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女儿黄燕妮眼中，父亲黄旭华生前永远都是两点一线的生活。身为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核潜艇事业。
黄燕妮：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下来先打太极拳，打完了以后再上去吃早饭，吃完早饭直接奔办公室了。
黄燕妮：他90多岁还没退休，我都退休了，他还没退。他每天还在这里上半天班，整理他的资料，他的资料能从地上一直摞到天上，他说他要留给后人，给年轻人留下点宝贵的东西。
这是2019年《面对面》采访黄旭华时的情形，那一年，他95岁，依然坚持每天都来办公室，继续他的工作。
黄旭华：虽然我是退出的人，我95岁了，人家说您不要去上班，我说我还是有责任的，我现在责任是我给新的这一代当拉拉队长，给他们鼓劲。
也就是在这次采访的三年之后，2022年，黄旭华因病住院，他两点一线的生活被迫终止，但工作没有停下。
黄燕妮：直到他进医院的时候他还在说，我桌子上那些东西你们千万别动，我还没搞完呢。进医院的时候98岁了，他的百岁生日是在医院里过的。
记者：但那个时候对他而言，其实还是没有放下潜艇。
黄燕妮：永远没有放下，他在医院里头，做梦的梦话都是他工作上的事情，他在开会，他在做报告，他在布置任务，他在叫我去打电话，去找人，去把这个会议资料拿来，他永远都在他的工作状态当中。
2025年2月6日，黄旭华在湖北武汉逝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除了核潜艇事业之外，家乡也令他魂牵梦绕。
黄燕妮：他从来没有讲过自己身后的事情，但是我听他讲过的，他要回老家，他梦里头都想着回老家。他唱着那个歌，就是要是有人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就骄傲地告诉他，这是我的家乡。
黄旭华的家乡在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1958年，中国启动核潜艇研制工程。大学造船系毕业、参与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的黄旭华，成为其中一员。核潜艇工程被视为国家最高机密，自此，黄旭华隐姓埋名，与家乡一别就是30年。
黄燕妮：所以他到最后也想回老家再看一眼家乡。
记者：但知道可能很难实现了，那个时候。
黄燕妮：但是他好像也是很乐观的，他认为他还能回去一次，明年的春节我们回老家吧。直到他最后了，他说了今年的春节我回家住几天，其实那个时候他身上都插着管子，氧气管什么的，他已经离不开医院了。
30年间，黄旭华主持设计了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为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远在家乡的父母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与黄旭华的联系只能通过一个信箱。父母多次写信来问他在哪个单位、做什么工作，他总是避而不答。直至父亲去世，作为儿子的黄旭华既不能解答父亲的疑问，也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
1987年，《文汇月刊》第二期发表了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讲述了一位核潜艇总设计师为中国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三十年的事迹。黄旭华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母亲，文中虽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写了“他妻子李世英”，老母亲知道这是她的三儿媳，文章未读完，老人已经泪流满面。
记者：您会在这个年纪还想母亲吗？
黄旭华：想母亲。我告诉你，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母亲的遗物，最后还有一条围巾，旧的围巾，没人要。我把这围巾拿来，每一次冬天围围巾，我一定会戴母亲的围巾，这条围巾虽然已经旧了，我一定围它，为什么，我感觉我围了这围巾，我母亲一直跟我在一道，我真想念我的母亲。
在生前接受采访时，黄旭华曾多次提到，一生献身核潜艇事业，他无怨无悔，但唯一遗憾的是没能尽到家庭的责任。
黄旭华妻子 李世英：他不爱理发，他说到理发店去，排队时间太长了，又要被人家弄，所以他头发很长。我不喜欢这样，所以我干脆就自己买了一套工具，我给剪，1962年开始，没想到剪到现在，他还不肯去。我说我老了，我要剪不动了，他不去理发店，马马虎虎。因为他要求很低的。
1956年，黄旭华和妻子李世英结婚，养育有三个女儿。尽管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一家人也是聚少离多，黄旭华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在黄燕妮小时候的记忆中，虽然相处的时间短暂，但父亲总能给她留下美好的回忆。
记者：那个时候你对父亲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黄燕妮：那个时候也是很和蔼可亲，也很爱孩子，他虽然工作时候很忙很忙，但是他只要一有空以后，星期天也会带我出去玩，只不过次数比较少。那个时候在北京，我们家附近有一个湖，冬天的湖面都结了冰了。那个时候孩子没有什么玩具，想到湖上去滑冰的时候，我父亲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家里的搓衣板，弄上两根铅丝绑在下面，一边一条，弄了两个钢钎，小孩子盘腿坐在上面，两个钢钎这么戳着滑，玩得可高兴了。我觉得我父亲好能干，我们玩的风筝，我父亲亲手做的，我到现在还记得，是一个彩色的三角形的风筝。
记者：为什么记那么清楚？
黄燕妮：因为太难得了，他很难得能在家，很难得能陪我们玩，所以他能够陪我玩的东西，就记得很清楚。
五岁那年，黄燕妮有一次进入了父亲的办公室，父亲专注工作的情形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燕妮：我父亲办公桌是这样的，一般办公桌两边是抽屉，中间底下是空的，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到底下，空的底下的小空间就像我一个小房子一样的，我就在底下瞄着我父亲，看他干吗呢，我就看他那么认真，那么投入，那么忘我地做那个事情，一动都不动。桌子上那个图纸，计算尺，铅笔，橡皮，我都很好奇，我就不明白这是什么事情，能让我父亲这么的投入，这么的忘我。
记者：但那个时候他会关注到你吗，或者说在工作的时候会和你有一些。
黄燕妮：完全就像没这个人一样的，忽略掉了，我也不会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因为他太投入，太专注了。
记者：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父女相处的模式。
黄燕妮：后来我想，将来我也要这样做，我长大了要坐在我父亲对面办公。要么就是我要干这行，要么我帮我父亲一把，帮他一点，解决他一点，太累了，太辛苦了。
1965年，中国核潜艇研制工作全面启动，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即719所在辽宁葫芦岛成立，黄旭华举家从北京搬到葫芦岛。当时这里不通电、没有自来水，气候条件恶劣，9岁的黄燕妮跟随父母在这里度过了10年最为艰苦的岁月。
黄燕妮：我们上学是要翻一座山过去的。直线距离不远，但是中间就是隔了一座山，就是要翻一座山过去，不算很高，但是对孩子来讲已经是体力的一种挑战，所以走多了也就习惯了。但是那次的风雪太大了，去的时候那条山路还能看得见路，当我放学回来的时候，走到山顶的时候，往山下一望，我傻眼了，一片白茫茫，哪是路，哪是坑，哪是什么，往前看往后看一个人影都没有。
黄燕妮：就我一个小女孩，一个人都没有，所以我还是没办法了，已经走到这了，回也回不去了，那就小心地吧，一脚一脚慢慢地试，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我还是一脚踩空了，底下是个坑，一下就掉到这个坑里去了，那个雪一下就齐脖子了，后来可能也是冻得没办法了，我怎么出来的，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幸运的是，黄燕妮被赶来的母亲和邻居找到。
黄燕妮：我妈妈说我脸都冻紫了，帽子和头发都冻到一起了，眼睫毛上挂着长长的冰霜，就这样我生了一场大病。在医院里头昏迷了九天九夜，我母亲守在病床边，九天九夜就一个长条板凳，躺在边上守着我。
记者：那应该很严重了。
黄燕妮：很严重，九天九夜没醒过来。
记者：那当时你父亲呢？
黄燕妮：他不在家，我母亲没有告诉他，我母亲非常坚强，她说我父亲的工作绝对不能拖他的后腿，绝对不能让他分心。
记者：但是对你母亲而言承受的压力太大了。
黄燕妮：她是压力很大，但是她从不表露。我们在葫芦岛那时候，我们烧的是煤，一个月300斤煤，我们住在楼上，这300斤煤你要从楼下把它运到楼上去。人家家里有男劳动力的话，可能几下子就搞上去了。我爸爸总不在家，我和我妈妈俩，那时候我也小，十来岁，一簸箕一簸箕地往上端，一脸盆一脸盆地往上端，300斤煤不知要跑多少趟，把它搞到楼上去，我们都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1980年，23岁的黄燕妮通过招考，进入父亲所在的719 所从事技术研究工作，从而实现了小时候要坐在父亲对面办公的梦想。
记者：和父亲会有工作上的交集吗？
黄燕妮：没有，他是负责总体的，我们专业不同，而且在我们单位，保密性比较强，不能去打听别人的科研在干什么，在做什么项目，没有的。
记者：但是真正地做到在同样的工作环境里，你会对父亲有什么新的认知吗？
黄燕妮：他很了不起，他干的是一件大事，他肩上的担子那么重，所以这么多年我母亲，绝对无条件地理解他、支持他，所以我们也一样支持他。我已经进到所里了，我们干的是同样的事业，那么也一样会无条件地付出。
黄燕妮事后得知，也就是在她与父亲同事期间，父亲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1988年，黄旭华上艇参与了我国核潜艇的首次深潜试验，深潜试验也就是通过惊险的“极限深潜”来检验设计的极限下潜深度，如果出现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黄燕妮：因为到后来我听父亲说过，那时候艇员思想也有负担的，因为美国有一条核潜艇沉了，一个人也没回来，所以当时一听说要这样深潜下去，他们唱的是血染的风采，认为我下去就要光荣了。
记者：是带着这么悲壮的心去的。
黄燕妮：他们艇上政委就跟我父亲说，他们做了几个月的工作，好像效果不太好，还是这样，然后我父亲说，我去跟他们说。我父亲就跟他们说，我们下去不是要去光荣了，是要把科研的数据给拿回来，我跟你们一起下去，所以我们应该，唱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歌下去，而不是光荣地下去的。艇员一听，总设计师跟我们下去，那就说明他心里是有底的，所以一下子这情绪就不一样了。
最终核艇抵达水下极限深度，成功完成预定的深潜试验，已经65岁的黄旭华内心激动不已。
黄旭华：到那个时候，灵感特别多，我就在那题了几个字，叫作“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这几个字也是我从事核潜艇的人生写照，献身核潜艇的事业，我无怨无悔。
记者：对你父亲而言，如果不是后来核潜艇成功，然后被媒体报道，被别人知道，可能这么多年吃的苦也就默默付出了。
黄燕妮：如果不是公开了，解密的话，他会一直干下去，一直干到最后，他们对祖国爱得深，他们对党绝对地忠诚，所以只要祖国，只要党需要，那没二话，全部付出。
记者：就是他们身上这样一种行为，也是在默默地影响着你们。
黄燕妮：所以我从很小就开始照着父亲的样子干。
到了晚年，黄旭华终于可以拿出时间来陪伴家人，这个家庭难得有了其乐融融的氛围。
黄燕妮：他可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会吹口琴，会打扬琴，会拉二胡，还会小提琴，回来最多的就是跟我们一起唱唱歌，吹的吹，拉的拉，唱的唱，其乐融融吧。
记者：一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家庭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聚会。
黄燕妮：没有去刻意地，就随性而起的，哪下高兴了，不知道谁哼了一句，大家就会自然而然地跟上了。一直到医院里头的时候都还是这样，我父亲在医院里都会唱歌，医生、护士还有我，还有我妈妈，都陪着一起唱歌。
直到黄旭华生命的最后时刻，家人们也在通过唱歌的方式为他送行。
黄燕妮：那个时候进了icu以后，我们隔一天，隔两天就会进去看一次，医生也是特许让我们进去看一看。我和我妈妈，我妹妹，每次进去看父亲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唱歌，他闭着眼睛，我们唱了一遍又一遍。有一次一连唱了三首歌，终于把他唱醒了，眼睛睁开了，后来我们都说好惊讶，他听见了，看见我们了，我们唱的歌他听见了，连护士都说好神奇，这种力量。但是后来终于有一天，他闭上了眼睛，再也没能睁开，到最后我们送别他的时候，家人们唱起了那首送别的歌，这是我们之前一直不想唱的。
黄燕妮：但是那次没有人去指挥，没有人去说我们该唱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唱起了这首歌，他是在我们的歌声中永远离开了我们，而且他的精神永远永远地会影响着我们，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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