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法显带你去旅行01

译文：法显以前在长安时，感叹律藏残缺不全，于是在公元三九九年，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前往天竺寻求戒律。

佛国记①

原文：法显昔在长安②，慨律藏③残缺，于是遂以弘始元年④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⑤，至天竺⑥寻求戒律⑦。

①佛国记：传世诸本及佛典、史籍著录有几种异称，如《高僧法显传》、《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等。“佛国记”一名初见于《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地理部〉著录。法显署名或作“沙门释”、“东晋沙门”、“宋释”、“道人”等，《隋书•经籍志》作〈沙门释法显传〉。

②长安：中国古都之一。西汉、新（王莽）、东汉（献帝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都曾定都于此。法显由长安启程之时，正在后秦（公元三八四——四一六年）姚兴统治时期（公元三九四——四一六年）。此后之西魏、北周、隋、唐也都以长安为都，长安还是东汉、三国魏、五代唐诸朝代的陪都。长安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还是佛教经典的翻译、传播中心。地在今陕西省省府西安市西北。

③律藏：梵文Vinayapitaka毘奈耶藏的意译。“藏”（Pitaka)的原意是指盛放物品的竹箧，佛教借指所有佛典。佛教典籍总称三藏（Tri-pitaka)，即经藏、律藏、论藏（Abhidharma-pitaka)。律藏指有关戒律方面的典籍。

④弘始元年：今传世各本均作“弘始二年”。章巽先生说：“弘始为后秦姚兴年号，其元年当东晋隆安三年，二年当隆安四年。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高僧传》卷三、《历代三宝纪》卷七、《大唐内典录》卷三、《古今译经图记》卷二、《开元释教录》卷三等，皆谓法显以东晋隆安三年自长安西行，隆安三年当公元三九九年，正为己亥岁，故此处‘弘始二年’当为‘弘始元年’之误，今改正。”此从章校。又《高僧传》卷十一〈慧嵬传〉亦作隆安三年。

⑤同契：“契”意为投合，此“同契”意为志趣投合。《艺文类聚》卷二十六曹植〈玄畅赋〉：“上同契于稷、卨，降合颖于伊、望。”

⑥天竺：我国古代对印度半岛的称呼。天竺一名最初见于《后汉书•西域传》，《汉书•西域传》作“天笃”，笃、竺音同。此前，《史记·大宛列传》、《史记·西南夷列传》称印度半岛为“身毒”。天竺、贤豆、印度诸名均为后起。据认为，身毒是从大月氏人得知的印度名称，天竺、贤豆是由安息、康居僧人传入的印度名称，二名均为伊朗语Hindu或Hinduka的译音。而印度则来源于龟兹语lndak(a)以上名称均起源于梵文Sindhu一词，此字本义为河流，后又专指今印度河。公元前六世纪，操伊朗语的波斯人从西北方侵入印度，首遇此大河，便以该河名Sindhu命名其所在此，后又进而成为次大陆以外的民族对整个印度次大陆的称呼。因为梵文与古伊朗语同属于印欧语系同一分支，在其读音中存在。s-h相替的现象，而且由于古伊朗语中没有dh一类的送气浊辅音，所以梵语Sindhu一词在伊朗语中被读为Hindu，后来Hindu一词的h弱化，就又成了Indu。参见季羡林等校注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卷二之注释①。

⑦戒律：梵文Sila（尸罗，戒）与Vinaya(毘那耶，律)的意译。“戒”的意思是指习惯性的行为，“律”的意思是调伏。戒律泛指佛教徒应该恪守的一切戒规。从其内容来说，戒律可分为止持戒与作持戒两大类。止持戒包括止非防恶诸戒，教人“诸恶莫作”，如五戒、八戒、十戒等。而作持戒则教人“众善奉行”，“恶既已离，事须修善”。

公元399年，法显领着他的四个同学，从长安城出发，穿越了河西走廊，穿越了塔里木盆地，然后翻越大雪山，进入古天竺国，完成了佛教史上称为“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的西行求法之旅。

二百多年后玄奘，就是我们说的唐僧，“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就是说玄奘法师又从中开辟了一条王者之路，进入西域，进入古印度，进入天竺八十六国。

长安是丝路的起点，几千年来无数前辈从这里踏出追逐梦想的步伐。

西安古称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北濒渭河、南依秦岭，八水围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历史名城”，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垂范华夏、引领世界。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古长安，如今再以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形象，屹立在世界东方。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流程中，世界的东方首都是长安城，西方首都是罗马城。在两城之间，辽阔的欧亚大草原，横亘着一条数万公里长的贸易物流大通道。人们叫它丝绸之路。

长安城是一个怎样的地理概念呢？我们把它放在世界地理大格局来说：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流程中，世界的东方首都是长安城，世界的西方首都是罗马城。在罗马城和长安城中间有一个辽阔的两万多公里的一个平原地区或者草原地区。地理学家把它叫欧亚大草原。

欧洲和亚洲没有明显的地理分界。有可能就是流经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一条河，或者说就是里海。就在这辽阔的欧亚大草原上，生活着二百多个古游牧民族。这些古游牧民族以八十年为一个周期，或者涌向世界的东方首都长安，或者涌向世界的西方首都罗马，向定居文明、农耕文明、城郭文明索要生存空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在这八十年中一定或者有大瘟疫发生，或者旱灾发生，或者蝗灾发生，或者战争发生，或者饥荒发生。所以这些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向东他们就越过长城线，然后进入农耕文明地区，向西的话，他们涌向罗马城。

法国有个小说家叫格鲁塞，他在《草原帝国》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站在亚细亚的高原上，看见两面的丘陵，像小旗帜一样飘扬，这边飘向亚细亚，那边飘向欧罗巴。如果我们选择站在游牧民族的角度考虑，我们就会明白任何发生的都是应该发生的，他们索要生存空间，索要能够活下去的地方。人类行为从来就是环境的产物，而不可能是别的。

中国的古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过去年间我们的视野有限，我们总感觉到每过一些年就有游牧民族越过长城线，呼啸而来，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对农耕文明地区侵掠。我们是站在一个比较狭窄的地域来看，如果我们能够把整个东方历史和西方历史贯通起来看，就明白了像格鲁塞说的那样，这二百多个游牧民族，让整个欧亚大草原就像开了锅的水一样，沸腾起来，向左右的富庶地区索要食物。

所有从草原过来的游牧民族，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也不屑于探究他们是些什么民族。我们只知道他们长着长胡子，骑着马，就从我们的家门口，就从我们的庄稼地里风一样地过去了，他们呼啸而来，剽悍好战。在中国历史上，他们只有一个和“东夷、南蛮、北狄”并列的、略含贬义的称呼——“西戎”，对他们的民族我们不甚了了，后来又统称之为“胡人”。

长安城在漫长的时间过程中，有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在这里建都，一部长安城的历史，就是半部中国古代史。尤其是中国历史上强盛的汉朝、唐朝，它们强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丝绸之路。有拥拥不退、源源不断的财富通过丝绸之路输送到长安，令它成为当时世界上唯我独大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