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如何生活，人生都要付出代价

要求我们顺从单一文化的压力并非崭新之物。这些压力其实非常类似于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意识形态社会里的居民所体验的压力，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把这种现象一一描述出来。

哈维尔表示，在意识形态挂帅的社会里，你必须接受一件事，那就是自己必须根据社会的价值与设定来行动。如果你拒绝与社会一致，你会惹上麻烦。你会遭到孤立、疏离，你会被当成唯心主义者而遭受指责，或者被认定为不合群而受到轻视。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而你也照着做了，但重点是“让人知道”你正在做。

哈维尔说，你必须跟别人一致，才能生活下去。你必须跟别人一样，承认某些事一定得这么做，你才能过日子。如果你无法依照大家期望的方式行动，其他人会认为你的行为异常，认为你生性高傲，自以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者自以为能离群索居。

意识形态挂帅的社会让你跟其他人产生幻觉，把应然当成实然，把自己听到的故事当成理所当然。他们经年累月反复宣讲这套故事，最终每个人都相信且讲述同一个故事。

哈维尔说，事实上，这个故事并非理所当然；这个故事的目标与生命的目标之间存在着鸿沟。生命的发展是多元与多样的，生命是为了实现自身的自由，而系统则要求一致、统一与纪律。

哈维尔说，系统“是个表象世界，却企图充当现实”。这个表象世界靠着自动驾驶运作，它渗透且塑造了整个社会。表象世界部分是稳定的，但也有部分是不稳定的，因为它建筑在表象上。生活在表象世界里，你不需要相信它，但你必须装出与它一致的样子。

有时候，整件事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坏处，你可能耸耸肩说：“跟表象世界一致有什么不好？”哈维尔说，于是，你接受了游戏规则，成为游戏里的玩家，游戏成立。

然而，与表象世界一致的模式也让你规避真实的自我，你通过僵化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联结起来，而这个意识形态创造了幻觉，使人误以为事物的本质是人类与宇宙秩序的自然延伸。

哈维尔说，一旦接受表象世界里的生活，你就开始“活在谎言里”。这最终会造成巨大的人性认同危机：为了在系统里存活，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脱离表象世界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你的行为造成的影响远超过行为本身。当你打破表象世界的规则时，你显示了人可以活在真实里，无须活在谎言里。因此，任何与社会不一致的行为都必须被除掉。

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有关市场在高等教育中扮演的角色的任何讨论，“都必须以市场语言加以表达，也就是必须在语言中提到货币”。

举例来说：“聪明的水手能调整船帆，利用风力前往他想去的地方……而这正是我们现在必须把握的可能性与面对的挑战：调整船帆，乘着市场的风，增进我们的工作绩效与……改善我们的生活。”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别忘了，经济故事说，人是理性的，人愿意采取行动最大化自己的最佳利益。身为理性的个体，你会采取能实现自身目标而且所需资源最少的行动。

坚守信念显然要比什么都不说与什么都不做成本更高（你也有可能水波无痕地沉入池子里），在经济故事里，坚守信念绝不符合最佳利益。

相反，符合最佳利益的做法是愿意低头，不要过于坚持自己的想法，更不要破坏现状。

然而，在人生关键时刻坚守原则却是最符合人性的事，也是人性时时驱策我们去做的事。因此，虽然就经济价值与设定来看，计算与选择最低成本完全合乎理性与逻辑，但合乎理性并非人生的全部。

奥斯卡·王尔德说：“人生的致命错误并非源自人的不理性；相反，不合理的时刻很可能是人生最棒的时刻。致命的错误往往来自人的逻辑性。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换言之，无论你如何生活，人生都要付出代价。生活在经济故事之外，成本是昂贵的，但生活在经济故事与单一文化里，我们依旧要付出另一种形式的成本。

当我们一度珍视的本质——如真、善、美、正义——沦为达成经济目的的工具，并且接受单一文化的生活时，我们就被剥夺了更高层次的人性需求。

当更高层次的人性需求无法满足时，我们就会产生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所谓的超越性病态：“灵魂的病态。”

选择并不容易。我们该如何生活？我们要遵循单一文化，与经济故事保持一致，还是从定义我们大部分文化内容的经济故事中自我放逐？

换个问法：如果人生无论如何都要付出代价，那么你为什么不做自己喜欢的事，说自己的故事，贯彻你内心深处最深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