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快出成绩了？看看明代的“高级官员资格考试” 和“文艺趴”

分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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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22

明代文人要当官有四条路径，即科举、学校选拔、举荐、铨选。

明代中期，科举成为最主流的为官路径。文人需要参加县试，合格后参加府组织的府试，前50名可以参加州每年一次举办的院试，成为秀才；然后参加录科考试，获得参加三年一次的省级乡试的资格。乡试要在各省的贡院考三场，考生每人一间席舍，自备试卷、笔、墨和砚，每场试卷的草卷、正卷纸各十二幅。南直隶的乡试在南京举行，每次录取135名举人。举人有进入国子监学习或参加吏部考核、然后任官的资格。

《观榜图》（局部）纸本设色，（明）署名“仇英”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件署名“仇英”的作品描绘了明代科举放榜时举子们观榜的盛况，有在人群中奋力向前观望者，有观榜后失落被人扶掖而出者，有成竹在胸缓步而来者，有欢笑看热闹者，记录了科举对当时文人和社会的影响。但这件绘画可能并非仇英所画，仅仅是假托这位名人而已。

只有举人，才可以参加次年在京城举办的会试，每次录取250至300名“贡士”。他们可以参加紧接着进行的殿试，其中录取的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称为一甲“进士及第”，之后若干名获得二甲“进士出身”，再之后若干名获得三甲“同进士出身”。民间将上述三甲榜单上的人称为“进士”，他们会被直接授予官位，也连带着一系列特权、声誉和社会关系。对当时的文人来说，这是最为重要的“身份”或“资格”。

举人和进士毫无疑问是当时社会的精英人群。明代276年间一共录取了约103 000名举人。宣德以后，每个时期生存于世的举人约13 000人，其中只有约四分之一的人最终考中进士。每个时期生存于世的进士大致3000人，整个明代一共才录取了24 586名进士。其中状元一般担任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担任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进士则要依例在各部门实习“观政”后，分授给事中、御史、主事、行人、中书舍人等京职，或选任府推官及州、县正官，都是七品官员。永乐以后，进士成为明朝高级和重要官员的主要来源；嘉靖以后，则几乎成为唯一来源。

明代官员三年一考核，按考绩升迁、转任或降职。进士一开始就是七品官员，无疑占据极大的优势，因此明代中后期高级官员几乎都是进士出身。而状元、榜眼、探花进入翰林院更是职位清显，容易接近皇帝和高级官员，也有更多机会升官，仕途顺遂者可以一路成为六部尚书和参与国家大政决策的内阁成员。明代有42位状元、榜眼、探花入阁，占明代阁臣总数的26.09%，天顺以后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的说法。

学校选拔指从国子监中选拔人才任官，而进入国子监的方式又根据不同来源，分为岁贡（举人、资深生员参加考试被录取）、选贡（全国府学、县学选拔）、恩贡（高官、功勋后代获得的照顾名额）、恩生（多为三品京官子弟）、捐监（捐款购买资格）。这些太学生经过三年乃至更长时间学习考核合格后，会被授予小京官或府佐、州县正官、教谕等职位。

举荐在明初比较常见，各级官员可以保举才德兼优者充任官职。但是明中后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已经极为少见。正统七年（1442年）废除了保举县令的制度，正统十三年又废除了大臣举荐官员的制度。以后保举制度时兴时废，只有极少数人因此成为官员。

铨选指吏部从举人、贡生、国子监生及吏员承差、知印、书算、篆书、译字、通事等人中择优选任官员，一般只能担任没有品级的职位或低级官职。

当时因为科举的兴盛，文人士子之间在府县就学、在省城参加乡试、在首都参加会试时彼此经常雅集，因此文人之间交际较多，喜欢结成“文社”经常聚会，彼此呼应。文人、官员则因为亲戚、同乡、同年、同僚乃至兴趣爱好等各种原因关联社交，平日经常聚会吟咏酬唱，让雅集成了士子文人社会交往的主要形式。当时雅集的发起者常常也是出资人，如果发起人请其他朋友出面组织聚会，就需要支付雅集活动的成本或者共同分摊成本，这已经是文人之间的默契。赠诗、送画、题跋、和诗是当时文人士大夫之间交际的常见手段。

当时苏州文人经常雅集，雅集的发起人或者是同辈文人、退休官员，或者某个收藏家，会邀请较好的其他同辈文人雅士一起参加，赋诗、作文、绘画、闲谈、饮宴或者同游，有时也会邀请沈周等老一辈名流参与。对当时的文人来说，参与社交性的诗、书、画雅集活动不仅仅可以密切和亲友的私人关系，更是扩大交际的手段，有时候还可以获得报偿或者发现其他机会。

《惠山茶会图》卷，纸本设色，21.9cm×67cm

（明）文征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正德十三年（1518年）清明，文征明和蔡羽、汤珍、汤子朋、王守、王宠、潘和甫等到无锡惠山雅集，在二泉亭下取水品茶，结束之后相约赋诗作画纪念此行，文征明作画，蔡羽撰《惠山茶会序》，另外数人作诗。

同一时期几百位苏州府的在职、退休官员，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交网络。各种名目的文人雅集越来越多，这些以纪游、送别、茶事、宴饮等为内容的“雅集”不仅仅是文人的清谈，实际上也是布衣文人、在职官员、富商社交的方式。对苏州来说，吴县、长洲两县因为同城，这两个地方的文人往往都有各种复杂的社交关系，他们彼此之间以及和其他友人之间经常按照惯例进行各种馈赠、社交活动，对书画作品有大量需求。而苏州与太湖周边各个城镇的交通联系较为方便，这些地方的文人也构成了较为紧密的联系。

在商场，苏州本就是明代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城市，活跃着数量众多的本地富商以及从外地来此做生意的商人。他们有装饰家居、社交馈赠等需求，对书画作品有较多购买需求。可以直接观看的绘画相比书法更雅俗共赏，因此绘画收藏或者用于装饰房间在晚明受到重视，其他如木雕、玉雕、漆器等明代流行的装饰品、使用器具装饰都开始强调视觉特质，可以说晚明人讲究视觉审美的时代，这也是吴门画派出现和繁荣的背景。商人不仅催生了需求，也参与书画作品的流通，一些苏州、徽州中介商人专门从事书画古董的中介交易，艺术品的商业价值得到凸显，无论职业画家还是文人画家，都日益受到商业思维的熏陶。

当时文人士大夫之间遵照默契的礼物、人情交换形式进行社交活动，如文征明受托请当时的苏州知府王廷写墓文，除了转交礼物，还以自己写的四本小楷《千字文》表示感谢。他也经常应邀与收藏家一起游览或者到别人家中小住，一般都回赠送作品给招待者。晚年时文征明似乎也开始收取银钱报酬，如无锡收藏家委托他为无锡秦夔的寿安堂作记，以“嘉仪”（应该指银钱）为谢，书写《练庄碑文》也获得“濡润盛仪”。

当时考中进士的文人可能仅仅是当时苏州文人数量的几十分之一到百分之一，还有大量的文人或者经商，或者著述，或者隐居田园，在多个行业发展。但是他们的文化认同依旧是士人的文化传统，对诗文、书画等人文雅事多有兴致。而且，当时社会生态中，各级官员对于社会的影响极为强大，各行各业的文人又总要和官员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文人、商人、官员之间的社交频繁，包括各种雅集、送别、祝寿等活动。

在这种社交活动中，馈赠礼物往往是重要的环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嘉靖万历时期邀请名手创作诗文书画、装帧精美的册页、手卷成为祝贺常见礼物。书画古董成为文化、商人、官员都普遍认可的文化商品，或者说，是比金银更为“高雅”的文化商品。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代中后期文人文集中各种赠序类、碑传类、书牍类、题跋类诗文数量最多，吴门画派画家创作了那样多的纪游图、别号图、祝寿图册等作品。难怪后人总结说“吴门画派是中国绘画史上最早一个与商品经济结合的如此紧密，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画派” 。

（摘自《文征明传：苏州的风雅传奇》

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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