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排便不自由，则学习无意义

文 | 佘宗明

作家阎连科曾说过：“如今中国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远远比文学更丰富……生活的过分荒诞，让我们已经无法理解其本来的逻辑。”

可即便是提出“神实主义”的他，恐怕都写不出这么魔幻的情节来——在当下，一群人正呼吁：把孩子的如厕权还给孩子。

原因很简单：很多学生被夺走了“排便自由”。

有网友由此“钩隐抉微”起来：某位名人的回忆录曾提到，上世纪50年代，某地有幼儿园安排孩子早上统一拉屎，拉不出来会被惩罚，结果有小孩捡别人的屎凑数。

要是属实，那离谱程度确实有得一拼。

01

乍听起来，呼吁将孩子如厕权还给孩子这事，本就很荒诞——“如厕权”还需要被捍卫？

排便是天赋人权，若导入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框架，那它就是初级需求中的底层需求。

人有三急，内急居首。究其刚需程度，大概仅次于呼吸喘息。

连如厕权都要捍卫，下次不会再下移到连学生呼吸权都要捍卫了吧？

更荒诞的是，这事竟然发生在2025年。这意味着两点：1，情况已存在多年；2，问题被习焉不察。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说真的，许多70后、80后、90后上学时，其实都曾有过“拉不出来”的经历。

20多年前，我上初中时，括约肌就没少受过罪：在老家（黄冈）的乡村中学读书的我，在初三那年，长期被粪块堵塞所困。那段难熬的日子，至今仍不忍回想。

我原本以为，这些泥泞时期的非正常情形已经过去了，今天的孩子再用不着受这份罪了。

但事实证明，我还是森破了，我这只蛙还是没跳出“进化论”的井口。

02

现实中，部分中学生的日常是：

白天上课时和晚上熄灯后，都不能走动，想要如厕，只能“定时排泄”。

可课间10分钟经常被老师拖堂和“8+2（提前2分钟回教室）”的规定拆得稀碎，再加上一群人在集中时间段抢一个坑位，所以就算憋得满脸通红，有时也只能抑制便意。

基本生理需求被抑制的后果，就是很多孩子承受了他们这个年纪不该有的便秘症状。

《南方周末》的报道里援引的数据说得很清晰：据多位医生筛查，在上海崇明，4969名参与调查的学生中，患有功能性便秘的学生占比13.95%。

有河北的医生也说到，近两年他已接诊过10名超过一个月不排便的学生。

如果说便秘是学生身体向强负荷的抗议，那漠视就是教育向耻辱柱的俯首。

不知道很多教育管理者看到这，有没有被李诚儒点中穴——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

我以往以为鲁迅“救救孩子”的子弹射向当下，射中的怎么也得是那些宏大的结构性症结。

谁能想到，孩子排便问题也能成靶心？

03

在网上，有网友说：生理器官就长在孩子身上，他们想拉，谁拦得住？

抛开事实不谈，当下的孩子没理由便秘——你多吃蔬菜多喝水，想去拉时就去拉，怎么会便秘？

可回到现实，你得首先承认，现实有时候就是病态般的割裂。这类割裂就体现在：

一方面，很多老师在中高考誓师时，还会用“决战巅峰，我必成功”为孩子打鸡血。

就差给他们穿上哪吒套装，让他们代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情境中了。

另一方面，他们又会用自习课溜去上厕所会被通报的行为给孩子上一课：你什么时候上厕所，不由你，由我。

一方面，整个社会总在喊“再苦不能苦孩子”，似乎把孩子看得很重。

前两天张学友东莞演唱会因跟高考撞期遭家长投诉，每年高考季都有青蛙因“吵到孩子”而遭罪，都成了不能委屈孩子的佐证。

另一方面，全社会又频繁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给孩子内服外用吃苦教育。

哪怕很多苦是没苦硬吃，吃了未必能成“人上人”，只能说明“能吃苦”。

加缪说：生活不就是这样，毫无道理地受着苦，又毫无根据地抱着希望。

许多人是让孩子毫无道理地受着苦，又让孩子毫无依据地抱着希望。

孩子们被现实毒打，他们就是打板子的执板衙役。

04

“没苦硬吃”是病，“没苦逼着孩子硬吃”是病上加病。

有病，就该吃药。

但有些人病了后，不是自己吃药，而是施虐般地给孩子加大剂量。

对他们来说，逼孩子吃本不必吃的苦，就是边沁Panopticon模型的教育版里的服从性测试。

你跟他们说，应该把学生的“如厕权”还给孩子。

他们可能会说：不是不让学生如厕，是学校有学校的管理。

你跟他们说，管理不是不能适度严格，但也不能过度严苛。

他们可能会说：学校的统一管理，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学习。

你跟他们说：可要是孩子憋坏了身子，反而更影响学习。

他们可能不响。

回归教育本义，教育重在“立德树人”，本该是栽培苗木的锄头，却到他们那里，却成了修剪棱角的剪刀——那些不符合“标准”的逸出枝丫，正被他们悉数剪掉。

毕竟，他们秉持的是规训视角。

在此视角下，学生排便需求解决也得变成计划思维下的可控事项，拉尿排便不按时就是需要矫正的行为偏差。

你说教育不能没了人本温度、人文关怀。

可他们看到的，却是统一管理的效率。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管控欲持续外扩的结果。

最开始，他们管学生穿着颜色；到后来，他们管学生头发长短；再往后，排便时间也要管起来……这印证了大卫·休谟那句话：各种liberty，很少是一下子丧失的。

05

在何时如厕都得接受统一安排的氛围中长大的孩子，是很难有松弛感的。

当他们排便都得像机器般卡点式运转，法条紧绷会内化为他们的默认状态。

当紧绷跟紧绷共振，随之而来的，就是“紧社会”的现实图景。

“紧社会”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的概念，在他看来，那些习惯于强调集体性安排、严格管理的国家就是“紧社会”，典型的如新加坡。

与之相对的则是“松社会”，更强调个人自主空间、社会弹性，法国意大利等是代表：他们的国民身上，普遍有种松弛气质。

这两天，胡锡进讨论起了“性萧条”的话题。

他表达的适当松绑意愿，指向的就是让社会变得更“松弛”。

在社会活力需要提振的当下，这来得很有必要。

但如果教育者动辄用“定时如厕”之类的驯化举动，将“紧”字诀刻入孩子的DNA里，那社会节奏“松”下来就注定变得很奢侈。

这绝非好事。

要让社会不那么紧绷，教育层面的松绑是应有之举。

把孩子的“如厕权”还给孩子，就是最低限度的身体自主权保障。

06

说到底，对社会各方而言，兴许都该意识到一点：

若排便不自由，则学习无意义。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考上清华北大吗？

考上清华北大当然可以是目的，但更重要的，是养成独立人格。

如果连个健康身体和健全心智都没有，那也就是个考试机器。

而教育的价值，也在于培养出完整的“人”，让人得到更全面地发展。

抑制人的排便需求，无异于对个体尊严的精神去势，显然与此相悖。

对很多教育者来说，他们也许该被哈耶克上一课：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Free的。

想如厕就如厕，是孩子天然的权利，不是特别的恩赐。

不要总想着用规训的藤，来缠住孩子本该舒展的生命。

这其实可以总结为一句更简单的话：请把人，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