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母亲说妹妹是我的童养媳，我当时哭了，我只想做她永远的哥哥

＂妹妹，你长大了要嫁给哥哥啊！＂母亲笑眯眯地说着，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

我听罢，泪珠却不争气地滚落下来，嗓子像被塞了棉花一样发紧：＂我不要，我只想做她永远的哥哥。＂

1986年的春天，村口的大喇叭响着《东方红》，阳光洒在田埂上，麦苗迎风摇曳。我十八岁，妹妹小荷十四岁，正是懵懂的年纪。

老槐树下，我和小荷并排坐在石墩上，手里的冰棍渐渐融化，滴在泥土上，留下一个个小坑。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有远处生产队的拖拉机＂突突＂作响，打破了这份微妙的沉默。

那天早晨，母亲的一句话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一圈圈的涟漪。＂童养媳＂这个词，在我们陈家湾并不陌生，母亲那一辈，村里有七八户人家都是这样的关系。

可现在是八十年代中期啊，县里都通了电，我们村也有了黑白电视机，《新闻联播》里常说＂改革开放＂，街上的人穿着各种花花绿绿的的确良衬衫。在这样一个新时代，＂童养媳＂三个字显得那么刺耳。

＂哥，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小荷突然开口，声音细得像蚊子哼哼。她抬起头，那双大大的眼睛里盛满了忐忑。

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斑斑驳驳地洒在她脸上。我连忙摇头：＂胡说什么呢，你永远是我妹妹。＂

小荷不是我亲妹妹，这是村里人都知道的事。她六岁那年，父母双亡，是我母亲把她接到我家的。当时我家也不富裕，一间砖瓦房，门口一棵老槐树，屋后一小块菜地，全家仅靠父亲在生产队的工分和母亲做些零活维持生计。

＂娃啊，咱家也不富裕，但总不能看着小荷没人管。＂母亲这样解释，＂再说了，以后她长大了，可以给你当媳妇，照顾你和你爹娘，这叫童养媳。＂

那时我只有十岁，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我只知道，从此以后，家里多了个跟在我屁股后面喊＂哥哥＂的小丫头。

小荷很懂事，从不娇气。七岁就帮着母亲洗衣做饭，上学回来还要喂猪、捡柴火。即使生病发烧，也不肯多躺一会儿。每到这时，我就会用自行车驮着她去村医那里打针，她小小的身子贴在我背上，轻得像片羽毛。

＂哥，你不怪我给你家添麻烦吧？＂有一次，她发着高烧问我。

＂傻丫头，你是我妹妹，一家人说什么麻烦。＂我摸了摸她滚烫的额头，心疼得不行。

村里人都夸陈家有福气，找了个好童养媳。每当听到这些话，我心里就别扭，总想反驳：她是我妹妹，不是什么童养媳。可在乡下，这种说法根深蒂固，我一个小娃娃，又能改变什么呢？

父亲在我十五岁那年因病去世，家里的担子全压在母亲身上。那时候，小荷更加懂事了，常常一放学就帮着母亲纳鞋底、绣花枕头，贴补家用。

＂小荷啊，真是个好闺女。＂邻居王婶子看着小荷利索的针脚，连连点头，＂陈家有你，算是积了阴德了。＂

那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县里的师范学校。全村人都来祝贺，说陈家出了个读书人，以后有出息了。我临走前，小荷给我做了双布鞋，鞋面上绣着＂步步高升＂四个字。

绣工并不精细，针脚歪歪扭扭的，但我能想象她熬了多少个煤油灯下的夜晚。那双鞋我一直舍不得穿，包在一块蓝布里，放在箱底。每次想家了，就拿出来看看。

＂哥，你可别忘了咱们的约定。＂临走那天，小荷送我到村口的大槐树下，眼睛红红的，却硬是没掉一滴泪。

我点点头。我们的约定是：我念完师范，一定回来，带她离开这个村子，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时的小荷，两条细细的辫子垂在胸前，穿着打了补丁的蓝布衣裳，站在晨光里，像一棵挺拔的小树苗。

师范学校里，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也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学校有图书馆，里面放着全套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各种文学名著；有放映室，每周放映一次电影；还有广播站，每天早晨播放《英语900句》。

新思想如春风般吹进我的心里，我开始对＂童养媳＂这种旧习俗产生更强烈的抵触。每次放假回家，听到村里人说起我和小荷的事，我心里就堵得慌。

＂老陈家的小子有出息喽，读书人了。小荷啊，你可得好好待他，以后跟着他有福了。＂村里的李大爷看到我和小荷一起去井边挑水，笑呵呵地说。

小荷低着头没吭声，脸红得像熟透的柿子。我心里窝着一团火，想反驳又不知从何说起，只好假装没听见，加快了脚步。

那年腊月，我和小荷去镇上赶集，给母亲买过年的布料。街上人来人往，小商小贩吆喝声此起彼伏。小荷穿着我去年给她买的红色毛衣，显得格外精神。

＂哥，你看那个！＂她指着一个摊位，眼睛亮晶晶的。

那是个卖发卡的小摊，各种颜色的蝴蝶结发卡摆得琳琅满目。小荷从小到大，没买过一样女孩子的小饰品，一直戴着母亲缝的白布发带。

＂喜欢哪个？＂我问。

她犹豫了一下，指了指一个蓝色的蝴蝶结发卡：＂这个好看。＂

我掏出钱包，数了数里面的零钱，够买三四个发卡了。这是我在学校教低年级补习班挣的一点儿钱。

＂老板，这个蓝的，再来一个红的、一个粉的。＂我说。

小荷拉了拉我的袖子：＂哥，买一个就行了，太贵了。＂

＂没事，你都十四了，该打扮打扮了。＂我摸了摸她的头。

回家路上，小荷把蓝色的发卡别在了头上，高兴得走路都轻快了许多。冬日的阳光洒在她身上，她整个人都亮堂起来。

＂哥，等我考上高中，我也要去县城，和你一起念书。＂她突然说。

我笑着点头：＂好啊，到时候我给你补课。＂

看着她青涩又明媚的侧脸，我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复杂的情感。小荷正在长大，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村子，去过她自己的生活。而我，会一直是她的哥哥吗？

母亲不知从哪听说，现在城里流行＂自由恋爱＂，开始担心起来。有一天晚饭后，她拉着我，唠唠叨叨地说：＂小荷是咱们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多好的闺女啊。可别让城里那些花枝招展的姑娘把你迷住了。＂

小荷正在灶台边洗碗，听了这话，泛起红晕。手上的动作不停，碗碟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像是在掩饰什么。

＂妈，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童养媳。再说了，小荷是我妹妹。＂我压低声音反驳道。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在学校学了些新鲜道理，就不认老理了？当初要不是这个说法，你爹能同意把小荷接回来？她一个孤女，能有今天的生活？＂母亲瞪着眼睛说。

我无言以对。是啊，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多一个人就是多一张嘴。若不是＂童养媳＂这个名头，小荷可能早就被送去福利院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认可这种陈规陋习。我静静地看着正在收拾碗筷的小荷，心里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让她过上不一样的生活。

师范毕业那年，我被分配到县城的实验小学教书。校长看我年轻有为，让我担任了教导主任。这在当时，算是个体面的工作。我拿着全校最高的八十五块钱月工资，还分了一间筒子楼里的单身宿舍。

那天回村，我骑着新买的永久牌自行车，车后座绑着给母亲和小荷买的礼物——一条花围巾和一块上海产的手表。村口的大槐树依旧，只是我觉得它似乎没有记忆中那么高大了。

＂哥！＂小荷远远地看见我，飞奔过来。她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姑娘，黑发盘在脑后，穿着蓝格子连衣裙，模样秀气。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坐在煤油灯下，说着我在县城的见闻。小荷正上高中，学习很用功，常常到半夜才睡。她目标是考上省城的大学，我知道，她希望能和我一样，靠读书改变命运。

＂哥，县城真的有电影院吗？＂小荷眼睛亮亮的，充满向往。

＂有啊，还有图书馆、百货大楼，晚上的霓虹灯可漂亮了。＂我绘声绘色地描述着，看到小荷的眼睛里闪烁着梦想的光芒。

突然，母亲问道：＂小陈，你在县城有没有认识什么姑娘啊？＂

我一愣，摇摇头：＂没有，我整天忙着教书，哪有时间啊。＂

＂我看啊，还是得把小荷的事早点定下来。＂母亲转向小荷，＂闺女，你今年也十六了，过两年就该说亲了。＂

小荷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没有说话。

我放下碗筷，打断了母亲的话：＂妈，小荷还在上学呢，别耽误她。＂

母亲叹了口气：＂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自己找对象。可咱们小荷，从小在咱们家长大，要是你不娶她，怕是对不住人家姑娘啊。＂

小荷的脸涨得通红，放下碗就跑出了屋子。

我心里乱极了。娶小荷？这个念头从未在我脑海中认真出现过。她是我看着长大的妹妹啊！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怎么能变成夫妻之情？

＂妈，您别再提这事了。小荷是我妹妹，我答应过她，帮她读完书，找到好工作。＂我坚定地说。

母亲气得直拍桌子：＂你这孩子，咋就不明白呢？当初我们把小荷接回来，村里人就传是给你当童养媳的。这么多年，人家姑娘在咱家吃苦受累，你现在说不娶就不娶了？那小荷以后咋办？谁还会要她？＂

我无言以对。在我们这样的小地方，一个女孩子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不娶小荷，她确实会面临很多闲言碎语。

那晚，我躺在童年的炕上辗转反侧。月光透过窗户洒在炕头，照在那双小荷给我做的布鞋上。我想起小时候，小荷第一次上学，我牵着她的小手走过村口的大槐树；想起她第一次考试得了满分，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想起她偷偷为我准备的生日礼物——一个笔记本，封面用红纸包着，上面写着＂哥哥加油＂……

这些回忆如此温暖，却又如此沉重。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和小荷之间会有这样的隔阂。

第二天一早，我出门散步，看到小荷正在井边打水。晨光中，她的侧脸显得特别宁静。水桶满了，她双手抓住桶耳，吃力地提起来，瘦弱的肩膀微微颤抖。

＂我来帮你。＂我快步走过去，接过水桶。

＂哥。＂她轻声喊道，眼睛红红的，像是一夜没睡好。

＂小荷，对不起，昨晚的事...＂我不知该如何开口。

她摇摇头，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哥，你不用觉得对不起我。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小荷，你是我妹妹，永远都是。＂我认真地说，生怕伤了她的心。

她点点头，眼里却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水桶里的水倒映着我们的脸，一阵微风吹过，水面泛起涟漪，我们的倒影也变得模糊不清。

＂哥，你放心，我会和婶婶解释清楚的。＂她柔声说，＂我们是兄妹，会一直是兄妹。＂

听到这话，我心里既欣慰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我们肩并肩走回家，路边的野花已经开放，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那天下午，我在县城学校备课时，接到了村里大队部打来的电话，说小荷离家出走了。

＂什么？！＂我手中的粉笔＂啪＂地一声掉在地上，摔成了两截。

＂陈老师，你快回来看看吧，你妈都急得不行了。＂话筒里传来大队书记沙哑的声音。

我心急如焚，立刻请假回村。母亲哭得眼睛都肿了，手里握着小荷留下的信：

＂婶婶，谢谢您这些年的养育之恩。我去县城找工作了，等站稳脚跟就回来看您。请别担心，也别为难哥哥。我永远记得您的好。小荷敬上。＂

字迹工整，一看就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我连夜去县城找人。县城虽不大，但对一个农村姑娘来说，还是太陌生了。我跑遍了每一家可能提供住宿的旅店，每一个可能招工的工厂，都没有小荷的踪影。我在街上行走，不停地张望，希望在人群中找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小荷啊，你到底去哪了？＂我站在县城的百货大楼前，望着人来人往的街道，心急如焚。

最后一天找人时，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了县城的火车站。站台上人声鼎沸，售票窗口排着长队。我灵机一动，拿出小荷的照片，去问售票员。

＂这姑娘？好像有点印象，前天买了去市里的票。＂售票员瞅了瞅照片说。

市里？那可是省城啊！小荷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她能行吗？我心里一沉，却又隐约松了口气——至少知道她去哪了。

第三天，我正准备去市里找小荷，却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是小荷，她说她在市里，跟着表姐一起在服装厂上班，让我们不要担心。

＂表姐？你哪来的表姐？＂我有些疑惑。

＂就是王奶奶家的大闺女啊，嫁到市里好多年了。我一直和她有书信往来，这次是她接我过去的。＂小荷解释道。

我这才想起来，村东头的王奶奶确实有个闺女，早年嫁到市里，听说在一家服装厂做管理。没想到小荷竟然一直和她保持联系，而我却毫不知情。

＂小荷，你回来吧，咱们好好商量。＂我急切地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她轻声说：＂哥，我不能回去了。你不是一直说要让我过不一样的生活吗？我想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一条路来。再说了，我走了，婶婶就不会整天想着让我们...＂她没说完，但我明白她的意思。

我叹了口气：＂你在那边还习惯吗？工厂的活不累吧？＂

＂挺好的。白天上班，晚上还能去夜校读书。表姐对我很照顾，你放心吧。＂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雀跃，是我很久没听到的那种快乐。

＂你至少告诉我地址，让我去看看你。＂我请求道。

＂等我安顿好了，会告诉你的。＂她说完就挂了电话。

母亲听说小荷平安，松了一口气，但还是埋怨我：＂要不是你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小荷也不会离家出走啊。你这孩子，把人家姑娘逼得走投无路，我这心里过不去啊。＂

我心里苦涩，却不知该如何解释。是我害了小荷吗？我只是想保护她，让她有更多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被命运和传统束缚。但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妈，小荷她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她去市里了，有工作，还能读书，这不是挺好的吗？＂我试图安慰母亲。

母亲擦了擦眼泪：＂这丫头，要强，像你。要不是我们当初把她当童养媳接回来，她哪有今天？现在倒好，鸟儿翅膀硬了，就飞了。＂

我听出了母亲话里的埋怨，可我不想辩解什么。是啊，养孩子就是养大了，给他们插上翅膀，然后看着他们飞走。小荷的离开，或许是对我们所有人的解脱。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荷偶尔会寄信回来，说她在服装厂做得不错，还在夜校读书。每次看到她的信，我都松一口气，却又忍不住担心。那个曾经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小女孩，现在要独自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

这一年秋天，我收到了小荷寄来的第一笔钱，两百块，还有一条给母亲的围巾。信中，她写道：＂哥，我在工厂学会了织毛衣，这条围巾是我给婶婶织的，冬天快到了，让她戴着暖和些。钱不多，你帮我存着，等我以后挣多了，要供你读大学。＂

读着信，我鼻子一酸。小荷才离家几个月，就学会了这么多，还想着我们。我把钱和围巾带给母亲，老人家摸着那条围巾，眼泪直流：＂这孩子，还记着我们啊。＂

那年冬天，我听从小荷的建议，报考了市师范学院的函授班，想提升自己的学历。县城的日子虽然简单，但我觉得充实。白天教书，晚上学习，周末回村看看母亲。

有时候，我会站在学校操场上，望着远方的天空，想象小荷在市里的生活。她是不是也像信中说的那样，过得充实快乐？

1990年春节，我收到了小荷的来信，她说要回村过年。我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提前打扫了她的房间，还买了她最爱吃的糖果。

大年三十那天，小荷回来了。她穿着时髦的羽绒服，扎着马尾辫，眉眼间透着城里姑娘的干练。母亲一见到她，就抱住她哭了。小荷轻轻拍着母亲的背，眼圈也红了：＂婶婶，我回来了。＂

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炕上吃团圆饭。桌上的菜比往年丰盛许多，有红烧肉、清蒸鱼、炖鸡块，还有小荷带回来的糕点和水果。电视机里放着春节联欢晚会，欢快的歌声充满了整个屋子。

＂小荷，你看起来气色不错啊。＂我打量着她，发现小荷不仅衣着变了，整个人的气质也不同了，举手投足间多了几分自信。

她笑着点头：＂工厂的活虽然累点，但我喜欢。现在我不仅是车间工人，还学了设计，表姐说我有天分，可以往这方面发展。＂

母亲摸了摸她的手：＂瘦了，是不是没好好吃饭？＂

＂怎么会，食堂的饭菜可香了。＂小荷笑着说，转而从包里拿出一个红包，＂婶婶，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您收着。＂

母亲推辞不过，接过红包，眼睛又湿润了：＂好孩子，你有出息了。＂

饭后，我和小荷坐在院子里看星星。冬夜的星空格外明亮，我们的呼吸在冷空气中形成白色的雾气。院子里的老柿子树光秃秃的，树梢上挂着几个红灯笼，随风轻轻摇晃。

＂哥，这两年，我想明白了很多事。＂小荷突然说道，声音坚定而清晰。

我看着她，等她继续。

＂小时候，我一直把你当哥哥，把婶婶当妈妈。可后来，村里人总说我是你的童养媳，我就开始困惑了。＂她的手指轻轻敲打着石墩，像是在敲打记忆的鼓点，＂我离开家这两年，见了很多人，也听了很多故事。我明白了，感情是不能强求的，也不该被传统束缚。＂

我心里一暖，握住了她的手：＂小荷，你长大了。＂

＂嗯，我现在知道，什么是真正想要的生活了。＂她微笑着看我，眼睛亮亮的，映着星光，＂哥，我不怪你。反而要谢谢你，是你一直鼓励我读书，鼓励我追求自己的路。＂

我鼻子一酸：＂小荷，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我决定继续在市里工作，夜校毕业后，想考服装设计学校。＂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我喜欢设计衣服，想让更多人穿上我设计的衣服。＂

我点点头：＂这是个好梦想。服装厂工资高吗？＂

＂还行，每月能拿到一百五十多，比在村里强多了。最主要的是，我能学到技术，还能接触到很多新鲜事物。＂她说着，眼睛里闪烁着光彩。

＂哥，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她犹豫了一下，声音变得有些怯生生的，＂我在工厂认识了一个男孩，他叫王建国，是技术部的师傅。他对我很好。我们...可能会在一起。＂

我心里突然一紧，说不清是什么感觉。我知道自己应该高兴，小荷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可心里却涌上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这种感觉让我自己都惊讶，难道我对小荷真的有那种感情？不，不是的，这只是一种保护欲，对吧？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他比我大三岁，是技术部的骨干，人很踏实，对我很关心。＂小荷脸上泛起幸福的红晕，＂最重要的是，他尊重我，支持我的梦想。他还说，等我夜校毕业，要送我去上专业的设计学校。＂

我点点头：＂那就好。有机会，带他回来见见我们。＂

＂嗯。＂她轻轻地答应着，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哥，这是我给你买的手表，市里产的＇上海牌＇，你戴着上课方便。＂

我接过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块精致的手表，银色表盘，黑色皮带，很是大气。我知道这样的表至少要一百多块钱，对于小荷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

＂小荷，这太贵了，你自己留着用吧。＂我想推辞。

她却执意要我收下：＂哥，这是我第一次给你买礼物，你要是不收，我会难过的。＂

我看着她坚定的眼神，只好点头：＂好，我收下了，谢谢你。＂

＂你看看合不合适。＂她催促道。

我戴上手表，调整了一下表带，刚刚好。小荷满意地笑了：＂真好看，衬你的气质。＂

望着她灿烂的笑容，我心里五味杂陈。小荷不再是那个跟在我身后喊＂哥哥＂的小女孩了，她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路要走，有了爱她的人，有了美好的未来。

而我，似乎也该放下那份保护欲，让她真正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夜深了，院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仰望星空，思绪万千。青春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些与小荷一起走过的日子，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中闪过。

第二天一早，小荷去走亲戚了。母亲坐在炕上，拉着我的手，叹了口气：＂娃啊，妈看得出来，小荷心里有别人了。＂

我沉默不语，手腕上的新表滴答作响，像是在计量逝去的时光。

＂其实，妈原本是希望你们在一起的。小荷这孩子，懂事、能干，对咱们家恩情也深。可是...＂母亲的眼睛湿润了，皱纹里盛满了岁月的沧桑，＂妈这两年也想通了。感情这事，强求不来。小荷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也是好事。咱们陈家，没亏待过她，问心无愧。＂

我握住母亲的手：＂妈，您别担心。小荷会过得好的，我们也会过得好的。＂

母亲点点头，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下来：＂你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其实妈心里明白，你对小荷，就是哥哥对妹妹的那种情分。妈是怕她以后嫁给别人，过不好，受委屈啊。＂

我轻声安慰道：＂妈，小荷有主见，她选的人不会差的。等有机会，我去市里看看那个王建国，要是人不错，咱们就放心了。＂

母亲擦了擦眼泪：＂也好，妈这把老骨头，就指望你们过得好。＂

年后，小荷回市里去了。我送她到村口的大槐树下，那是我们小时候常常玩耍的地方。冬日的阳光洒在积雪上，闪闪发光。小荷穿着那件鲜亮的羽绒服，像一只即将远航的蝴蝶。

＂哥，我会常回来看你们的。＂小荷说，眼睛里满是不舍。

＂嗯，有什么事就打电话，我随时都能去市里帮你。＂我说，心里既欣慰又有些失落。

＂对了，王建国说，等到五一劳动节，想请你去市里玩，你愿意吗？＂她有些忐忑地问。

＂当然愿意，我早想去市里看看了。＂我一口答应。

她笑了，那笑容明媚如春光：＂哥，谢谢你一直把我当妹妹。＂

＂你永远都是我妹妹。＂我认真地说，帮她整理了一下围巾。

我们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看着小荷坐上长途汽车离去的背影，我站在原地，久久不愿离开。风吹过槐树，发出沙沙的响声，仿佛在讲述我们这些年来的故事。

或许，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成全。我想起那年母亲说妹妹是我的童养媳时，我哭着说只想做她永远的哥哥。现在看来，那个单纯的愿望，竟然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

五一假期，我按约定去了市里。小荷和王建国在火车站接我，他们站在人群中，远远地向我挥手。王建国比我想象的要高大结实，脸上总是挂着憨厚的笑容。他主动接过我的行李，热情地拉着我说个不停。

＂陈哥，小荷常常提起你，说你是最好的哥哥。＂他真诚地说。

小荷在一旁笑：＂我哥可不只是好，他还特别有学问呢，是县里最年轻的教导主任。＂

看着他们亲密又自然的互动，我心里的那丝芥蒂悄然消散。王建国确实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老实本分，对小荷很好。我能看出，小荷在他身边是快乐的，这就足够了。

这三天，他们带我游览了市里的名胜古迹，参观了他们的工厂，还特意安排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席间，王建国郑重地向我表达了对小荷的感情，说要好好珍惜她。

＂陈哥，我知道小荷的过去，也知道你们家对她的好。我向你保证，我会一辈子对她好，让她幸福。＂他举起酒杯，目光坚定。

我与他碰杯：＂好好待她，她是我最重要的妹妹。＂

小荷在一旁看着我们，眼圈微红，嘴角却挂着幸福的笑容。

临走那天，小荷送我到火车站。站台上人来人往，我们找了个安静的角落说话。

＂哥，你觉得建国怎么样？＂她有些忐忑地问。

＂不错，踏实、可靠，最重要的是，他真心爱你。＂我由衷地说。

小荷松了一口气，绽放出明亮的笑容：＂谢谢你，哥。我知道你会为我把关的。＂

＂什么时候把婚事定下来？＂我问。

＂可能明年吧，我想先把夜校读完。＂她说，然后犹豫了一下，＂哥，到时候，你能代表我们家来吗？＂

我心里一暖，郑重点头：＂当然，这是我的责任和荣幸。＂

火车即将进站，小荷突然伸手整理我的衣领，就像小时候我帮她整理衣服一样：＂哥，你也要找个好姑娘。我不在家，谁来照顾你啊？＂

我笑了：＂放心吧，我会找到的。＂

其实我已经在和一位同事交往，她是学校的语文老师，温柔贤淑。小荷知道后，高兴得像个孩子，一个劲儿地说要帮我张罗婚事。

1995年春天，小荷结婚了。我和母亲一起去市里参加她的婚礼。她穿着自己设计的婚纱，美丽动人。她的丈夫王建国，如今已经是厂里的技术主管，为人诚恳踏实。

婚礼上，小荷挽着我的手走过红毯。那一刻，我心中百感交集。曾几何时，村里人都以为这个场景会是我和她的婚礼。而如今，我以哥哥的身份，将她交到另一个男人手中。

＂哥，谢谢你。＂小荷轻声说，眼睛里闪着泪光。

＂新婚快乐，妹妹。＂我微笑着回应，心里无比骄傲。

婚宴上，我敬了小荷和王建国一杯酒：＂祝你们白头偕老，永远幸福。小荷，你永远是我最好的妹妹。＂

小荷的眼里闪着泪光，郑重地说：＂哥，你也一定要幸福。＂

回程的火车上，母亲握着我的手，眼里满是欣慰：＂咱们小荷，终于有了好归宿。她找到了真正适合她的人，这比什么都强。＂

我点点头：＂是啊，这才是她应得的幸福。＂

列车驶过田野，窗外春光明媚。我想起那年春天，在老槐树下，我对小荷许下的承诺：带她离开村子，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如今，她不仅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还在那里扎下了根，开出了花。

而我，也终于明白，有些缘分不是用亲情或爱情来定义的，它超越了所有框架，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

离开火车站时，我看到站台上有对年轻父母带着一个小女孩，那女孩约莫六七岁，穿着红色的小棉袄，眼睛大大的，像极了小时候的小荷。我不禁驻足，看着他们一家人说说笑笑地走远。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命运的安排往往出人意料，却总有它的道理。如果当年我真的按照传统，娶了小荷为妻，或许我们都不会有今天的幸福。

那年母亲说妹妹是我的童养媳，我哭着说只想做她永远的哥哥。如今看来，这个单纯的愿望，竟是我们故事中最美的结局。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不是强求，而是遵循内心，让每一段关系都回归它最自然、最适合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