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头在校学生必须下乡劳动

2022年06月29日08:51:37 教育 1644

本文曾发表于2021年8月25日《30号院》公众号,有改动

五十年代我入读漳州市实验小学,六十年代初曾在厦门民立小学和双十中学读过书,后来回漳州三中完成初中和高中教育。我的几个母校都是百年老校,实验小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878年的龙溪私立育贤小学和创办于1905年的龙溪私立养正小学,至今已140多年。厦门民立小学创办于1907年,双十中学和漳州三中不久前也都刚庆祝过百年校庆。双十中学的前身是私立学校,漳州实小、民立小学、漳州三中的前身都是教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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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毕业于厦门民立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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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立小学门厅的校史墙

这些名牌老校,文革前都比较重视教育。学校的老师普遍水平较高而且敬业,学生也勤奋好学,教学质量高,升学率名列前茅。那时学生课业负担不重,孩子课外玩的时间不少。爱看书的,年纪小时到中山公园内的少年之家借书,读中学后,校内都有图书馆,下午自习课和放学后,可以到图书馆借书或阅览报刊。有时也到新华书店看书,只要爱护好书,书店对蹭书的学生并不会不好脸色。星期天也可以到仰文楼的市图书馆或工人俱乐部的图书馆看书。

那时学校虽重视教育,但整个氛围是突出政治,要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强调学生要参加生产劳动。读小学时,就经常参加劳动,除了自带工具每周清理校园卫生外,困难时期还在校园内开荒种菜种番薯。每到割稻子时节,还要到市郊大同大队拾稻穗。还有一次学校组织到酒厂剥荔枝,但小孩子们都很自觉没顺手拿荔枝吃。“六九”大水后,还曾拾小石子和小砖块上交学校,再运去填充防洪堤石堤。

读中学后,上面规定每个学期要安排两周时间到农村参加割稻等农业劳动,这算是往后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学前教育”吧?大家都崇尚革命要求进步,以贫穷勤俭为荣、以劳动为乐,不会把劳动当负担。我第一次外出劳动是在双十中学读初一时,到地处高崎的校办农场挖番薯,番薯就种在旧机场跑道的泥土上,我学会了手握锄头从畦垅侧面下锄,使劲挖松泥土,番薯即可整串拔出又不伤到番薯。番薯藤会在沟畦长出不定根,也会拔出小番薯,这种劳动觉得很有趣。每个人要自带被席,宿营农舍,人挨着人睡在铺了稻草的地上。小小年纪竟要背着被席步行10多公里走到高崎,脚底都起了泡泡。二十年后听说要在这里建国际机场,一时觉得有亲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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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中学的农场就是旧高崎机场

而后从厦门转学回漳州就读三中,第一学期就到城郊诗浦大队割稻子,从马灶路猪间屠宰场经四中再去并不远,早去晚回,一连要劳动好几天。郊区晚稻收成后要种蔬菜,收割时水田已涸干,脚踏实地劳动不算太难,只要掌握要领不让镰刀割到手指就好。中午吃生产队,有一次居然吃到了卤面卤汤的佐料虽不丰盛,但加了切成薄片的白花肉,觉得太好吃了,一辈子都没忘记,大概是很久没吃过猪肉的缘故吧。诗浦的那些农田现在早就不见踪影,已是一片高楼大厦。

第二学期到远郊过塘公社盘谷大队,离市区近20公里,学校安排坐部队敞篷大卡车去,但结束回来就没那么幸运,只能步行回城。正值盛夏,参加双抢,即抢收抢种。盘谷在天宝大山山脚下,割稻时安排同学们与农民一起,一个摔桶或叫甩桶(打谷桶)几人一组,农民打谷,起桶,挑谷,同学们分工割稻或传递割下的稻束。晚上睡在大队部,墙上贴有不少奖状,才知道这里曾叫做龙溪县火箭人民公社,公社化时都不用原地名,起了卫星、先锋、胜利、红旗等时尚名字,天宝成了火箭公社。

有个大尿桶供大家睡觉时夜用,臭味熏人,当有人使用时,往往会不敬地联想起“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的伟大诗篇。大家铺位都尽量避开尿桶,那时班上团员还是极个别,就有人大声疾呼共青团员有困难要先上,那个小个子团员同学只好睡在尿桶边上。大号如厕更是不适应。大穴直通猪圈,两条木板甚至是旧棺木搁在大穴上方,扑通扑通生怕溅到身上。曾有个高一届的女同学夜行就跌落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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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年也是到过塘公社,好像是盘谷附近的月岭大队。除了割稻子,还要拔秧和插秧。从小弯腰总是差人一截,一整天在水田里拔秧和插秧,腰酸体累。长大后在市中医院拍片检查,才知道脊椎先天有变形毛病,怪不得要比他人难受。但仍拼命干活图个积极表现,让老师同学有好印象。中午回村或在田地里吃饭,粒饭(干饭)管饱,但没什么菜,几乎每次都是煮碗面线糊当菜,没任何佐料,也没放味精,纯粹原味面线。因家里一贯伙食简单,这倒好克服,但却产生疑惑,政治课正讲授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概念,基本伙食本属必要劳动,为什么来参加无偿劳动还要从家里带钱和粮票来交?

高一上学期也是到天宝大山下劳动,不是割稻子,而是修机耕路。到河里挑大块河石筑路沿,挑小鹅卵石和河砂铺路面。第一次挑担对我是极大的考验,很多同学在家里要挑水,多少有过锻炼,我家里就有水井,从来不用去挑水。河石圆滚,一头畚箕装一两个石头,肩膀幼嫩,挑不起重担,起肩后又不会控制,就晃荡起来,有时石头会滚落一地,非常狼狈,让同学讥笑。那时全国学解放军,有一天组织各班级拉练登天宝大山,从天宝平原一口气直奔海拔千米的山顶。当年红军就是翻过天宝大山攻进漳州,并在附近的十字岭发生激战。眺望山顶另一面就是华安,山连着山,绝不会想到几年后会上山下乡而走遍长泰、华安、安溪的山山水水。

高一下学期一开学就去天宝大山开公路。天寒地冻的,山上荆棘密布,没有任何机械,全靠人工开出一条盘山公路。施工员先测量划好线路,大家才用锄头挖开,并不断用人拉块推土板将挖开的土方往公路外沿推出。日复一日,渐渐挖出路形,原地表留下不少钉有竹签的土柱,可根据它们测出的断面计算土方量。劳动之余大家还学唱革命歌曲,这首歌现在还记得哼唱:“毛主席著作是清泉,泉水清清比蜜甜,喝口泉里清凉水,聪明智慧用不完,用不完……”。记得这学期还到市郊上墩公社下碑大队(也叫红旗村)参加池塘清淤积肥,村里正搞社教,有个工作队长是法院干部,身穿印有毛体北京大学的球衣,腰插小手枪,帅呆了。

文革狂热过后,1968年春学校复课闹革命,66届67届高初中生都离校了,只剩68届高一和初一学生,编为一连、二连,我们班叫一连二排。清明前后,安排去天宝大山另一头的浦南公社布坑大队割麦子,布坑水库就在附近。劳动后一身麦芒杂草,很“垢秽”,春天时节竟冒险下到水库泅水,水库水不对流,下层的水还十分冰凉。这次劳动照例要交钱交粮票,经文革风雨,已懂思考觉得纯属无理,班长几番催促我仍拒交,因此欠了学校复课期间的学费和这次劳动的伙食费,造成当年无法领到那张注水的高中毕业证书。十几年后外甥任教三中,才将这张印有最高指示的毕业证书捞出。

在校学生参加农村农业劳动的制度,被五七指示概括为“学农”,与学工、学军并列,这种制度不知执行到什么时候,大概80年代初就没了吧。当时每学期总学时大打折扣,但觉得学过的知识还记得不少,可见那时的教育还是比较扎实的,对比现在的孩子,我们课时少、作业少,负担显然轻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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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色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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