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两口70多岁，无儿无女，侄子回来接我们去城里过年，我哭了

团圆

＂大虎来啦！＂我拄着拐杖一步一挪地应门，看见侄子站在门口，穿着深色羽绒服，满脸风尘。

老伴赵桂兰手忙脚乱收拾行李，眼角泛着泪光。

我叫金有富，今年七十有三。我和桂兰结婚五十年，膝下无儿无女。

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彼此。

那是1973年的冬天，我和桂兰领了结婚证后，上门拜访她娘家人时，桂兰的母亲拉着她的手说：＂嫁给有富，好好过日子，可惜他家祖上烧香，咱家祖上拜佛，恐怕这辈子难有子嗣。＂桂兰那时红着脸不吭声。

婚后三年，桂兰肚子一直没动静。

村里的王婆子总是阴阳怪气：＂桂兰啊，你那手帕花绣得多好，可惜没有自家孩子戴。＂每次桂兰听了这话，脸上强撑着笑，回到家就偷偷抹眼泪。

我们跑遍县城大大小小的医院，最后县医院的老大夫叹口气：＂金同志，你媳妇恐怕是难有自己的孩子了。＂那天从医院出来，桂兰走在前头，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想安慰她，可嘴巴笨，只会说：＂没事儿，咱俩好好过。＂

桂兰原先在县棉花厂当女工，我在林场砍树。我们的日子也算过得去，不算富裕，但有盐有米。

那年＂大跃进＂，我跟着生产队上雪岭砍树，连着干了半个月。大雪封山，风雪交加，我们只能住在山上的小窝棚里。睡的是凉炕，盖的是湿被子，吃的是冷馒头。

下山那天，我两腿如灌了铅，疼得厉害。队长说：＂有富，你这是得了风湿病。＂

后来我就成了林场仓库保管员，嗓门大些，干活少些，日子也就这么过来了。

大虎是我弟弟金有德的儿子。有德年轻时得肝病走了，他媳妇改嫁后，六岁的大虎就在我们家吃饭长大。

桂兰手巧，拉扯孩子的本事比谁都好。虽说是叔婶，却胜似亲爹娘。

那时候家里手头紧，可大虎爱吃糖，桂兰总是舍不得看他馋嘴的样子，隔三差五便蒸红糖窝头给他吃。

＂二叔，二婶，收拾好了吗？车在村口等着呢。＂大虎进门就脱了帽子，头发剃得短短的，比旧时干部照片还精神。

＂好嘞，好嘞，就等你来。＂桂兰应着，声音里全是喜悦。

她把我的毛衣、褂子、棉裤都塞进那个1980年代买的老旧皮箱，嘴里还唠叨着：＂可别少带了什么，城里不好买。＂

这皮箱陪伴我们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当初是用了小半年工资买的。皮箱上有一个铜锁，年久失修，只能用绳子捆着。桂兰说过要买新的，我总说：＂老东西结实，还能用。＂

其实是舍不得花钱。

我记得大虎刚来我们家那阵子，整日闷不作声。有天晚上，我听见他在被窝里哭，就摸过去，问他：＂想爹了？＂

他点点头，眼泪汪汪的样子让我心疼。我告诉他：＂你爹在天上看着你呢，你要好好的，爹才安心。＂

第二天，桂兰煮了鸡蛋面给他吃，面上卧着两个荷包蛋，黄澄澄的像两轮小太阳。大虎那天破天荒地吃了两大碗。

从那以后，每逢他考试考得好，或是生日，桂兰必定煮鸡蛋面。这成了我们家的传统。

＂二叔，咱们走吧？车在外头等着呢。＂大虎催促道，他的眼神里带着迫不及待。

我环顾四周，这座住了大半辈子的老房子，墙角有些剥落，但墙上贴着的福字还是去年春节大虎寄来的。

窗户上的纸已经发黄，那是我用糨糊糊上去的。屋里的老柜子是我和桂兰结婚时的陪嫁，上面放着一个收音机，是1985年买的＂红燕＂牌，虽然有些沙沙响，但每天早晨我仍能听到《新闻联播》。

我有些不舍，这里有太多回忆。

＂老头子，愣着干啥，大虎等急了！＂桂兰催促道。

我点点头，拿起拐杖。这拐杖是大虎十五岁那年，用山上砍来的一截柳木给我削的，上面还有他刻的＂福＂字。虽然歪歪扭扭，但我一直舍不得换。

自从大虎考上省城大学，再后来留在城里工作，我们见他的次数就少了。

上回回家还是他结婚那年，七年前的事了。桂兰常念叨：＂孩子在外打拼不容易，咱别拖累他。＂可心里还是惦记着。

有一次，村支书家买了彩电，全村人都去看。节目里演着城里人的生活，高楼大厦，灯火辉煌。桂兰看得入了迷，回来就问我：＂咱大虎现在住的地方，是不是也这么亮堂？＂

我点点头：＂那肯定比这电视上还好。＂其实我也不知道，只是想让她高兴。

每到冬天，桂兰就开始织毛衣。为大虎织，为他媳妇织，还有＂万一有了孙子＂的小毛衣。那些毛衣堆满了一个大柜子，大虎回来一次，带走一些，可柜子还是满的。

我们的土坯房墙上贴着一溜照片，从大虎穿开裆裤到穿博士服，桂兰用旧布小心擦拭过一遍又一遍。

那是陈支书帮忙洗的照片，他儿子在县城照相馆工作。每次大虎寄照片回来，桂兰就找陈支书帮忙，一分钱不少地付钱，还总要额外送两个鸡蛋表示感谢。

十年前，我们拿着积蓄给大虎出国留学的路费，那是我们这辈子最骄傲的事。

大虎考上博士要出国，需要五千块钱。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才七十多。我和桂兰商量了一晚上，决定把存了二十多年的钱都给他。

第二天，我颤颤巍巍地去信用社取钱。柜员看着存折上的数字，惊讶地问：＂金大爷，您这是要干啥呀，买房子吗？＂

我笑着说：＂比买房子还重要，是让大虎出国念书。＂

回家路上，我把钱揣在贴身的内兜里，生怕丢了。路过村口的小卖部，看见一盒饼干要五毛钱，我都舍不得买。

可为了大虎，花五千我眼睛都不眨一下。

那天晚上，我和桂兰把钱交给大虎，他抱着我们俩，眼睛红红的，说：＂二叔二婶，等我以后有出息了，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我拍拍他的肩膀：＂你好好学习，别担心我们。＂

大虎出国前，特意回来看我们。走的那天，桂兰塞给他一个布包，里面是她做的咸菜和腊肉。大虎说：＂二婶，国外不让带这些。＂桂兰还是硬塞给他：＂饿了就吃点，想家了也吃点。＂

火车站，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大虎背着大包小包，不时回头看我们。桂兰一直挥手，直到火车开远，她才转过身，抹眼泪。

回家路上，她突然问我：＂大虎在外国，能吃上咱们这儿的饭吗？＂

我说：＂怎么不能，现在到哪儿都有中国餐馆。＂

其实我也不知道，只是安慰她。

那几年，大虎偶尔寄信回来，我们总是让村里识字的小学老师给念。后来有了电话，大虎每个月打一次，每次通话我和桂兰都激动得不得了，可又不知道说什么，总是问：＂吃得好吗？＂＂冷不冷？＂

大虎总是笑着说：＂二叔二婶，我很好，你们别担心。＂

他博士毕业后回国，进了省城一家大单位。那年，他带了个姑娘回来，说是对象，要结婚了。

姑娘叫杨小文，城里人，模样清秀，说话轻声细语。桂兰见了，喜欢得不得了，拉着人家姑娘的手说个不停。

＂二婶，我听大虎说，您做的糖醋排骨最好吃。＂小文笑着说。

桂兰连忙应道：＂明儿个我就给你做！＂

晚上，桂兰央我去村口小卖部买了二两白酒，说是给大虎接风。我们三个围坐在桌旁，大虎给我倒了半杯，给自己倒了一杯。

＂二叔，这些年，谢谢您和二婶照顾我。＂大虎眼圈有些红。

我摆摆手：＂说这些做啥，你是我们的孩子。＂

那晚喝完酒，我躺在炕上，听见外屋大虎和小文说话的声音，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婚礼是在县城办的，简简单单。大虎单位的领导和同事都来了，都说大虎有出息，是单位的骨干。我和桂兰坐在主桌上，桂兰一直偷偷抹眼泪。

我知道她是高兴，也是感慨。大虎长大了，有自己的家了。

婚后，大虎和小文回省城工作。起初一年回来两三次，后来孩子忙，次数就少了。桂兰从不抱怨，只是每到春节，总会早早贴好窗花，盼着他们回来。

可这些年，大虎一直没回来过年。

＂二叔，这回我买了三张回程票，您和二婶在城里过完元宵再回。＂大虎帮我背起褡裢，又去拎桂兰的皮箱。

＂三张？＂我愣了，不明白。

＂你媳妇也来了？＂桂兰追问。

＂对，小文在车里等着呢。她早把老人房收拾好了。＂大虎笑着说。

我和桂兰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喜悦。

临出门前，桂兰又返回去拿了什么。我问她：＂还忘了啥？＂

她笑着说：＂给大虎和小文织的毛衣，还有两罐腌菜。＂

我笑着摇摇头：＂城里啥都有，带这些做啥？＂

桂兰白了我一眼：＂那不一样，自家做的才放心。＂

走出院子，我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住了几十年的家。低矮的房子，院子里那棵老杏树已经光秃秃的，去年结的杏子被我们腌了一罐子。

＂二叔，咱下个月再回来收拾，您别担心。＂大虎看出了我的心思。

我点点头，突然想起什么：＂锅还开着火呢！＂

＂我关了，您放心。＂桂兰拉着我的袖子。

村口停着一辆黑色的小汽车，这在我们村还是稀罕物。车窗摇下来，露出一张笑脸，正是杨小文。

＂二叔，二婶，路上辛苦了。＂她探出身子，帮我们打开车门。

上了车，杨小文笑眯眯地喊着＂二叔，二婶＂，手里拿着保温杯，倒了热茶给我们。

车开了，桂兰坐在我身边，偷偷掐了我一下，我知道她心里乐开了花。她低声对我说：＂大虎有出息了，咱也沾光。＂

我点点头，心里涌上一股暖流。

路过县城时，大虎停车买了些水果和点心。我劝他：＂别买了，城里肯定比这儿便宜。＂

大虎笑道：＂二叔，现在不缺这点钱。＂

听他这么说，我忽然觉得心里踏实。这么多年，我们省吃俭用，就是希望大虎有个好将来。如今看来，值了。

车驶上高速公路，两旁的景色飞快掠过。桂兰好奇地东张西望，像个孩子。我闭目养神，想起那些年，大虎上学时我省下钱给他买学习用品的场景。

那时候，一块橡皮都要掰成两半用。大虎从不乱花钱，每次发奖学金，都会寄一部分回家。我和桂兰从不动那钱，全都存起来，等他需要时再给他。

＂二叔，累不累？要不要休息一下？＂大虎从后视镜里看我。

＂不累，这车坐着真舒服。＂我笑着回答。

其实腿有些麻，但不想让他担心。这孩子，从小就懂事。

想起大虎小时候，村里孩子都穿开裆裤，唯有他穿的是我从集市上买来的布，桂兰一针一线缝的小裤子。

上学时，他的书包是桂兰用旧衣服改的，虽然不好看，但结实耐用。每次下雨，桂兰都会用塑料袋把他的书包包好，生怕书淋湿了。

＂快到了，二叔二婶，前面就是咱们省城。＂大虎指着远处高楼林立的地方。

桂兰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老头子，你看，那楼比咱村支书家的还高呢！＂

我笑着点头，心里有说不出的自豪。大虎，我们的大虎，如今在这样的大城市工作生活。

车驶入城市，两旁是我从未见过的繁华景象。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马路上车水马龙，街边的店铺琳琅满目。

桂兰像个好奇的孩子，眼睛都不够用：＂这是卖啥的？那又是啥？＂

大虎和小文耐心地一一解答。

终于到了大虎家，是一栋新楼房，电梯直达十八层。我和桂兰都没坐过电梯，有些紧张。

＂没事的，二叔二婶，抓紧扶手就行。＂小文安慰道。

电梯门一开，我就看见一个宽敞明亮的客厅。屋里暖洋洋的，地上铺着软软的地毯，沙发、电视、餐桌一应俱全。

＂二叔二婶，这是我们家，您二老这些天就住这儿。＂大虎笑着说。

桂兰拉着我的手，眼睛湿润：＂大虎，你这日子过得比县长还好！＂

大虎笑了：＂哪有那么夸张，这在城里算普通的。二婶，我带您看看您的房间。＂

我们住的是大虎新添置的三居室。邻居们都知道大虎＂侄子如儿＂，见了我们格外亲热。

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床上铺着崭新的被褥，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相框，里面是我们三个人的合影，是大虎结婚那天照的。

桂兰摸着相框，眼泪掉了下来：＂大虎，你这孩子，真有心。＂

大虎拍拍她的肩膀：＂二婶，这是我们家，您和二叔就当自己家。＂

晚上，小文做了一桌子菜，有红烧肉、糖醋排骨、清蒸鱼，还有桂兰最爱吃的蒸蛋。

大虎给我倒了杯酒，说：＂二叔，咱爷俩喝一个。＂

我举起杯子，心里满是欣慰。这孩子，有出息了，还不忘我们这两个老人。

饭后，大虎的单位领导打来电话，说要上门拜年。大虎转告我们时，桂兰有些紧张：＂领导来，咱要不要准备点啥？＂

大虎笑道：＂不用，就是来坐坐，聊聊天。＂

不一会儿，门铃响了。大虎单位的领导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带着妻子一起来。他们带来了礼品，是一些补品和水果。

＂金老先生，金大娘，新年好啊。＂领导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大虎在单位表现很好，是我们的骨干，这次评先进，他又是第一个。＂

我和桂兰连连点头，笑得合不拢嘴。

＂大虎常跟我们提起您二位，说是您们把他养大，还供他念书出国。＂领导继续说，＂这样的好长辈，难得啊。＂

桂兰谦虚地说：＂都是孩子争气，我们没做啥。＂

我看着大虎，心里无比自豪。这孩子，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

领导走后，大虎拿出一个红包递给我：＂二叔，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您和二婶拿着买点喜欢的东西。＂

我推辞：＂咱爷俩还分那么清楚？＂

大虎坚持：＂二叔，这是我应该的。这些年，您和二婶为我付出太多。＂

我接过红包，心里暖暖的。不是因为钱，而是这孩子的心意。

夜深了，我躺在软软的床上，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感觉像做梦一样。

桂兰在旁边小声说：＂老头子，大虎这出息，值了咱这辈子的苦啊。＂

我点点头，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

大年三十那天，桌上摆满了菜。杨小文做了一桌家乡味道，还贴心地没放辣椒。

大虎端起酒杯，说：＂二叔二婶，这些年您二老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没有常回来看您，心里一直愧疚。今后每年过年，您二老都来城里住。＂

我望着窗外绽放的烟花，不知怎么的，眼泪就落了下来。

桂兰在桌下握住我的手，用力捏了捏。这辈子，我俩没有亲生儿女，却有了比亲生还亲的大虎。

回头看那一路的风尘仆仆，桌上的这顿年夜饭，就是最值得的答案。

大虎忽然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二叔，二婶，这是我和小文商量后的决定。＂

我打开一看，是一份房产证，上面写着我和桂兰的名字。

＂这是我在县城买的一套房子，离医院近，方便您二老看病。＂大虎认真地说，＂这些年，您为我操了太多心，该享享福了。＂

桂兰捂着嘴，眼泪止不住地流：＂大虎，这使不得，太贵重了！＂

大虎摇摇头：＂二婶，没您二老，就没我的今天。这是我该做的。＂

我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握住桂兰的手。这辈子，我们没有孩子，可老天待我们不薄，给了我们大虎这个比亲儿子还亲的侄子。

夜深了，大虎和小文送我们回房休息。桂兰拉着小文的手，轻声说：＂闺女，谢谢你对大虎的照顾。＂

小文笑着说：＂二婶，大虎对我很好，您放心。＂

关上房门，我和桂兰相视而笑。这辈子，没啥遗憾了。

窗外，烟花还在绽放，五颜六色的光映在我们的脸上。远处，传来阵阵鞭炮声，送走旧岁，迎接新年。

桂兰突然说：＂老头子，你说咱们养大的大虎，比亲生的还亲，是不是老天对咱的补偿？＂

我点点头：＂大概是吧。＂

这辈子，没有自己的孩子，是我们最大的遗憾。但现在看来，大虎填补了这份遗憾，甚至给了我们更多。

夜更深了，我躺在床上，想起大虎小时候趴在炕上写作业的样子，想起他考上大学时激动得语无伦次的样子，想起他博士毕业回国时自信满满的样子。

恍惚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大虎刚来我家的那个晚上。他在被窝里哭，我轻声安慰他：＂别怕，有二叔二婶在，会一直疼你的。＂

现在，大虎长大了，轮到他来疼我们了。

这大概就是生活最大的善意和圆满吧。

闭上眼睛，我嘴角带着笑意，慢慢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