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工友做了5年临时夫妻，分别后没联系，如今她打来电话让我动容

临时夫妻的来电

夜已深，电话铃声划破寂静。

我揉着惺忪睡眼接起，听筒里传来既熟悉又陌生的女声：＂老赵，是我，小芳。＂

五年了，这个曾与我朝夕相处的女人，如今声音里多了几分疲惫。

＂我女儿想见你一面。＂她说完这句话，电话那头沉默了。

我握紧话筒，心跳加速，喉咙发紧，手心沁出了汗。

那一瞬间，我们共同度过的岁月如同电影般在脑海中回放，那些笑容、泪水、争吵、和解，全都涌上心头。

我听见自己干涩的嗓音问：＂为什么？＂

小芳沉默了片刻，轻声说：＂见了面再说吧，老赵，这些年，你还好吗？＂

＂还活着。＂我苦笑一声，这是我们当年厂里的玩笑话，谁问候谁都是这一句。

电话那头传来她轻微的笑声，仿佛穿越时空的缝隙，带着熟悉的温度。

挂了电话，我久久不能入睡，起身翻出了床底的旧皮箱。

箱子里有一条织了一半的围巾，是小芳离开前给我织的，说东北冬天冷，我一个大老爷们儿不会织毛活儿，她要提前给我备着。

五年了，这条围巾还是半成品，如同我们的情感，戛然而止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一九九八年，国企改革浪潮下，我下岗了。

四十岁的年纪，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像我这样的工人到处都是，人们管这叫＂四十岁现象＂。

厂里发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和几千块钱遣散费，我和车间里的老伙计们在厂门口合了影，然后各奔东西。

没办法，我只好南下打工。

当时沈阳火车站挤满了像我一样往南方去的人，有打工的，有做小生意的，大家脸上写满了对未来的彷徨和一丝希望。

坐了三天两夜的硬座，我终于到了深圳。

那时的深圳，建筑工地遍地开花，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到处是背井离乡的打工者。

我先是在建筑工地上干了两个月，后来听老乡说附近有家服装厂缺人，工钱比工地高，活也不算重，我就去应聘了。

厂长看我是东北来的老实人，就安排我管理仓库，每天搬搬货，清点物资，虽然累些但比工地上强多了。

小芳是同厂的缝纫工，比我小五岁，山东人。

她个子不高，脸圆圆的，说话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儿。

她离过婚，独自一人在外打拼，从不提及过去的事。

厂区附近房租贵，打工仔们都是几个人合租一间房子，挤得像沙丁鱼罐头。

有一天食堂吃饭，小芳提议我们合租一间，她说：＂反正我一个女的，你一个男的，都是出来打工的，能省一笔是一笔。＂

我犹豫了，毕竟男女同住不太合适。

她看出我的顾虑，笑着说：＂老赵，你都四十多的人了，我也三十好几了，咱俩谁也不是小年轻，图的就是省钱。＂

就这样，我们合租了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各自一张单人床，中间一块花布帘子相隔。

刚开始，我们连话都少说，各自下班回来，疲惫地倒在床上，第二天天不亮又起来赶工。

只是偶尔谁买了菜，会喊对方一起吃顿饭。

我记得第一次一起吃饭，她做了家乡的鲁菜，我第一次尝到了地道的山东菜，那香味让我想起了家。

＂好吃不？＂她问我。

＂真不赖！比俺们东北的可香多了。＂我由衷地说。

她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那是，咱山东菜可是有名的，下回教你做。＂

就这样，我们开始有了更多交流。

冬天来了，南方的湿冷渗入骨髓。

北方人说＂干冷不怕，湿冷钻心＂，这话一点不假。

有天晚上，小芳发起高烧，烧得满脸通红，我吓坏了，急忙背她去医院。

那晚医院人满为患，我背着她在急诊室外排队，她滚烫的脸贴在我的后背上，我能感觉到她轻微的呼吸。

＂对不起，麻烦你了。＂她虚弱地说。

＂别说这些没用的，咱们都是老乡，这点事算啥？＂我故作轻松地说。

在输液室守了一夜，看着她苍白的脸，我第一次感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人需要我照顾。

那种感觉很奇妙，自从下岗后，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废人，毫无用处。

但那一刻，我意识到，即使是＂废人＂，也能成为某个人的依靠。

小芳病好后，我们之间的隔阂似乎也消融了许多。

她开始给我做一些家乡菜，我则会带一些东北特产回来，我们偶尔一起去附近的公园散步，聊聊各自的家乡。

慢慢地，我们成了彼此的依靠。

她给我缝补衣服，织毛衣；我帮她扛米背水，修理电器。

同厂的工友见了，都笑着叫我们＂临时夫妻＂。

＂哟，赵师傅，你老婆给你送饭来了！＂他们打趣道。

我们也不解释，毕竞在那个陌生城市，能有个照应的人已是幸运。

有时候下班晚了，她会在厂门口等我，远远地看见她的身影，我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踏实。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微妙。

有一次，她生日，我攒了两个月的钱给她买了条围巾。

她收到礼物时愣住了，眼圈红红的：＂老赵，你这是干啥？＂

＂过生日还不能送个礼物？＂我有些不自在地挠挠头。

她小心翼翼地将围巾收起来：＂我没过过生日，前夫从来不记得这些事。＂

听她提起前夫，我有些酸涩：＂那人眼瞎。＂

她笑了，笑容里带着苦涩：＂都过去了，现在挺好的。＂

那晚，我们破例喝了点酒。

酒过三巡，她开始讲述自己的往事。

原来她嫁给前夫时才二十出头，婚后发现丈夫好赌，家里积蓄都被赌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她忍了几年，最后实在忍不下去了，才决定离婚。

＂离婚那天，全村人都来看热闹，说我不守妇道，不懂得忍耐。＂她眼睛红红的，＂我娘家人也不理解，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让我回去伺候男人。＂

听着她的故事，我心疼不已：＂那些人根本不知道你受了多少苦。＂

她摇摇头：＂都过去了，现在遇见你这样的好人，我知足了。＂

那一刻，我感觉胸口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暖暖的。

那晚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又近了一步。

厂里的人越来越把我们当成一对，我们也默认了这种关系。

她开始会给我织毛衣，我下班会带些她爱吃的小零食。

日子就这样平淡而温馨地过着，仿佛我们真的成了一家人。

转眼过了三年，工厂突然宣布倒闭。

老板卷了钱跑路，留下一堆工人和几个月没发的工资。

工人们围堵了厂门，有人报了警，但最终只拿到了部分工钱。

我和小芳也领了几百块钱的遣散费，站在厂门口，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厂子倒闭那天，我俩坐在海边看浪。

南方的冬天，海风夹着细雨，吹得人直打哆嗦。

小芳裹紧了我给她买的那条围巾，沉默了很久，然后说：＂老赵，我们回老家吧，都不容易。＂

我知道她指的是各自回各自的老家。

五年同甘共苦，终究是要分开的。

我们都已过不惑之年，不像那些年轻人可以轻易地说爱或不爱。

我们只是两个被生活推到一起的中年人，彼此取暖了一段时光。

＂你回山东有什么打算？＂我问她。

＂回去开个小裁缝铺吧，这些年学了不少技术。＂她说，＂你呢？＂

＂回东北看看，或许能找个保安的活干干。＂我勉强笑笑。

她点点头，眼神有些闪烁：＂老赵，这些年，谢谢你。＂

＂说这些做啥，我还得谢谢你呢。＂我摆摆手，不想让气氛太伤感。

夜里回到出租屋，我们都有些沉默。

她收拾着自己的行李，我坐在床边抽烟。

狭小的房间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氛。

她突然停下手中的活，看着我：＂老赵，你说，我们这算什么呢？＂

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

她继续说：＂工友们叫我们＇临时夫妻＇，可我们连手都没牵过。＂

我心跳加速，嗓子发干：＂小芳，我...＂

她走过来，坐在我身边：＂我们都不年轻了，回去之后，或许再也见不到了。＂

我看着她的眼睛，里面有我看不懂的情绪。

那一晚，我们真正成为了夫妻。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缝隙洒进来，我醒来时，她已经起床收拾行李了。

＂醒了？＂她看见我睁眼，平静地问，仿佛昨晚什么都没发生。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继续收拾着行李，动作很轻，生怕惊扰了什么。

＂你的车票买好了吗？＂我问。

＂嗯，下午三点的车。＂她头也不抬地说。

我看了看表，还有六个小时。

我们都知道，这六个小时后，我们将各自回到各自的世界，再无交集。

吃过早饭，我陪她去买了些路上吃的东西。

她特意给我买了一件厚外套：＂东北冷，你穿这个。＂

我看着她为我挑选的衣服，喉咙发紧：＂你的钱不多了，别给我买了。＂

＂钱没了可以再赚，朋友没了可就真没了。＂她笑着说，眼睛却不看我。

朋友，原来我们最终还是朋友。

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失落。

中午，我们在一家小餐馆吃了最后一顿饭。

她点了我爱吃的红烧肉和醋溜白菜，我点了她喜欢的糖醋里脊。

饭桌上，我们聊着各自的计划，仿佛只是普通的朋友聚餐。

＂老赵，到了东北记得给我写信，这是我家地址。＂她塞给我一张纸条。

我接过来，小心地放进钱包最里层：＂你也是，有什么困难就说。＂

她点点头，低头吃饭，不再说话。

吃完饭，我们默默走向汽车站。

车站人头攒动，到处是拖着行李的打工者，有的欢声笑语，有的抹着眼泪。

我们安静地站在候车室，像两个陌生人。

＂我先走了，你明天的车，对吧？＂她问。

＂嗯，明天早上的。＂我点点头。

＂那...＂她欲言又止，＂保重。＂

＂你也是，到家给我写信。＂我说。

她点点头，转身要走，又回过头来：＂老赵，那条围巾我织到一半，放在你箱子里了，你...自己接着织吧。＂

我愣住了，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她眼里含着泪，我转身就走，不敢回头。

那时我哪里知道，这一别就是五年。

五年里，我回到了东北，靠着在深圳的积蓄和一些朋友的帮助，开了一个小修理铺，修自行车，修家电，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我给小芳写过几封信，但都没有收到回复。

我以为她可能搬家了，或者嫁人了，不想再与过去有任何联系。

慢慢地，我也就不再写信，只是偶尔喝醉了，会想起那个和我同甘共苦的女人。

如今，电话那头的小芳说她女儿要找我，我心中五味杂陈。

难道那晚...我有了女儿？

我不敢问，却又期待着。

挂了电话后，我辗转反侧，决定南下一趟。

不管是什么原因，能再见小芳一面，也算是了却一桩心事。

第二天，我去买了火车票，简单收拾了行李。

临出门前，我又看了一眼那条织了一半的围巾，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它装进了背包。

三天后，我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脑海中全是小芳的模样。

她现在过得好吗？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联系？她的女儿又是谁？

这些问题在我脑海中盘旋，让我无法安心。

列车员送来盒饭时，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坐了四个小时，却一口水都没喝。

＂大叔，您看起来心事重重啊。＂年轻的列车员笑着递给我盒饭。

＂哦，谢谢，有点事情要处理。＂我勉强笑笑。

＂是回家吗？＂他随口问道。

家？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家了。

＂算是吧。＂我敷衍道。

吃过饭，我靠着窗户闭目养神，脑海中浮现出与小芳相处的点点滴滴。

她做的饭菜，她缝补的衣服，她生病时的脆弱，她开心时的笑容...

这些记忆如此清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三天后，火车终于到站。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车站，按照小芳给的地址，打车来到了郊区的一个小区。

小区不算新，但很整洁，住的多是普通工薪家庭。

我按响了门铃，心跳如鼓。

门开了，小芳站在门口，比五年前瘦了许多，眼角多了些皱纹，但笑容还是那么熟悉。

＂老赵，你来了。＂她轻声说，仿佛我们只是昨天才分别。

＂嗯，来了。＂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侧身让我进屋，我这才注意到，屋内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眉目间与小芳有七分相似。

我心里一沉，这女孩看年龄，不可能是我的孩子。

＂这是我女儿，前夫的。＂小芳介绍道，＂丫头，叫叔叔。＂

女孩怯生生地喊了声＂叔叔＂，然后低下头，似乎有些拘谨。

我心里既释然又失落。

释然的是不必承担做父亲的责任，失落的是...我也说不清。

＂坐吧，我去泡茶。＂小芳转身去了厨房。

我和女孩面对面坐着，一时无话。

＂叔叔，谢谢你来。＂女孩突然开口，声音很轻。

＂不用谢，我和你妈是老朋友了。＂我笑笑，＂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杨雨，今年十七岁了。＂她说。

我点点头：＂上学吗？＂

＂嗯，高二了。＂她回答，然后又沉默了。

小芳端着茶回来，看见我们沉默的样子，笑了：＂你们俩这是干啥呢？跟生人似的。＂

＂没，就是不知道聊什么。＂我接过茶杯，轻轻抿了一口。

小芳坐下来，看着我：＂老赵，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还行，回东北开了个小修理铺，一个人过，挺自在的。＂我简单地说，＂你呢？＂

＂我回山东待了两年，后来丫头想上好学校，就来了这边，在一家服装厂做质检，工资还可以。＂她说。

我点点头，注意到她说话时有些气短，脸色也不太好。

晚饭是小芳准备的，还是我爱吃的那些菜。

＂你还记得我爱吃什么？＂我有些惊讶。

她笑了：＂咱们一起生活那么久，这点事能忘吗？＂

饭桌上，小芳一直鼓励女儿和我说话，气氛渐渐融洽起来。

吃完饭，杨雨主动去洗碗，我和小芳坐在客厅聊天。

＂你给我写的信，我都收到了。＂她突然说。

我愣住了：＂那你为什么不回？＂

她低下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

＂什么意思？＂我不解。

＂那时候回山东，我家里人知道我和一个东北男人合租了几年，就开始各种闲话。＂她苦笑道，＂村里人更是指指点点，说我不检点。＂

我握紧拳头：＂他们懂什么？＂

＂我不在乎这些，但我怕连累你。＂她抬头看我，＂我想，你回东北也不容易，如果和我有联系，万一被你家里人知道了，对你也不好。＂

我沉默了。

她说得没错，我回东北后，也经常被人问起在深圳的事情。

每当有人问起有没有对象，我就会想起小芳，但从没敢说出口。

毕竟，在老家人眼里，＂临时夫妻＂这种关系是见不得光的。

＂那为什么现在找我？＂我终于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她犹豫了一下，看了一眼厨房的方向，然后压低声音：＂我病了，肾出了问题，需要手术。＂

我心里一沉：＂严重吗？＂

＂医生说要尽快手术，但费用...＂她没说完，但我明白了。

＂多少钱？＂我直接问。

＂三万多。＂她低声说，＂我这些年攒了一些，但还差一万多。＂

＂我这里有，明天就给你拿去医院。＂我不假思索地说。

她眼圈红了：＂老赵，我不是为了钱才找你的。＂

＂我知道，你找我肯定是走投无路了。＂我苦笑道，＂我们什么交情，这点钱算什么？＂

她低下头，泪水滴在手背上：＂这些年，我一直记得你对我的好。＂

我想伸手擦去她的泪水，却又不敢，只能干巴巴地说：＂别哭了，看你女儿该担心了。＂

她点点头，擦干眼泪：＂谢谢你，老赵。＂

＂别说这些没用的。＂我摆摆手，＂明天我陪你去医院看看。＂

饭桌上，小芳终于道明实情。

原来她半年前就查出了肾病，但一直靠药物控制，直到最近病情加重，医生建议手术。

杨雨知道后，翻出了母亲的旧信箱，找到了我的来信和地址。

＂妈妈一直把叔叔的信藏在枕头下面，晚上偷偷看。＂杨雨说，＂我知道叔叔对妈妈很重要，所以就...＂

小芳脸红了，打断女儿：＂丫头，吃你的饭。＂

我心里一暖，原来她也没有忘记我。

＂当年你照顾我那场病，我一直记得。＂小芳低着头说，＂这些年没联系，是我怕耽误你重新开始。＂

＂你也没耽误我啊，我不照样单着。＂我开玩笑地说。

她抬头看我：＂真的单着？＂

＂真的，骗你干啥。＂我笑着说，＂你以为像我这样的老男人，谁会要啊？＂

她笑了，那熟悉的笑容让我想起了我们共处的日子。

看着她憔悴的面容，我突然明白，生活从不因情感而停步。

那年分别，我们都以为是给对方自由，却忘了情义这东西，哪是说断就能断的。

第二天，我陪她去了医院。

医生看了她的检查报告，建议尽快手术。

＂你是病人家属？＂医生问我。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小芳轻轻握住我的手：＂他是我丈夫。＂

我转头看她，她朝我微微一笑，眼里满是信任。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无论世俗怎么看待我们的关系，在彼此心里，我们早已是生死相依的伴侣。

＂对，我是她丈夫。＂我坚定地对医生说。

办理住院手续时，我毫不犹豫地支付了全部费用。

小芳想阻止，被我拦下：＂别说那些没用的，钱没了可以再赚，你要是出了事，我找谁去？＂

她红了眼眶，不再说话。

手术定在三天后，我每天都去医院陪她。

有时聊天，有时只是安静地陪着她。

杨雨也经常来，看见我和她妈妈相处融洽，眼神中的戒备渐渐消失了。

＂叔叔，谢谢你对我妈这么好。＂有一天，杨雨单独对我说。

＂不用谢，我们是老朋友了。＂我笑笑。

＂不只是朋友吧？＂她狡黠地看着我，＂我看到妈妈枕头下的信了，你们感情很深。＂

我有些尴尬：＂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过去的事为什么现在还能让妈妈偷偷哭呢？＂她反问。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手术那天，我和杨雨一起在手术室外等待。

五个小时后，医生出来告诉我们手术很成功，但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看着推出来的小芳，我长舒一口气，仿佛自己也经历了一场大手术。

接下来的日子，我请人照看家里的修理铺，自己留在了小芳身边照顾她。

我陪她做复健，陪她散步，给她讲东北的趣事，逗她开心。

她恢复得很快，一个月后就可以出院了。

出院那天，小芳问我：＂回东北吗？＂

我摇摇头：＂我在这边找了份工作，不远，就在你家附近的工厂。＂

她惊讶地看着我：＂你要留下来？＂

＂嗯，东北那边太冷了，我年纪大了，受不了了。＂我找了个借口。

她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岁月的温柔：＂老赵，你不用为我...＂

＂不是为你，＂我打断她，＂是为我自己。这么多年一个人，挺无聊的。＂

她低下头，轻声说：＂那你住哪儿？＂

＂找个出租屋呗，或者...＂我故意拖长声音。

＂或者什么？＂她抬头看我。

＂或者，我们再做一次＇临时夫妻＇？＂我半开玩笑地说。

她愣住了，然后噗嗤一声笑了：＂都这把年纪了，还临时呢？＂

＂那就...永久的？＂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没说话，只是低下头，但我看见她的耳朵红了。

回家的路上，我们并肩走着，像当年在深圳的街头一样。

＂小芳，＂我突然停下脚步，＂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

我从背包里拿出那条织了一半的围巾：＂这些年，我一直留着它。＂

她接过围巾，眼睛湿润了：＂你...你还留着它？＂

＂嗯，虽然不会织，但总觉得扔了可惜。＂我笑笑。

她抚摸着围巾，轻声说：＂要不，我帮你织完？＂

＂好啊，不过我有个条件。＂我说。

＂什么条件？＂她抬头看我。

＂围巾织完了，你就嫁给我。＂我鼓起勇气说出这句话。

她愣住了，然后眼泪夺眶而出：＂你...你这个老东北，尽会欺负人。＂

我笑了，知道这是她答应了。

回到家，杨雨看见我们手牵手，先是惊讶，然后开心地笑了：＂早该这样了！＂

晚上，我和小芳坐在阳台上看星星。

＂老赵，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一直后悔当初没留住你。＂她轻声说。

＂我也是，要是当初勇敢点，现在咱们孩子都上学了。＂我握着她的手。

她靠在我肩上：＂现在不晚，我们还有大把时光。＂

我点点头，心里满是感激。

＂临时夫妻＂这个词，曾是工友们的调侃，如今却成了一种超越血缘的情义。

有些情，不必言明；有些人，无需相伴，却是一生的牵挂。

而今，我们终于有机会，把＂临时＂二字，改成＂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