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谈育儿补贴：建立多部门数据共享的信息管理平台

2025年全国两会提出发放育儿补贴。图片由何海宁使用ai工具生成

对四川省苍溪县岫云村党支部书记李君来说，2023年，看似宏大的现代社会低生育率问题有了一个具象化的呈现：当年，岫云村出现了“逝世的多，出生的少”的情况，“老年人走了，新生儿的数量跟不上”。

事实上，全国生育困境的征兆早已出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低于国际公认的“高度敏感警戒线”1.5。同年，新加坡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1，日本为1.34，法国为1.84。

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称，中国较低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和“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李君认为，导致中国生育率走低的核心原因，是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颇为沉重。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2025年全国两会上，他提交了“关于给予二孩三孩家庭发放育儿补助，助力提升生育率的建议”。他呼吁，应通过向二孩三孩家庭发放现金、教育补贴、助学贷款、奖学金等方式，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增强公众生育信心。

这也将成为现实。2025年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育儿补贴。

育儿成本水涨船高

李君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除了岫云村，他对生育率走低的直观感受，还来自身边的朋友：“身边很多朋友是适龄的、处于婚育期的年轻人，生育意愿其实不强。”

他将经济因素归为造成此类现象的核心因素：近年来，从孩子出生前的产检、孕妇营养补充，到出生后的日常生活、医疗、教育等，各项育儿成本水涨船高，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按照李君的估算，光是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费、课外辅导费、兴趣班费用等教育支出，至少需要几十万元。

2024年，由人口学者梁建章等多位专家设立的“育娲人口研究”智库，发布了《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据该报告，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养育到本科毕业则平均要花费68万元。其中，上海、北京、浙江为养娃成本最高的三大地区，分别为101万元、93.6万元和近85.5万元。

问题不止于此。李君认为，对双职工家庭来说，父母还可能因照顾孩子分心，职业道路受限。前述报告也指出，这一现象对女性的影响或许更为深远，其原因在于，生育后，女性为了照顾家庭，可能会选择更方便照料孩子、工资更低的岗位，导致女性长期工资率下降，这也是“母职工资惩罚”现象。

报告综合多篇论文的研究数据得出，在中国，每生一个孩子会导致女性工资率下降12%-17%。女性工资率下降的具体幅度，也依据子女数量、所在工作部门的性质等而有所不同。

“高昂的育儿成本，使得许多年轻夫妇望而却步，不敢轻易生育二孩、三孩。”李君说，“它确实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经济也并非唯一的影响因素。前述报告还引述其他研究的结果，列举了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若养育一个孩子，孩子在0-6岁、7-12岁、13-18岁期间，母亲平均每周闲暇时间分别减少12.6、7.7、0.7小时；若养育两个孩子，对应年龄段内，母亲平均每周闲暇时间减少14、9.1、8.68小时。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父亲身上。

李君还称，近年来，网络上有不少人贩卖生育焦虑。“当前的生育大环境确实也有一定的问题，但还是希望舆论环境能多一些正向引导。”

全国人大代表李君。受访者供图

多样化的补助形式

要解决当下青年人主要因经济问题而产生的生育困境，李君的解决办法也颇为直接：以经济手段应对。

他的设想是，设立专项育儿补助资金。该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专门用于补助二孩三孩家庭育儿。具体的补助标准，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指数来确定。如中央财政在全国范围内，提供统一标准的兜底资金，地方政府可根据各自的财政情况，适度承担另外一部分。具体到发放方式，李君举例，可根据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提供多样化的补助形式。孩子处在0-3岁的婴幼儿时期，以现金的形式发放补贴，用于奶粉、尿不湿、早教等日常开销；孩子到了3-6岁的学前教育阶段，除现金补贴外，可提供一定额度的学前教育券，用于抵扣幼儿园学费；至6-18岁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政府可给予教育费用补贴，如减免学费、发放学习用品补贴等；18岁以上高等教育阶段，政府也可为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助学贷款贴息、奖学金等支持。

“生娃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现在都说要拉动内需，多生娃，消费自然会拉动的。”李君说，“国家把钱发给父母，他们最终还是会用掉，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政策不仅是刺激生育，也有助于拉动内需。”

事实上，早已有地区开始发放育儿补助。2021年7月，四川省攀枝花市推出政策，对按政策生育二孩及以上孩子的家庭，每孩每月发放500元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2024年12月，当地媒体报道称，政策实施3年，全市累计发放补助金3200万元，近4000个育儿家庭、2900名孕产妇得到资金帮助。攀枝花市统计局的数据亦显示，2024年末，攀枝花市常住人口为122.3万人，比上年度增加0.5万人，增量居全省第三位，连续四年实现正增长。

不过，李君认为，地方支持生育的政策力度有限，“还是要形成一种国家层面支持生育的局面”。

2025年全国两会回应了这一诉求。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放育儿补贴之后，3月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也透露，正会同有关部门起草育儿补贴的操作方案。

不过，无论是多少额度的育儿补助，还要确保其能发到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家庭手中。对此，李君的设想是，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建立育儿补助信息管理平台。通过与民政、公安、教育、医保等部门的数据共享，精准识别二孩、三孩家庭，再根据家庭实际情况确定补助金额和发放方式。

申请补贴的流程也可以简化，实行线上申请、审核。李君称，考虑到目前女性怀孕就可在医院建档，此后的孕检、分娩等流程也有数据可追踪，前述措施完全是有可行性的。至于补助发放，则可参考目前农村的一卡通系统，“国家给的低保、粮食补贴等钱都是直接能到卡的”。

除此之外，李君认为，还应加强补助资金监管，并将育儿补助政策与其他生育支持政策相结合，形成政策合力。

前述生育报告也对配套措施有所提及。以建托儿所为例，国家卫生健康委2021年发布的数据显示，3岁以下婴幼儿在中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5.5%。报告建议把3岁以下孩子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按照3岁以下有4000万儿童计算，每个儿童补贴20000元的营运费用，结合50%的入托率目标，每年大概需要4000亿左右的财政补贴。报告预计，该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10%左右，每年多生100万个孩子。

南方周末记者 姜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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