘勇的代理律师又吐露了一个重磅信息：他罹患癌症，已到晚期。

通过联系双方当事人，我再一次意识到了父女间的误解有多深。刘丽坐在调解桌前，眼圈红了又红：“如果不是实在没办法，谁想把家里的事儿闹到法庭来……也不是我不愿意还钱，但是当时是我父亲说好的，房子留给弟弟，存款给我。”

“我没说过。”刘勇打断了刘丽的话，态度坚决。“这钱本身就是我的，现在全被她取走了，我要回来有什么不对吗？”

听到这里，刘丽情绪激动了起来。她没想到，父亲的口头允诺竟能如此轻易地收回，也一点不讲父女间的亲情。“那这没法办了，你告我吧。”刘丽站了起来，调解再度陷入僵局。

双方态度都这么坚决，案件下一步要怎么开展?我们一致认为本案的关键还是在于挽回父女间的情分。双方只是因为一时间的情绪对立和短暂的嫌隙，才会都不想先迈出一步。

“法官，和自己的亲生父亲对簿公堂的心情，您能体会吗？”电话那头的刘丽哽咽着，沉重的氛围仿佛凝成了实质，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我心里委屈啊……”那端的刘丽已然带上了哭腔，我记笔录的手也逐渐放缓。

“我理解您。”我明白，此刻刘丽需要的是一个安静的倾听者，同时需要安抚她的情绪。

在我和胡法官平和的语气下，刘丽平复了下情绪，向我们讲述着她的不易。弟弟身体不好，所以刘勇生病住院的时候都是她亲自照顾，住院费这笔不小的支出也基本由刘丽背负。

“我父亲的那些钱，我没动用过。”刘丽说，她知道这是父亲的养老钱，老人攒了一辈子，她怎么能轻易挥霍掉呢？她也不是不愿意还，只是父亲一纸诉状，让她在村子里的名声一败涂地。她现在确实举步维艰。说完这一切，刘丽如释重负般地长舒一口气，仿佛一切郁结都有了一个出口。

调解需要“法、理、情”的相互融合，家事调解对“情”更为偏重，这能让“法”与“理”更有温度，也能够加大调解的成功率。

“人们总说老小孩老小孩的，为人子女，就是要在这种时候包容他们。”我与胡法官对视一眼，继续劝导着刘丽，“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也理解您的处境，但是毕竟父女一场。还钱也不需要您全还，您负担的医疗费可以从老人的存款中扣除。”

在我们的引导下，刘丽忆起了父女之前相处的点点滴滴，在情感的推动之下，她开始尝试着理解已经八十多岁父亲思维的变化。电话那端久久没有声音，之后才传来声音：“我同意。他毕竟是我的父亲。”

在了解完这些情况、并开导了刘丽后，我们又趁热打铁，给刘勇及其儿子、儿媳打了电话，他们表示理解，自从这场父女诉讼以来，他们也一直在居间调和。同时，我们也在刘勇这边做着努力，将刘丽这些年来为家庭所做的各项努力及支出细细说给刘勇听。刘勇也开始反思自己，态度也有所松动。“好像自从我让她还钱以来，我们没再心平气和地说过话。”他长叹一口气。

我们终于揪住了这团乱麻的线头。

“哗哗哗——”十万元现金在验钞机中一张张闪过，桌前的父女二人彼此表情都和缓了不少。

扣除医药费的方案被双方都同意后，刘丽提出另一个要求：必须在法官的见证下给付刘勇现金。

现在，验钞机的声音在安静的调解室内格外突出。最终，刘丽率先向父亲伸出了手。

“爸。”简单的一个字，却让刘勇的眼眶湿润了。他忙不迭地站起来。“哎。”

胡法官和我在桌旁看着这一幕，心里格外高兴。我拿着相机，提议道：“一起合个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