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家太过分，我悔婚了，他们却为收份子钱，办了场没有新娘的婚礼

没有新娘的婚礼

那天，我站在小饭馆的后门口，远远地望着马路对面的酒店。

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是我本该举行婚礼的地方。

但此刻，那里只有一个新郎，没有新娘。

＂大妹子，别看了，伤心眼睛。＂老板娘递给我一杯热茶，声音里带着些许心疼。

＂这世道，城里人骗农村姑娘的事儿多了去了，你这不是躲过一劫嘛。＂

我苦笑，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茶杯在手里烫得发烫，却怎么也暖不了我的心。

那是1992年的春天，我还记得天上飘着细雨，就像我心里滴落的苦涩。

春风带着丝丝凉意，钻进我单薄的衣裳，让我不由得紧了紧披在肩上的那条红色围巾——这是陈明送我的第一件礼物，如今成了我与过去唯一的连接。

我叫李小芳，安徽农村姑娘，初中毕业后随大队人马进城打工。

老家在黄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土地贫瘠，家里六口人，就靠爹娘种几亩薄田过活。

大哥早早辍学帮家里干活，二哥考上了师范，全家省吃俭用供他读书。

轮到我时，家里已经拿不出钱来了，初中一毕业，我就收拾简单的行李，跟着村里的老乡踏上了进城的路。

那时候，＂农民工＂这个词刚刚开始在城市里流行起来，我们这些乡下人，成了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却始终像是局外人。

进城第一年，我换了三份工作。

先是跟着老乡去工地搬砖，没干几天手就磨出了血泡；后来去餐馆洗碗，每天泡在水里，指甲都泡烂了；最后在一家服装厂找到了缝纫工的活儿，这才算稳定下来。

那是个三十多人的小厂，大多是像我一样的乡下姑娘，整天弯着腰，对着缝纫机，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手指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厂房里机器轰鸣，电风扇呼呼转着也驱不散闷热，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衣服常常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我们住在厂子后面的集体宿舍，一间屋子挤着八个人，大家都是半夜洗漱，轮流用那个破旧的公共卫生间。

初到城市的日子，每晚我都偷偷哭泣，想家，想村口那棵大槐树，想妈蒸的软糯的红薯饭。

但白天，我又不得不打起精神，端起饭碗到处找活路。

那会儿，十八岁的我，瘦弱却倔强，像一棵在城市水泥地里顽强生长的小草。

厂里来了个新会计，陈明，城里人，瘦高个，戴副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

他每天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走路都带着一股书卷气，在满是汗味和机油味的厂房里显得格格不入。

我常常在下班时看到他，独自一人坐在厂长办公室的台灯下，认真地翻看账本，那专注的样子让我心生敬佩。

发工资那天，我发现自己的工钱少了二十块，犹豫了很久，才鼓起勇气去找他。

＂陈会计，我的工资好像少了点。＂我怯生生地说，手紧张地绞着衣角。

他抬起头，镜片后的眼睛温和有神，不像其他城里人看我们时的那种轻蔑或漠视。

＂我看看啊，李小芳是吧？＂他翻开工资册，仔细核对，果然发现了错误，立刻给我补上，还道了歉。

从那以后，他帮我算工资时，总爱笑着多聊两句。

＂小芳，你手脚真麻利，车工是全厂最好的。＂

＂听说你还自学了设计？那件改良版的工装就是你弄的吧？挺有想法的。＂

我总是低着头，不敢多说话，但心里却像灌了蜜一样甜。

那时的我，把进城当作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我省吃俭用，每月寄钱回家，帮着供弟弟上学；利用休息时间去服装市场观摩，学习最新款式；晚上借着宿舍昏暗的灯光，在本子上画画设计图，梦想着有一天能做出自己的衣服。

陈明的出现就像一盏照进泥潭的灯，我想抓住这道光。

他第一次约我出去，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

＂小芳，我发现商场里有个特价活动，要不要一起去看看？＂他问得随意，却让我心跳如雷。

我从没跟异性单独出去过，紧张得前一晚失眠，第二天磨蹭了半天才换上自己最好的衣服——一件浅蓝色的碎花连衣裙，还是从姐妹那借来的。

那天，我们逛了商场，看了电影，还在路边的小摊上吃了羊肉串。

他告诉我他的梦想是自己开公司，问我喜欢什么颜色，听我说喜欢红色后，买了那条红围巾送给我。

＂红色，喜气，适合你。＂他笑着说，眼睛亮亮的，像星星一样。

我们谈了半年恋爱，他说要娶我。

那些日子像做梦一样，我每天傻笑，干活都有使不完的劲。

姐妹们打趣说：＂小芳，你这是灰姑娘遇上王子了吧？＂

我不好意思地摆手：＂什么王子啊，就是个普通人，只不过对我好。＂

心里却甜滋滋的，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夜深人静时，我会抚摸那条红围巾，幻想着未来的生活：一个小小的家，干净明亮，有陈明的书桌，有我的缝纫机，窗台上养几盆花，偶尔一起下厨，煮一锅家乡的腊肉白菜汤。

父母听说我找了个城里对象，高兴得合不拢嘴。

爹在电话里说：＂闺女，你有出息啊，找了个城里人，这比考大学还厉害呢！＂

我听了，又骄傲又惭愧。

过年回家，村里人围着我问东问西，羡慕的眼神让我飘飘然。

婶子们凑过来：＂小芳啊，听说你对象是城里人？家里条件咋样啊？＂

大嫂更是直接：＂有房子吧？现在城里房子值钱啊，你这是嫁个金龟婿哩！＂

我被问得不好意思，只说陈明人好，其他的支支吾吾带过。

其实那时我对陈明的家庭情况知之甚少，只知道他父母都是国企工人，家里有套房子，还知道他大学毕业，在我们厂算是高学历了。

憧憬中，我甚至觉得自己要＂高攀＂了，所以当他提出见父母时，我紧张得像要上考场。

但第一次见他父母时，我就觉出了异样。

他家住在城北的一栋老旧楽宇里，房子不大，却收拾得整整齐齐。

他妈上下打量我，眼神里藏着评判，说话酸溜溜的：＂小陈家祖上可是教书的，找对象就得门当户对。＂

陈明爸倒是和气些，问了我家里的情况，得知我是农村来的，眼神里明显闪过一丝失望。

饭桌上，陈妈不停地说起陈明的前女友，什么大学生，什么单位科长的女儿，言外之意就是我配不上他。

我低着头，一口一口地吃饭，感觉每一口都像是在咽下屈辱。

陈明在桌下握了握我的手，给了我一个安慰的眼神。

回去的路上，他向我道歉：＂我妈就那脾气，你别往心里去。等她熟悉了你，就会喜欢你的。＂

我点点头，但心里却打了个结。

我知道，农村人和城里人的差距，不是一句＂别往心里去＂就能抹平的。

之后的日子，我加倍努力，想证明自己。

学着改掉乡下口音，看书学习城市人的礼仪，加班赚更多的钱，希望能在陈家人面前挺直腰板。

陈明似乎也感受到了压力，开始频繁地加班，说是要多赚钱买房子。

我们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有时一周只能见一面，但每次见面他都很温柔，让我又重拾信心。

日子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我提出要带陈明回家见我父母。

他有些犹豫：＂要不等我们攒够了钱再说？现在手头紧，见父母肯定要准备礼物的。＂

我心里一酸，知道他是嫌我家穷，怕丢脸。

但还是说：＂不用太多礼物，爹妈不在乎这些，他们只想见见你这个人。＂

就这样，我们坐了七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又转了三个小时的班车，才到了我的老家。

陈明一路上皱着眉头，嫌车上挤，嫌路上颠，到了村口看见泥泞的道路，更是一脸的嫌弃。

我家是土坯房，院子里养着几只鸡，墙角堆着柴火，简陋但干净。

爹娘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满脸皱纹和期待，站在门口迎接我们。

＂这就是小芳的对象啊？长得真精神！来来来，快进屋坐。＂爹热情地招呼。

＂吃了没？我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和鸡汤，快尝尝。＂娘笑得合不拢嘴。

一家人围坐在简陋的饭桌前，我紧张地看着陈明的反应。

他礼貌但疏离，吃饭时皱着眉头，看着桌上的土碗土碟，明显不习惯。

当爹问起他家里情况时，他言简意赅，甚至有些敷衍。

晚上睡觉前，娘悄悄拉住我：＂闺女，这个男娃子，对你好不好啊？＂

我赶紧点头：＂好，特别好，妈你放心。＂

娘叹了口气：＂只要他对你好就行，娘就怕你在城里受委屈。＂

那晚，我躺在儿时的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心里五味杂陈。

第二天，陈明就说厂里有急事，要提前回去。

爹娘虽然失望，但还是理解地送我们到了村口。

在回城的路上，陈明终于忍不住说：＂小芳，你家里条件也太差了。＂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我家是穷，但爹娘都是实在人，他们把最好的都给我们了。＂我强忍着泪水说。

他没再说什么，但从那以后，每当我提起家里，他总是转移话题。

日子一天天过去，眼看着到了订婚的时候，陈家提出要一万块彩礼钱，说是＂城里风俗＂。

一万块！那可是我攒三年的工钱啊！

我惊讶地看着陈明：＂城里不是不兴这个吗？＂

他低着头：＂我妈说，这是我们家的传统，不能丢。＂

我咬咬牙，答应了。

毕竟爹娘从小教导我，嫁人就要从一而终，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下去。

更让我震惊的是，没过几天，陈明告诉我，他们刚买的新房要装修，竟然要我先垫付一万五。

＂这么多？＂我惊讶地问。

＂这钱不会白出，结婚后那房子不是你们住吗？＂婆婆理直气壮地说，眼睛里闪烁着我看不懂的光。

我心里打鼓，回乡下问了爹。

爹听完，皱着眉头沉思良久。

＂闺女，这不对劲。＂爹摸着胡子，眼神忧虑，＂城里再有钱，也没有让女方出装修钱的道理。你问问他，这钱究竟要花在哪里？＂

我回城后，向陈明提出疑问。

他支支吾吾地说：＂妈妈想买些好一点的家具，还有厨房要全部重新装，客厅要贴壁纸，这些都挺贵的。＂

＂可我们刚开始生活，简单点不好吗？＂我试探着问。

＂你不懂，＂他突然有些激动，＂在城里，面子很重要。结婚是大事，亲戚朋友都会来，家里太寒酸会被人笑话的。＂

＂可我们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啊。＂我为难地说。

＂我工资低，你也知道。家里买房已经花了不少，现在就指望你了。＂他叹了口气，＂你不是说要和我一起努力吗？＂

我沉默了。

是啊，我曾信誓旦旦地说，要和他一起奋斗，共创未来。

可为什么心里却越来越不踏实？

那天晚上，我坐在宿舍的床边，看着手里那条已经洗得有些褪色的红围巾，思绪万千。

当初这条围巾承载了多少甜蜜的期待，如今却像一条无形的绳索，让我喘不过气来。

几天后，我在厂区门口偶遇陈明的一个朋友。

他喝了点酒，口无遮拦：＂小芳啊，陈明有福气，找了个肯出钱的媳妇。他家那房子，我看悬，听说还欠着一屁股债呢！＂

我心里一惊：＂什么债？＂

＂你不知道啊？＂他瞪大了眼，随即讪笑，＂没，没什么，我喝多了，瞎说的。＂

这件事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我开始留心观察，发现陈明的父母经常穿金戴银出入高档场所，却总说家里拮据；陈明每月工资不高，却有一部当时很贵的大哥大；谈婚论嫁时，他们总是强调要我多出钱，却从不提他们家要出什么。

我夜不能寐，连续几天，厂里的姐妹们都说我像变了个人。

＂小芳，你咋了？眼圈都黑了。＂老乡李翠问我。

我摇摇头，没说实话。

那天晚上，我独自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路过一家小饭馆，听见里面有人高声谈笑。

＂陈家那小子可真会找对象，找了个农村傻丫头，一听说要结婚，啥钱都肯出！＂

＂可不是嘛，上次那个女大学生就是看出来了，才跑的。现在这个，听说要出钱装修房子呢！＂

＂陈家那套房子还不是借钱买的，装修完了，还不知道要卖给谁呢！＂

我如遭雷击，站在原地，浑身发冷。

所有的疑惑suddenly都有了答案，所有的不安也有了来源。

我不是傻子，终于明白了自己在他们眼里的价值——一个任人宰割的提款机。

回到宿舍，我把所有积蓄取了出来，数了又数。

这是我这些年的血汗钱，每一分都凝聚着我的辛劳和梦想。

我打定主意，第二天就去找陈明问个明白。

可那晚，我收到了陈明的电话，说他爸突发胃病，急需钱住院。

＂小芳，能不能先把装修的钱给我？爸爸情况不太好，医院要预交五千块。＂他声音焦急。

我沉默了一会，问：＂陈明，你爱我吗？＂

电话那头顿了顿：＂当然爱，怎么突然问这个？＂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实话，你家到底有多少债？＂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是叹息：＂小芳，事情很复杂，等见面我再解释吧。现在能先把钱给我吗？＂

我挂断电话，心如死灰。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市医院，没找到陈明的父亲。

我在医院门口站了很久，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决心涌上心头。

我下了决心，拿出积蓄，买了辆缝纫机，决定悔婚自立。

当我把决定告诉陈明，他先是不信，后是震怒，最后竟威胁说：＂你要是敢悔婚，我家已经发了请帖，丢不起这人，照样办酒席，到时候让所有人知道你多不讲信用！＂

＂陈明，是你们先不讲信用的。＂我冷静地说，＂我不会再给你们一分钱，也不会嫁给一个骗子。＂

他脸色铁青：＂你会后悔的，李小芳！＂

我没想到，他们真的办了。

那晚，我躲在饭馆后门，看着宾客络绎不绝地进出酒店，心如刀绞又莫名释然。

有人说看到陈明在婚礼上解释说新娘生病了，还有人说听到他妈妈抱怨说被放了鸽子，却还是笑脸相迎地收着礼金。

红围巾紧紧裹在我脖子上，曾经的温暖变成了讽刺的见证。

第二天，爹坐长途车来找陈家理论。

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只知道爹回来时脸色铁青。

＂他们骂我们是乡巴佬，说你不讲信用。＂爹气得直拍桌子，＂那陈明他爸还说，装修钱早就花完了，让我们别想要回来！＂

我安慰爹：＂钱没了就没了，总比嫁过去受一辈子罪强。＂

爹叹了口气，拍拍我的肩：＂闺女长大了，比爹看得明白。＂

后来邻居老刘告诉我，陈家早就欠了一屁股债，想借我的钱装修房子，再靠办酒席收礼金填补窟窿。

＂这哪是娶媳妇，分明是找＇提款机＇！＂老刘气愤地说，＂他们以前就这样，靠骗农村姑娘的钱过日子。你跑得快，算是躲过一劫！＂

我听了，笑中带泪。

那条红围巾，我没有扔，而是拆开了，用线重新织成了一顶小帽子。

这顶帽子成了我的幸运物，提醒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用攒下的钱在厂区门口租了间小店，卖些日用百货。

白天做工，晚上经营小店，日子虽然辛苦，却踏实。

店面不大，但我精心布置，摆上各色商品，门口挂着我亲手绣的招牌＂小芳百货＂。

开业那天，厂里的姐妹们都来捧场，买了不少东西。

＂小芳，你可真行，自己当老板了！＂李翠羡慕地说。

我笑笑：＂不算什么，就是不想再被人骗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小店渐渐有了固定客源。

我进货的眼光越来越准，知道厂区工人需要什么，价格定得合理，服务也热情，生意越来越好。

一年后，我扩大了店面，又添了一台缝纫机，开始接一些小额订单，自己设计制作一些简单的服装。

我把挣的钱一部分寄回家，供弟弟上学；一部分存起来，计划着有朝一日能开一家真正的服装店。

红帽子一直戴在我头上，成了我的招牌。

有顾客问起，我就笑着说：＂这是我的护身符，提醒我做人要诚实，做生意要厚道。＂

三年后的一个下午，陈明带着个女孩来店里买东西。

他变胖了，眼神闪烁着不安。

那女孩挽着他的胳膊，手上戴着我曾经幻想过的婚戒。

看到我，他明显愣了一下，然后尴尬地打招呼：＂小芳，你过得还好吧？＂

我注意到他的衣服已经有些旧了，眼角也有了疲惫的纹路。

＂挺好的，欢迎光临。＂我淡淡地说，看着他们挑选商品。

那女孩似乎不知道我的身份，热情地和我讨价还价：＂老板，这个能便宜点不？我们刚结婚，手头紧。＂

陈明局促地站在一旁，不敢看我。

我笑了笑：＂新婚快乐，这个就算是我的贺礼，打八折。＂

女孩高兴地道谢，陈明终于抬起头，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

他们离开时，陈明落在后面，低声对我说：＂小芳，对不起，当年是我错了。＂

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忽然感到一阵释然。

＂陈明，＂我叫住他，＂祝你幸福。＂

他愣了一下，点点头，匆匆追上了他的妻子。

送走他们，我望着窗外的夕阳。

人生就像这柜台上的交易，付出与回报终要相当。

那场没有新娘的婚礼，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幸福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的。

窗外的夕阳映照在我的脸上，温暖而坚定。

我摘下那顶红帽子，想起了当初的红围巾，不禁莞尔。

从一条围巾到一顶帽子，从一个懵懂的农村姑娘到一个独立自主的小店主，我的人生经历了多少变化啊。

我想起厂里的姐妹们常说的一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在这个正在变化的城市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明天，我要去服装批发市场看看新款式，也许是时候扩大我的＂小芳服装＂系列了。

我戴上红帽子，锁好店门，迎着夕阳走向家的方向。

人生路上，我不再需要别人的指引，因为我已经学会了自己掌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