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一辈子的表白
＂我行不行啊？＂丁淑芳站在月光下，眼里含着泪，脸红得像是八月的苹果。
我愣在原地，手中的放映工具箱差点掉在地上。
那一刻，仿佛时间静止了。鸣蝉声戛然而止，夜风也屏住了呼吸。我看着她在月光下的剪影，喉头滚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叫许长顺，今年四十有三，是石桥村的电影放映员。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拿着一台老旧的长虹16毫米放映机，走村串户，一走就是十几年。
1988年的夏天，正值改革开放十周年，连我们这样的小村庄也开始有了些新气象。家家户户开始有了彩电，但那也是稀罕物，村里人还是喜欢我带来的露天电影。
每月放映两三场电影，成了村里最热闹的事。乡亲们总提前搬好小板凳，占据有利位置，一等就是大半天。娃娃们更是早早地围在我机器旁边，眼巴巴地看我一件件卸下设备。
＂长顺叔，今天放啥子片子嘛？＂小娃娃们总会这样问。
＂《敌后武工队》！＂或者＂《地道战》！＂我总是故意提高嗓门，引得孩子们欢呼雀跃。
那年的8月15日，我放映了《红高粱》。这可是新电影，大伙儿都稀罕，搬板凳的架势比往常还要热闹。
＂哎呀，长顺，听说这电影胆儿肥得很，能不能给娃娃们放《葫芦兄弟》嘛？＂王大娘扯着嗓子喊。
＂大娘，这可是张艺谋导演的新电影，得了国际大奖的！＂我耐心解释，＂小孩子不懂事没关系，大人们总得长见识。＂
人群中，我看见丁淑芳牵着她儿子小强的手站在后排。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确良衬衫，下身是一条深色的裤子，朴素得很，却掩不住那股子干净劲儿。
自打她男人五年前在公社水库干活时出事后，她就独自带着孩子，日子过得清苦却干净。村里人都夸她，说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可丁家的门楣比窗户还干净＂。
电影开场了，放映机＂咔嚓咔嚓＂地转着，光束穿过夜空，打在临时架起的白布幕布上。我站在机器旁，习惯性地扫视观众——有人吃瓜子，有人抽烟，小孩子打打闹闹，大人低声议论。
唯独丁淑芳，从始至终端坐如松，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银幕。
《红高粱》里的场景一幕幕闪过，我分明看见她在九儿被轿夫抬走那场戏时，眼中有泪光闪动。
＂怎么，她也有想嫁人的念头？＂我脑子里冒出这个念头，随即又自嘲地笑了笑。
散场后，我收拾设备到了半夜。村里人早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空旷的场地上拆幕布，装机器。月亮高高挂在天上，像个明晃晃的大脸盆，把乡间小路照得通亮。
走到村口的大槐树时，忽见前方有个熟悉的身影——是丁淑芳。
＂长顺，我等你呢。＂她站在槐树下，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
＂淑芳，这么晚了，你咋还没回去？＂我紧了紧手中的工具箱，心跳突然加快。
＂我……我看你一个人收拾那么多东西，想帮你拿点儿。＂她低着头，脚尖在地上画着圈圈。
＂用不着，用不着，我都习惯了。＂我摆摆手，却又不知怎么的，补了一句，＂要不，我送你回去？＂
我与淑芳说起来也是小时候的玩伴，家住前后村，上学走一条路。记得小时候，她总穿一条红格子裙子，扎两个麻花辫，笑起来有个浅浅的酒窝。我常拿她的辫子逗她，她就追着我打，但从来没真舍得下手。
后来各自成家。我娶了同村的李巧云，是个能干的女人，谁家有红白喜事，都要请她去帮忙。我们生了个女儿叫小荷，活泼可爱，是我俩的心头肉。
可天不遂人愿，三年前巧云查出了肝病，没几个月就走了。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长顺，咱俩夫妻一场，我没福气享你的福。你还年轻，找个好的，把小荷带大。＂
巧云走后，我和丁淑芳走得近了些。她男人走得早，知道丧偶的滋味，常来帮我照看小荷。久而久之，村里人的闲话就多了起来。
＂瞧瞧，寡妇门前多走动，不是贼就是鬼。＂有人背地里这么说。
小荷从学校回来，哭着问我：＂爹，他们说丁阿姨是狐狸精，要把你勾走，是真的吗？＂
我又气又怒，差点儿跟人拼了。后来是赵支书出面，才平息了风波。但从那以后，我和淑芳就少了往来。逢年过节，她给小荷送件衣服或鞋子，都是悄悄地放门口就走。
这些年，我总找些借口去她家——修理收音机、换灯泡、钉桌子腿。每次去，她都会沏一壶茶，我们说些有的没的，可谁也不曾挑明。
有次我去她家修缝纫机，看见她墙上贴着一张全家福照片。照片已经泛黄，是她、她男人和小强三个人的合影。她男人叫丁学林，与我同龄，是石桥村出了名的老实人。
＂你……还是忘不了他？＂我忍不住问。
她摇摇头，眼圈有些红：＂人不能只活在过去。＂
那天，我看着她低头缝衣服的样子，不知怎的，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回家路上，我在村口的小卖部买了两瓶汾酒，一个人灌了个酩酊大醉。
老支书赵德明见状，过来坐到我身边：＂长顺啊，你和淑芳的事，村里人都看在眼里。你们俩都是好人，凑一块也是好事，别瞎琢磨了。＂
＂支书，我……＂我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
＂男子汉大丈夫，怕什么？过命都不怕，还怕个媳妇？＂老支书拍拍我的肩，留下这句话就走了。
这话虽粗，却点醒了我。放映《红高粱》时，我总能在昏暗中寻找淑芳的身影。她那双清澈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银幕，仿佛穿过时光，望进了我心里。
村里人或笑或议论剧情，唯独她安静地望着银幕，眼神中有我看不懂的东西。她的儿子小强就坐在她旁边，眼睛亮亮的，和我的小荷一样，都是十岁出头的年纪。
电影里，九儿喊着＂我不活了＂，冲进高粱地，高马良追进去，然后天旋地转，红色的高粱摇曳着，仿佛染上了热烈的感情。我瞄了一眼淑芳，她的脸在月光下同样红得发烫。
那一刻，我明白了她眼中的东西——是渴望，是孤独，是不敢言说的情愫。
直到这个月光如水的夜晚，在村口的大槐树下。
＂长顺，我……＂她欲言又止，低头摆弄着衣角。
＂淑芳，有什么事就直说吧。＂我放下工具箱，给自己点了支烟，火光照亮了我们两人的脸。
＂村里人都传咱俩的事，我怕对你名声不好。＂她说，声音越来越小。
＂管他呢！人活一世，草木一秋，难道还要活在别人的眼色里？＂我有些急了，声音大了起来。
＂可是，我这人没文化，家里又穷，带个孩子，我……我行不行啊？＂她问完，低下头，手指紧紧绞在一起，仿佛在等待一个审判。
月光下，我看见她额前的皱纹和鬓角的白发。岁月并没有对她宽容，但在我眼里，她依然是那个穿着红格子裙子在田埂上奔跑的姑娘。
＂行，怎么不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发颤，＂巧云走前就说过，这世上除了你，没人能照顾好小荷了。＂
她抬起头，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在月光下闪闪发亮：＂你不嫌弃我是个带孩子的寡妇？＂
＂我自己还不是带着娃的鳏夫嘛！＂我笑了，伸手轻轻擦去她脸上的泪水，＂咱俩半斤对八两，谁也别嫌弃谁。＂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巧云。她临终前紧握我的手，目光中带着牵挂与不舍：＂长顺，你记住，人这辈子能找到一个懂你的人不容易，莫要辜负了缘分。＂如今，她应该能安心了。
回家路上，我们并肩而行，谁也没说话，却又仿佛说了千言万语。月光铺在乡间小路上，像一条银色的河流，引领我们走向新的生活。
回到家，小荷还没睡，正趴在桌上做作业。见我回来，她抬起头：＂爹，这么晚才回来啊？＂
＂嗯，收拾得慢了些。＂我摸摸她的头，犹豫了一下，又问，＂小荷，你说丁阿姨人怎么样？＂
＂丁阿姨啊？＂小荷放下笔，歪着脑袋想了想，＂可好了！她做的荷叶饭比我娘做的还香呢！而且她上次给我缝的裙子，班里女娃都羡慕得很！＂
＂那……如果她来咱家住，你欢迎不？＂我试探性地问。
小荷眨巴眨巴眼睛，突然明白了什么，脸上露出狡黠的笑容：＂爹，你是不是想娶丁阿姨啊？＂
我被她问得脸红，刚想训斥她不懂事，她却突然扑进我怀里：＂太好啦！我就盼着您再找个娘呢！丁阿姨最好了，小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可以成为一家人了！＂
看着女儿兴奋的样子，我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丁淑芳家。她正在院子里喂鸡，见我来了，脸又红了：＂这么早就来啦？＂
＂来看看你昨晚睡得好不好。＂我傻乎乎地笑着，像个毛头小子。
＂去去去，大白天的说什么胡话。＂她假装生气，却掩不住嘴角的笑意。
院子角落里，小强正在给几棵小青菜浇水，见我来了，怯生生地喊了声：＂许叔。＂
＂诶，好孩子。＂我走过去，蹲下身子，＂小强，你想不想有个爹？＂
小强愣了一下，然后使劲点头：＂想！班里王麻子老拿我没爹的事笑话我，我想有个爹揍他！＂
我哈哈大笑，摸摸他的头：＂那你愿意叫我爹吗？＂
小强眼睛一亮，又看了看他娘，见丁淑芳点头，立刻扑进我怀里：＂爹！＂这一声叫得我眼眶一热。
村里人对我们的事似乎早有预料。王大婶路过时会意味深长地笑：＂哟，长顺，今儿又来丁家啦？＂
赵支书暗地里对我说：＂长顺啊，这事我支持。你们年龄相当，又都是带着娃的，凑一块正好。再说，一个鳏夫，一个寡妇，也省得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打主意。这事我和村委会商量过了，给你俩批个宅基地，盖新房。＂
老何头却不这么想：＂哎哟喂，长顺啊，你媳妇走才三年，就急着续弦，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老何，人家巧云临终前就交代了，让长顺再找个好的。别在这儿说三道四的。＂王大婶立刻怼回去。
街坊邻居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我和淑芳也不在意，依旧按部就班地准备着我们的小日子。
我和淑芳商量着办事的日子，她提议等秋收后，我却等不及了：＂咱们下个月就办，趁着天气还好，摆几桌酒席就行。＂
＂这么快？＂她有些慌乱，＂可我什么嫁妆都没准备呢。＂
＂要什么嫁妆？人来就行。＂我拍着胸脯保证，＂只要你和小强来我家，其他的我都安排。＂
临近办事那天，我发现淑芳情绪不太对，总是欲言又止。一天晚上，我送她回家路上，忍不住问：＂淑芳，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她停下脚步，在暗淡的路灯下，脸色有些苍白：＂长顺，我得跟你说实话。我……我有肝病，不严重，但也不算太好。医生说需要定期检查，可能会影响寿命。＂
我愣住了，心里一阵发紧：＂什么时候的事？＂
＂去年查出来的。＂她低声说，＂我本来不想告诉你，怕你嫌弃。可我觉得结婚这种事，不能有隐瞒。＂
我一把握住她的手：＂傻woman，巧云就是因为肝病走的，我怎么会不知道这病的厉害？但那又怎样？人这一辈子，谁能保证活到哪天？只要咱们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开心，就值了。＂
她扑进我怀里，哭得像个孩子。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无论生老病死，我都要和她一起面对。
我和淑芳没有大办婚礼，只是请了几桌亲戚朋友。按照石桥村的老规矩，我开着借来的拖拉机，挂满红绸带，去接淑芳。
淑芳穿着一件红色的的确良上衣，下身是条黑裤子，头上别着我送她的一朵塑料花。她看起来有些拘谨，但眼睛里满是幸福的光芒。
小荷和小强倒是高兴得很，一个有了妈，一个有了爸，整天形影不离。小荷还偷偷告诉我：＂爹，我以后要和小强一个班，这样就没人敢欺负他了！＂
淑芳待小荷如己出，每天早上给她梳辫子，冬天里缝厚棉袄。小荷也亲她，常把学校发的小奖状第一个给她看：＂妈，你看，我又得了三好学生！＂
婚后不久，淑芳就把她家那台老旧的缝纫机搬来了。那是她最珍贵的嫁妆，是她男人生前给她买的。晚上没事时，她就坐在缝纫机前，为我们一家四口做衣服。＂咔嚓咔嚓＂的声音，和我放映机的声音有几分相似，听在耳里，格外温馨。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依旧跑我的放映，她操持家务，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平凡得很，却又幸福得很。
1989年春节，我们全家去县城赶集，正赶上电影院放映《红高粱》。我买了四张票，带全家进去看。这是我第一次在正规电影院看电影，感觉新奇又激动。
电影院里黑漆漆的，银幕比我拉的幕布大多了，音响也好，那鼓声仿佛敲在人心上。我悄悄看淑芳，她的眼睛湿润了，不知是被剧情感染，还是想起了什么。
我轻轻握住她的手，她回握了一下，像是在说：＂我在这儿呢。＂
电影散场后，我们去吃了碗担担面，那是淑芳最爱吃的。她吃得额头微微冒汗，像个小姑娘一样满足。
＂长顺，你说这电影里的九儿，真有那么勇敢吗？＂她突然问我。
＂怎么不勇敢？为爱敢闯，为家敢拼，比那些只会躲在后面的女人强多了。＂我说。
她笑了：＂那你说我勇敢吗？＂
＂你啊，＂我捏了捏她的鼻子，＂当然勇敢，不然怎么敢嫁给我这么个老光棍？＂
她＂噗嗤＂一声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美得不可方物。
八十年代末，乡村电影渐渐少了，电视机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我的放映工作也越来越少，不得不去公社找了份修理自行车的活计贴补家用。
每每想起那个月光如水的夜晚，丁淑芳红着脸问我＂我行不行啊＂的场景，我心中就暖流涌动。人生在世，能有人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并把余生托付给你，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夜深人静，我看着身边熟睡的淑芳，她的呼吸均匀而安详，额前的白发在月光下泛着银光。我轻轻抚摸她的脸庞，心中满是感激——感谢命运让我们相遇，感谢我们勇敢地相爱。
人世间的聚散离合，在那个有着皎洁月光的夜晚，为我们写下了新的篇章。而我，一个普通的乡村放映员，终于等到了这辈子最动人的一句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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