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复旦公学创设商科，改制大学。形成大学体制后，学生人数尤其是商科人数直线上升，校舍日渐不敷应用。欧美大学一般建在远离市区的偏僻乡村，李公祠校舍系旧式祠宇，地方狭小不消说，而且位于沪西公共租界与华界的交界，出门便是租界繁华地带，学生容易被不良习气侵染，不利成材。为复旦寻找一片宁静的校园，奠定百年基业，是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复旦公学在徐家汇办学期间，李登辉每日清晨到校，日暮方归，每日授课及办公时间，合计在9小时以上，其中大部分时间消耗于向外募捐、筹划建设新校舍。他对募捐款项不厌其烦，往往致每一认捐者之函达八、九、十次之多，甚至辗转恳托，一再登门造访。国内认捐困难重重，李登辉把目光投向了他的出生地——南洋。
为筹建新校园，李登辉于1918年1月23日乘三岛丸号启程赴印尼、新加坡等地，向华侨募捐，校长一职由校董唐露园代理。启程前一星期，黄炎培为李登辉设宴饯行。李登辉此行肩负着东南社会高等教育界的重托，随身携带他亲笔撰写的《扩充高等教育请愿书》，其中指出教育事业“在今日诚为我国存亡之关键”。李登辉认为，中国当时政治腐败、实业苦穷、商务不振，都是国民无应具之智识及不知世界大势之趋向所致，而能救以上诸病之良药唯有教育。但把青年送到国外求学，耗费既多，成材又少，当时中国著名大学又多半由西方教会设立，因此兴办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可谓刻不容缓。他认为国人中亦“不乏富而好义之君子”，呼吁他们助力中国高等教育。李登辉在南洋募捐半年间，得折合15万银元，6月归来，以此陆续购买了江湾70亩地。复旦从此结束了借地办学的历史，有了永久校址。
在南洋募捐的经历与捐款者名姓，李登辉本人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细细思量，有几种可能。其一，李登辉将自己在印尼的地产卖了，充作建校经费，而他行公益不留名。李登辉家在印尼确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是雅加达郊外红巴村的首富。他的父亲李开元在爪哇办厂，把当地土布印成细花布，生意兴隆，有了钱就购买土地，前后购地多达数千亩。李开元育有五子二女，李登辉是长子。其二，集腋成裘，款虽巨而捐助人实多，无法一一统计。但可能性不大，如是众人捐赠，必会留下姓名。
1919年夏，为扩充学务、增加校舍，复旦校董会决定筹款32万元。李登辉派教员俞希稷北上，与在北京的校董蔡廷干、王宠惠面商北方劝募办法。此行获得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前任总统黎元洪、外交委员会汪大燮、经济调查局总裁孙宝琦等人实质性支持。李登辉还发动在美国的薛仙舟为复旦募得千余元捐款。但捐款总数仍严重不足。
复旦最早几栋建筑的复杂捐赠过程和经费来源，此前校史记载极为简略。随着近年海内外学者的不断努力，答案逐步明悉。陈以爱著《动员的力量》（2024）对此已作清晰考订，尤其考出五四时期复旦部分校董资历，大致还原了李登辉校长的人际网络——青年会和寰球中国学生会，是他能获得大额捐赠的关键人脉。经董事长唐绍仪的协助，李登辉最终聘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和有“糖王”之誉的印尼首富、中南银行黄奕住为董事，获得近6万元捐款。募捐并非易事，如对捐赠者没有实质性的帮助，要说服他们捐出巨款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募集大额款项颇为体现校长的智慧。五四时期，简照南因为复籍问题备受攻击，李登辉校长以华侨联合会会长名义为其开脱。简照南昆仲感恩于李校长，遂有捐赠义举。
此外，还有众多人士为复旦建筑捐款。有赖于档案馆藏《1921年复旦年刊》，我们得以知晓复旦第一批建筑的捐赠人名单。这份珍贵史料的“前言”如下：
本校原有校舍李公祠系借自李氏，年来校务日盛，生徒日增，渐有人满之患。乃于前年在江湾置地百亩，拟自建一能容千人之校舍。预计建筑经费约须银五十余万元之谱。叠承海内外各界诸公解囊相助，毋任感谢。惟需款既巨，不敷殊多，还肯热心教育诸公力予赞助，慷慨输将……
更提到复旦为“我国惟一之私立大学”，其克成为国家前途之幸。
年刊上只列出捐赠500元以上的名单，共52名，分国内、新加坡、爪哇三类。第一类，国内捐赠人14人。其中简氏兄弟“捐建简氏堂校舍一所”（简公堂），合计洋四万七千元。黄奕住“捐建事务所校舍一所”（奕住堂），合计银一万两。另外12人（或企业）捐赠洋元。第二类，新加坡捐赠人有7人，姓名和捐赠金额分别如下：陈嘉庚捐助新加坡洋（即叻币，straits dollar，英属海峡殖民地的流通货币）一万元，陈梦桃夫人捐助新加坡洋五千元，李俊源捐助新加坡洋二千元等。第三类，爪哇捐赠人有32位（或企业）：徐永福捐助盾洋（即荷兰盾，gulden，荷属东印度的流通货币）三千元，梁炳农捐助盾洋二千元，翁文福捐助盾洋一千五百元等。另有企业和个人以公债票据的形式捐赠。对于这些大额捐赠人，复旦大学赠予名誉董事，以示鸣谢。当年的复旦大学校董分为名誉董事、评议董事、顾问董事三类。年刊中登载的12位名誉董事中有捐赠人陈梦桃、陈嘉庚、梁炳农、简照南、简玉阶，共占名誉董事的近二分之一。
百余年前，江湾校址还是一片荒野平畴，仅有累累荒冢，备极荒凉。在这样的蒿莱之地建校，校内外都有非议，但李登辉力主此地。尽管他选址建校的许多细节已不可考，但美国建筑师墨菲的江湾校园设计图仍然保存，设计图既反映了建筑师的设计理念，也反映了李登辉的大学理想，是研究其办学思想的一手材料。
1920年12月18日，复旦在江湾新购土地举行新校园奠基典礼，李登辉在奠基石上洒下第一抔黄土。这块奠基石现已存放在档案馆，复制件放置在燕园和校史馆里。奠基石中间是篆书复旦两字，外环用魏碑体写着复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和“民国九年十二月建立”字样。
一年以后，在一个长方形空地（以后发展为操场，今相辉堂前大草坪）的西、南、北三处周围，矗立起最初的三幢校舍——教学楼简公堂（今博物馆）、办公楼奕住堂（今校友馆）、第一学生宿舍（旧址位于今相辉堂所在地），互成品字形，这一四方型的建筑格局一直保留下来。经过修复和功能提升后，在复旦建校120周年之际，这几栋建筑已经成为“复旦源”建筑群，至今仍为整个复旦校园最有人文气息的所在。
1921年5月6日下午，江湾新校园举行落成典礼，嘉宾参观校园并在奕住堂正门前留影。照片上共21人：左一为金陵女子大学首任校长德本康夫人、左四为美国驻华商务参赞安诺德、左五为尚贤堂李佳白、左七为复旦校友会会长周越然、左八为南京高师校长郭秉文、左十二为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右五为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右三为陈焕章、右六为金陵大学校长包文。康有为亦在场，但不见于照片。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