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廣州曉園北路3-30號的前台osf。南方周末記者朱圓 攝
2026年3月30日，前台osf實體空間在廣州曉園北路3-30號的最後一天。
人群在其中流動、聚集。有人在白色圓形貨架前細細翻閱出版物，藍白封面的《電影作者》、關於苗族文化的書籍、版畫裝幀風格的兒童口述詩集……它們與牆角的小茶几與藍色塑料箱、電飯煲並置，構成了一種奇特的、去精緻化的文藝現場。
更多人圍聚在一旁「副本製作」的書攤前互相交談。那天，職校生亓時（亓，音：qí）幾乎整個下午都坐在這裡。她見到一個來自廣州美術學院做文獻研究的女生，挑選了一箱子《44月報》和「副本製作」的書。買完她問，你們能送貨嗎？有人提議，空間打理人梁健華有電瓶車，就停在門口，讓他「車一下」。
另一名打理人萬青坐在門口，她將過去幾年的活動海報整理出來，攤在桌上，誰想要就領走。她和熟悉的朋友聊起前台的新舊logo，新的像一個大步向前的小人，保留了舊logo里磕壞了門牙、憨憨的形象。
「結繩志」編輯曾毓坤從國外回來，他去年在這裡做過一場講座，講一個沒有錢的公眾號怎麼在五年里做了四百多篇原創。曾毓坤聽說有人看見了自己那場活動的海報，但走到海報攤時，已經被別人拿走了，於是拿了另外一張陌生嘉賓的分享活動。
前台的「駐場」人員黃詩狼照例站在水龍頭旁邊的角落裡做奶茶，檸檬現切，紅茶現煮，慢悠悠的。2024年1月，她在這裡分享了自己在一家奶茶店打工三個月的經歷，後來每次練攤和一些分享會，她都來做奶茶，不用像打工時一樣喊口播，不用被催。
天還沒黑，江萌就走了，她要回香港，繼續博士後研究員的工作。前台告別的兩天，她特意趕來。最初「上陽台」開的時候，她就來過，快十年了。兩年前她才從美國回來，除了在此開設過一門影像訓練的通識課，深入的參與不算多，但她記得那些偏日常性的東西，和萬青等老友的交流也往往溢出這個場域。
前台osf的名字里，「osf」是「one step forward」（行前一步）的縮寫，也帶著一種自我調侃：「睇住嚟（粵語：看著動）」，走不了兩步，就走一步，走不了大步，就走小步。
這個地方本身是一場意外。最早它不叫前台，叫上陽台。2017年，負責籌備的「找房組」在海珠區附近掃樓，看中了一間一樓的民居，兩房一廳，和房東都談好了。梁健華隔天拿著押金過去，房東說租掉了。幾個人緊急重新找，才找到這個鋪位，比原來找的兩房一廳民居大很多。他們和房東談只租這一塊，自己砌了一面牆。剩下的面積，房東劃成了幾個鋪位出租。梁健華說，唯一保留汗蒸館「遺址」的也就這裡了，地板完全沒動，其他店鋪一入駐都重新裝修了。
上陽台時期，空間由多個小組共同打理，分擔管理權和房租。到了2022年，打理人想做一個更面向公眾的東西，能做交叉性議題的活動，講座、工作坊、戲劇，什麼都有。於是前台出現了。
從2022年到2026年，前台一共辦了兩百多場活動。最忙的時候一周至少一兩場，集中在周末，周中也有。加上「遊動論」在前台做了一系列分享，比較出圈，一下子把場地活絡起來。
四年後，前台要關了。幾個月前就做好了這個心理準備。空間的意義在於能打造公共生活，但環境在變，形態和生存方式也在變。
告別的兩日，打理人被問得最多的問題是：「接下來做什麼？」梁健華說先休息一下，想想下一步。前台會以一個沒有空間的方式繼續存在。
來到現場的人感受多是相似的，空氣中並沒有濃重的悲情氣息。大家把之前的海報領走，書也賣掉一部分。「把前台的一部分帶回家」，曾毓坤感受到，這些部分的情感濃度很高，但那天也有很多理念性和思辨性的東西在流動。
亓時後來和萬青他們一起去附近吃飯，路上萬青問她，前台的實體空間暫時關了，她感覺怎麼樣。亓時想了想，說，會難過，但不害怕。
江萌主持的《作為通識課程的影像訓練》在邊站binn舉辦。邊站binn由前台osf和黃邊站於2025年5月聯合發起。視覺設計：陳逸飛。受訪者供圖
推手、遊動與一門兩百元的影像課
萬青參與發起「一起練功」的時間，比前台更早。
2020年疫情，他們把練功搬到室外，召集陌生人來練太極拳，練習鬆弛身體、相互感知。其中有一個重要環節叫「推手」。
推手像一個平衡遊戲。兩個人手臂相觸，在簡單的規則里感受對方的力道和方向。梁健華也參與其中，「你會很容易跟不同人見面相處，甚至不用說話」。這對於「社恐」來說幾乎是福音，提供了一種低能耗的連接方式，可以不表達，可以不展示，只需要伸出手。
亓時在今年年初才比較頻繁地參與推手。地點從之前的曉港公園換到了紡織公園。她形容那種感覺：「通過身體性的接觸，兩個人的手的皮膚貼在一起，去感受對方身體里的情緒或者能量。有的人會硬擋，有的人很靈巧。每個人出力的方式跟ta表現出來的性格很一致。」
推手不為了比賽誰更厲害，只要求參與者在場。這種在場而不競爭的倫理，後來滲透進前台幾乎所有活動里。
前台的第一個爆發期，始於一個叫「遊動論」的項目。
遊動論是兩名打理人參與的另一個項目，提倡並踐行一種流動的學習方式。每年有一個月，借著某個由頭——有時是一個樂隊的巡演，有時是一個特定議題——團隊會走三四個城市。每到一地，由當地多年的實踐者安排活動，帶他們去看那些「連本地人都不一定知道的地方」。
梁健華解釋：「你老待在一個地方容易把自己思考的問題放大，遊動才有機會讓你獲得更多坐標。」流動結束，當地的空間或機構很多時候會變成朋友，也就有了一起工作的可能。
2023年夏天，遊動論在前台做了一系列分享，一下把場子活絡起來。梁健華回憶：「遊動論進來，大家看到一個比較明確的公共形態，運作起來很靈活，建立在多年工作的共識上面。大家似乎能想像到這裡面能做什麼、怎麼進入。」那之後，許多人主動過來說要用前台的空間，受邀者也排得密集。
萬青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遊動論讓前台開始「出圈」。
2025年9月，江萌藉助邊站線上平台與前台實體空間，發起「作為通識課程的影像訓練」。她在美國讀完博士，在紐約的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都教過書。她觀察到一種落差：精英學校的學生很聽話、很勤奮，但談論世界時總隔著一層。她一直想接觸更普通、更大眾的學生。回國後，她在前台找到了這個機會。
課程每兩周一節，共五節，收費僅兩百多元，全程線下授課。學員什麼人都有，影迷、拍紀錄片的上班族、設計師，還有一名殘障青年。黃詩狼也報名上課，她認為前台「活動收費很低，甚至不收費，這個很重要。知識生產和傳播沒設立太高的門檻」。
江萌的教學方式是她在美國習慣的研討班模式，每一次都考驗老師當場生成一個小型公共空間的能力。她不傳輸固定知識，而是帶著學生在光譜兩端來回跑，一端是影像形式分析，一端是社會歷史文化分析。
以前在學院里，江萌的課程設置只能顧到光譜上一個比較小的點，教電影語言就不太會扯到歷史文化理論。但她「想做一個很大動作的、兩邊都顧到的練習」。
效果出得快。第二節課，就有學員開始大膽使用形式分析的辭彙去支撐論點。江萌感到滿足，「那種有成果的感覺非常快。我現在正在香港大學教的一門課里也開始感覺到有。我也複製了這種每個星期寫一段，然後回應集體評價的方法」。
那名殘障青年拍了一個關於殘障議題的短片，有形式和結構上的考量。江萌發現：「如果放在專業場合，大家基本只會討論內容，完全忽略形式上的創造力。但在這個課程里，大家會看到機位跟殘障身體之間的直接關係，會討論為什麼片子有一分為二的結構——前面是觀察式的，後面是訪談式的。」
這個課程後來在邊站公號上發了學員的文本細讀作業。有學員寫道：「手持鏡頭（手機）呈現的低機位視角，挑戰以『正常人』為主體設定的電影語言，因為拍攝者與拍攝對象一樣，都坐在輪椅上。」江萌覺得，這才是替代性教育（非體制內的教育方式）該有的樣子。
黃詩狼準備開始做奶茶，免費分享給大家，梁健華在幫她寫「今日招牌」。南方周末記者朱圓 攝
一杯奶茶的倫理位置
前台正式對外開放之前，內部已經有過一些零星的聚集。
黃詩狼記得2022年下半年的一天，有人在前台的空間里放映一部蘇聯紀錄片，講斯大林的葬禮，片長三個小時。那天來的大多是認識的朋友，片子放了一會兒，大家就開始各干各的，有的聊天，有的席地而睡，有的在角落推手。只有到類似下葬的關鍵情節，才有人吼一聲，大家湊過來看兩眼，然後繼續散開。
那是黃詩狼第一次走進這個地方。她此前從未去過上陽台，對那個前身一無所知。那場漫長的、幾乎淪為背景音的放映，讓她隱約感覺到，這個空間允許你不在場，允許你走神，允許你用自己的方式待著。
在奶茶店打工的三個月，她被分到長沙旅遊街區最忙的店。隊伍從早排到晚，沒有停歇。崗位分得很細：點單、泡茶、調飲、打料、出杯。新人往往被分到點單和出杯這兩個不用製作、只面對顧客的窗口崗位。
她直言：「無聊，重複，沒有意義。做奶茶還能感覺有個產出，另外兩個崗位就很廢。」
奶茶店的口播讓她印象深刻。手上做奶茶，嘴上要喊口號，內容如今已經忘光了，只記得「為喊而喊」。店員戴著小蜜蜂，全店人一起喊，吸引路人注意，顯示精氣神。不管有沒有顧客在，都要喊。不喊扣績效，店長監督，同事互相監督。
三個月後，她辭職了。回到廣州，前台邀請她來做分享。那是2024年1月，她講打工經歷，提前寫了兩萬字的稿。那是她唯一一次在前台做分享。
但後來每次練攤，她都在前台做奶茶。前台組織「一起練攤」，每次大概十個攤主，盡量不重複。黃詩狼從第一次練攤就開始做奶茶，設備越添越齊。 她在前台做奶茶，起初不收錢，大部分時候即便收費，也依然很低。重要的是過程，「不用把無謂的口播念完，不用緊繃著把自己當流水線工人。可以悠哉悠哉地做，就算有人催，也沒有人真的像在店裡那樣命令你」。
有人問她，如果換一個流量更大的市集，會不會去做。她搖頭：「就算自己當老闆，不用像在奶茶店那麼辛苦，那種性質還是不一樣。我很享受給朋友做奶茶的過程。」
江萌喝過很多次奶茶店的飲料，每次都有一種複雜的負疚感：「一堆讓你上癮的東西，糖、咖啡因，背後有很多看不到的流水線工人。喝的時候我不知道怎麼擺正和奶茶店的關係。」
直到她在前台喝到黃詩狼做的那一杯。
「有她在那，我在現場喝到她非流水線語境下衝出來的奶茶，一下子就有了一個面對奶茶店環境的倫理位置。」江萌補充，黃詩狼的存在讓她看到，配方、茶底、手法，那些真實的東西就在那裡。「她讓我真實地去面對，而不是停留在一種抽象的批判里。」
曾毓坤在前台osf做的分享《沒錢的自媒體如何在五年內做了400多篇稿》活動海報。海報設計：劍花+秋葵。受訪者供圖
不依靠熟人圈子支撐起來的空間
亓時第一次路過前台，是偶然。那天她在對面漫畫書店看書，晚上七點多出來，看見對面有一大幫人。一個長頭髮、穿得蠻朋克的女孩在靠外面的地方打碟。室內正在進行「大笨蛋上山寨」的活動，一群來自日本高圓寺的藝術家在帶領大家錄製「罐頭笑聲」，說待會活動遇到好笑或低落的時候，就現場播。
亓時擠進去，不認識任何人，直勾勾地盯著感興趣的人看。被盯的人問她怎麼了，她問這裡是幹什麼的，對方解釋這是一個藝術空間，各種各樣的人來做活動。她們加了微信，後來，亓時成了前台的常客。
亓時在職校讀書，專業和人文社科不太相關，學校給不了她想要的知識。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能有一個這樣的實體空間來讓我練習各方面的東西，接觸各種各樣的人，我很珍惜。它提供了與各方面學者平等交流的機會。」在過去一年，她梳理了自己的成長史與社會脈絡兩者之間的聯繫，參與了一些布展工作，探索更多的議題。這些構成了她不舍前台的很大部分原因。
跨圈層是前台從一開始就想做的事情。梁健華說：「廣州大大小小的空間不少，但的確是分圈層的。前台比較難得的是綜合性，各個媒介、背景的人都會出現一下。」萬青自己的脈絡也很交叉，公益、藝術，什麼領域都認識些人。她認為前台之所以被定義為「偏藝術語境的實踐空間」，不是因為活動內容，是因為「追求創造力和想像力，而不是追逐議題」，議題只是這個過程中必然會觸及的東西。
來前台分享的人大部分是打理人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早期更是有「雁過拔毛」式的操作，聽說誰路過廣州，就問要不要來聊一場。後來慢慢開始有不認識的人主動來報名做分享。
曾毓坤在結繩志的分享會上看見，來的有前台的常客，有他自己認識的其他社群的朋友，有人類學學生，也有完全不相干的人。他說前台的活動有一種「節日感」，「會遇到很多不同的人，既遇到你的老師，也遇到你的親戚，還有可能遇到你對面的鄰居」。
江萌也感受到：「每一次去都會有新面孔。有的人留下來，有的人走，流動性很高。它有熟人的氛圍，但並不依靠熟人圈子支撐起來。」
前台的空間形態本身也助長了這種流動性。它和標準的講座廳不沾邊，更像一個通間，還犧牲了許多面積做了一個寬走廊，如萬青所言，在廣州務實的氛圍里，這樣的設計頗為激進。它增加了一種緩衝地帶，中途不想聽講座了，可以出來透口氣，但又沒有完全離開。
即便在主空間內，講座也並非單一焦點。比如最靠里的一塊區域，兩張白色檯子斜靠在黑色桌子旁，上面立著有機玻璃書架，擺滿了薄薄的自製小冊子或非賣品。不同的事情在同一空間里並行發生，互不干擾。就像結束日那天，萬青在門口發海報，黃詩狼在裡面做奶茶，亓時坐在書攤前，有人聚在另一邊聊天。
曾毓坤形容那種感覺：「同樣一個空間有好幾個位點。如果永遠是同一撥人、同樣隊形，圍成一圈開同樣的會，哪怕有意義，給你的感覺也肯定跟這種有很多事情同時發生的不一樣。你沒有同時在聽，但你能感覺到它在發生。」
前台與其他空間的關係，也延續了這種氛圍。黃詩狼觀察到，一般的商業邏輯里，空間之間往往是競爭關係，搶觀眾、搶資源。但前台不是這樣。「我感覺我們看別人不是競爭的關係，就是感覺有人在做事就是好的，相互會導流。」她舉例說，子津以前就在前台活動，後來去了白雲區職校附近，做了一個專門服務職校生的空間「扔石頭」，但依然會回來找他們聊做書的經驗。曾毓坤也是先在「扔石頭」做分享，再來前台。
前台osf 「摺疊」後，這些關係還在，那些空間還在，人還在流動。
前台打理人在準備2025農曆新年的春聯。受訪者供圖
安全感的日常練習
2025年12月，前台做了一場內部放映。片子叫《撤退》，是江萌和萬青合作的雙屏錄像作品，關於在集體合作中經歷的創傷和自我反思。亓時參加了那場放映。人不多，大概十幾個，都是創作者認識的人。片子很短。看完後，大家圍成一圈討論，聊得更多的是結構性問題，比如沒有規章的地方也會「長」出權力，或藝術圈子裡傳統的工作陋習帶來的壓力。
因為都是熟人，大家聊得很直接，但不讓人感到壓力。亓時也講了自己的故事，在學校里受到的暴力與萌生的退意。很身體性，不學術，語句也不利落。但大家很認真地聽，幫她分析個人經歷里的架構，幫她反思接下來如何應對。有人從理性上分析，有人從感性上安慰，握著她的手。
亓時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那是2025年我參與最深入的一次討論。我感覺我的發言很稚嫩，只是在別人的影像作品裡聊了一件太私人的事情。」但沒有人覺得這有什麼問題。
安全感，是前台參與者在訪談中不約而同提及的另一個詞。這種安全感來自這個空間里的一整套倫理默契。
江萌觀察到一個現象，很多學術場合的討論，參與者會不自覺地比拼誰更懂、誰更聰明，「那個氛圍很難壓下去」。但前台不一樣。她形容：「你一進去可能就感覺到一種包容，沒有社會空間里那種被打量的目光，因為什麼人都有，美學很雜。大家說話的方式也不太有學院風格。不乏學者、博士生在那兒分享，但大家知道不是在面對自己領域內的人，都會比較第一人稱地去分享。」
江萌也參與過別的公共空間的活動，不論在哪，總有碰見挑戰型發問者的時候。但在這裡，不需要分享人親自出馬，旁邊的人會自動形成一個小的討論空間，和發難的人辯論起來，「這個我覺得是需要很長時間的練習才能有的」。
對於亓時來說，專業名詞經常需要拼拼湊湊，以至於在很多活動里她都有「述情障礙」。信息量太大，頭疼，無法當下給出反饋。但前台的環境讓她感到，「哪怕我狀態不好，我的思考還不夠成熟，但是我還是可以待在那裡，直到我準備好」。
剛開始，亓時好奇和拘謹並存，每次活動她幾乎都會提前個把小時到。她喜歡坐在二樓的旋轉樓梯上看書，「樓梯小小的，被包裹得很安全」。辦公室和倉庫在二樓，梁健華時常需要上上下下，「但是當時沒有人說過任何一句『你在這裡很礙事』，『你要不要去別的地方坐』之類的話」。後來，沒有活動的時候，亓時也會跑來前台坐著自習。梁健華會和她打招呼，但不干涉或過問她在做什麼事情。
當感到自在一些之後，亓時開始協助萬青一起布置場地。她除了對活動本身好奇，也想知道一場交流是怎麼構成的，需要做哪些工作。活動前，她一邊擺放椅子，一邊觀察萬青如何協調工作、調試設備，有無障礙需求者時，也會提前盡量做好能做的設施準備，「最常見的是椅子提前會留出過道，還有空間配備的坡道板」。
萬青承擔了大部分活動的主持和對接工作。她自評「是一個比較i（內向）的人，能量有限」，每次活動前需要先睡一覺養足精神。她的主持風格是克制的，盡量不讓自己成為關注焦點，不說不必要的話，但該說的時候毫不含糊。亓時觀察到，「她有時候沉默，突然爆發出一句一針見血的評論，很好笑。她不贊同的話也會指出來，但不會讓你覺得有壓力，保留了一點幽默」。
梁健華髮現，活動結束後，大家時常不願意走。但萬青的電量有限，通常到晚上10點、11點就用完。這時候她會先走，後面諸如收椅子、洗杯子的事，參與者會和梁健華一起分擔。「都很自覺，」梁健華說，「他們可能會在附近找個糖水店繼續下半場，但走之前會幫忙收拾。」
他還注意到一個微妙的區別：「如果是收費場合，你肯定不會做這種事。但在這裡，大家有一種互助的共識，所以會自然地去洗一洗、收一收。」這是廣州這些年各種空間慢慢養成的共識，它變成了一種不需要說破的日常倫理。
前台osf舉辦活動時的場景。受訪者供圖
無kpi運營與勞動可見化
前台沒有kpi，但沒有kpi不等於沒有勞動。兩百多場活動的背後，是大量細碎的工作。做海報、編推送、對接分享者、控場……這些勞動怎麼被看見，是前台運營中核心的倫理問題。
他們的解決辦法簡單樸素：每張海報50元，每次對接50元。如果幹活的人覺得自己付出的遠超這個數，可以申請多加50元。錢從活動的門票和打賞里來。日常開支的資金池和房租的池子分開，房租靠資助和月捐，日常開支靠活動收入。月捐不到十個人，但勝在穩定，江萌便是其中的重要支持者。一次性捐助的不少，但大部分金額不高，偶爾有一下捐幾千元的。
門票的收費策略一直在調整。最早是自由打賞，後來發現沒人打賞了，改成10元到30元自由定價，遇到人特別多的爆款活動，就用固定收費限制人數，比如25元。放映另說，因為多半不是前台主動做的，作者那邊有門票需求。自己主動對接的活動，收費盡量低。
活動收入大部分是三四百元，偶爾上千元，前台與分享者對半分。萬青會和分享者說：「不用不好意思收，這個是應該的。」有分享者會把錢捐給前台，或者買個實物送過來，比如茶几。
這種模式在當下的文化生產領域並不罕見。曾毓坤對此有切身體會。他參與主創的人類學公眾號「結繩志」，編輯和作者幾乎都靠「用愛發電」。他在前台做了一場分享，標題就是《沒錢的自媒體如何在五年內做了400多篇稿？》。滿足、疲憊、自我懷疑同時存在，他自我拷問：這是自發性還是自我剝削？是關心的本能還是關係的慣性？
曾毓坤在分享中提到，「你想做一些進步的事情，要有人支持，或者經濟上達到一個基本盤」。結繩志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前台也沒有完全解決。但前台把收費這個動作從交易變成了一種倫理實踐。他注意到前台後期收費邏輯的演進，「這個轉變對我來說啟發很大。不是說靠這個賺錢，而是讓勞動可見化，在此基礎上建立意義感」。他在前台的運營模式里看到了與自己相似的掙扎和一種不太一樣的解法。
前台不追求規模，不追求增長，不追求商業意義上的可持續，但是對勞動的敏感貫穿始終。當梁健華被問到「有沒有想做但沒做成的事」時，他直接說「沒有」。萬青倒是有一個，她想拍一個紀錄片，關於「搭台兒」項目，請來過前台的主廚聊聊十年來不同空間的體感和變化。沒做成的原因是時間精力不夠，沒有錢。她解釋：「為什麼需要錢？是因為我希望能夠支付受訪者費用。」
作為前台的打理人，沒有人全職，沒有人拿工資。梁健華主要從事展覽製作，萬青藝術創作居多，也零散接拍攝的活兒。大家各自在外工作，用業餘時間撐起一個公共空間。
曾毓坤把這種狀態總結為「重新發明一套做事的語法」，不是學院里的報銷邏輯，不是公司的kpi邏輯，而是一種基於互助、基於勞動可見化、基於有限條件下的語法。
走不了兩步，就走一步。走不了大步，就走小步。前台osf名字里包含的那句話，說的不只是空間，也是它怎麼活下來的方式。
亓時如今回望，前台清晰地改變了她的生活。從小學到初中，她一直被排擠，高中休過學。大學基本獨立行動，小組作業也一人完成，不指望能融入什麼地方。但在前台，她的境況發生了變化。「慢慢認識各方各面的人，性格、職業、做的事情都很多面向，相處起來好像也不是什麼有壓力的事情。願意重新去相信別人，哪怕只見過一兩面，還是會挂念這個人。」
這種安全感，同樣改變了黃詩狼。她以前是個網癮少女，社恐，內向。她的社交圈最初來自線上，在那裡認識了一個社牛朋友，通過她，才慢慢認識了萬青和其他人。在前台待久了，她發現自己變了。「對比起以前來說，現在算是健談了。」是這裡讓她慢慢建立了信心和信任，「不會再自卑。」
來不及回家的時候，亓時曾躺在那間由汗蒸館改成的屋子裡，湊合一晚。她因此知道，前台的門要很用力才能鎖上。
門關上了，「背後人與人的聯結不會中斷，我們不害怕承擔同一種緊張」。那個夜晚，亓時回答萬青「難過，但不害怕」時，手心裡還留著過往鎖門的力道。
南方周末記者 朱圓
責編 黎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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