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縱橫》2022年10月新刊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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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a Foroohar |《金融時報》全球商業專欄
譚金哲（譯） | 法意觀天下
【導讀】
自新冠疫情以來，「全球化退潮」成為熱議概念，全球供應鏈的斷裂、重組不斷吸引各方關注。當然，疫情只是導火索，深層原理與自由主義全球化背後的邏輯及其根本問題密不可分。
本文認為，傳統經濟學設想的，全球市場在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之後達到平衡的結局，至少在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的推動下不太可能達成；全球經濟、政治的「本土化」將是未來必然趨勢。這是因為
，複雜產品的全球供應鏈在加長的同時變得複雜、脆弱、昂貴；全球化造成部分地區工人收入下降，進而引發政治紛爭；環境保護、應對氣候變化的要求……這些都正在讓全球經濟向區域化轉型。
在這個新的、更加異質化的世界中，建立聯盟將是關鍵，那些能夠利用網路力量來確保本國資源供給的國家將得到最好的發展。
而目前，美國在這方面顯然是領先的。
同時，地方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前景也具有意義，它要求更加註重公民而非消費者，從事實上讓人們掌握自己的經濟、命運。過去流行數十年的全球化主要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而近年來全球貿易和供應鏈的區域化和本土化的興起，不應只在「逆全球化」的語境中解讀，它實際反映了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向所謂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模式的轉型。
本文原載Financial Times，轉自「法意觀天下」，原題為《My guide to a deglobalising world》，
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本土製造：
後全球化世界的繁榮之路
我永遠不會忘記多年前我對已故的理查德·特魯姆卡（Richard Trumka）的採訪，他當時是美國最大的工會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的主席。特魯姆卡是一位說話強硬的前賓夕法尼亞州煤礦工人，他告訴我他在20世紀90年代與柯林頓政府的一位官員有過一次談話，內容是關於1993年批准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後果，以及中國加入全球貿易體系的潛在影響。
特魯姆卡擔心廉價勞動力突然湧入全球市場，以及其對美國工人的收入和生活的影響。「我告訴[這位官員]，這些交易會殺死我們，他同意我的看法。」但這位官員說，「等過一段時間，工資會開始回升，世界各地的情況會趨於平衡」。當特魯姆卡問他這個「回升」的過程可能需要多長時間時，他回答：「大約三到五代人」。
三到五代人，這對問題中的人來說就是一個世紀。那麼，美國的普通工人，就像許多富裕國家的工人一樣，開始質疑全球化又有什麼奇怪的呢？或者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正在上升又有什麼奇怪的呢？正如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在2011年指出的那樣，他是近年來為數不多的挑戰其專業通說的主流經濟學家之一。「民主、國家主權和全球經濟一體化是互不相容的。我們可以結合這三者中的任何兩個，但永遠不會同時完全擁有這三者。」
今天，很明顯，歷史的鐘擺正在遠離全球經濟一體化。隨之而來的一些變化，從市場混亂到貿易戰再到真正的戰爭，都是極其令人擔憂的。但在眼前這些令人不安的頭條新聞之外，挑戰和機遇並存。以下是我對我們新時代的指南。
（本文發表截圖）
▍全球化並沒有消亡——它只是變得不同
直到最近，資本、貨物和人員可能無法繼續無縫跨越國邊界的想法還是異端。正如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在2000年的一次演講中所說，「問題不在於全球化是否會成功，而在於如何成功」。
但早在新冠疫情或俄烏戰爭之前，一系列的轉變——人口、地緣政治和技術——正在使世界遠離一碼通吃的全球化，走向一個更適合當地利益的經濟政策制定和商業模式的異質世界。技術創新的浪潮正在使工作和財富向更多的地方轉移成為可能。千禧年一代的工人和選民正在推動政治家和商業領袖考慮當地的可持續發展，而不僅僅是全球增長。
有些人認為，在不受約束的、1990年代風格的超級全球化和1930年代的民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之間，沒有中間地帶。但是，國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間的平衡一直在變化；前者太多，會導致保護主義或更糟。後者太多意味著許多人對這個系統失去信任。
今天，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本土化的新時代。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全球化的東西都會消退。恰恰相反，企業、政策制定者和整個社會都需要更多關注本土化，以確保對全球化的持續認同。隨著世界經濟變得越來越數字化，思想和信息仍將跨越國界流動（儘管根據隱私和數據制度的地理差異，這將是一種限制）。自由民主國家的金融機構在資助政府或降低本國公民的經濟福利方面會有更多的限制，這是應該的。還將重新思考交易規則、勞工權利，以及如何將經濟增長的成本和收益納入決策者用來塑造我們世界的數據中。
文化縱橫10月新刊上市
▍所有的經濟活動都將在當地進行
幾年前，我採訪了一位資深民主党參議員的高級助手，他驚奇地告訴我，過去黨內有一種確定感，即農村地區和人口低密度地區根本不值得在政治上考慮。「我記得在2016年的時候，和白宮的一個朋友聊天，他一直在旅行，在愛荷華州和弗吉尼亞州等地看到許多貧困的農村，」這位助手說，「他告訴我，『別擔心。我們已經搞清楚了，我們進行了建模，結果發現付錢讓人們搬到前50名的城市，比在他們所在地方創造就業成本更低」。
這句話暗指城鎮和家的概念並不重要，這其中固有的蔑視不僅是一種侮辱，而且在政治上是錯誤的（農村地區使特朗普當選，人們不再像以前那樣在美國各地遷移）。但現在兩黨都明白，城鎮很重要。在經歷了幾十年的「贏家通吃」的趨勢後，大部分的繁榮都在少數城市和企業中，期待商業和政策制定者更加註重確保財富和城鎮的重新結合。
這將伴隨著成本———比如通貨膨脹。舊的「效率」模式認為，人、貨物和資本會無縫地移動到他們需要的地方，這種模式很便宜。在國內創造更多的機會，同時仍然與全球經濟保持聯繫，將需要建立更有彈性的模式——這涉及到更好的教育、基礎設施、更高的當地工資，以及對短期底線的關注。效率很便宜，復原力將花費更多。誰來支付這些費用是有待商榷的。
但是，從效率到彈性的轉變也會有機會。美國和其他一些經合組織國家已經過度地走向債務驅動的經濟，受制於資產價格的增長，它們有機會重新平衡，並更加註重創造中等收入的就業機會。同時，中國也有機會建立自己的區域生態系統，糾正亞洲和西方之間以廉價資本換取廉價勞動力的交易造成的不平衡現象。
▍這就是愚蠢的政治……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有一種觀點認為不同的政治制度、價值觀和國家利益不如市場力量重要。但突然間，在這場大流行中，有美國從其最大的地緣政治對手中國採購大部分廉價的醫療面具和關鍵藥物成分的重要事實。俄烏戰爭讓歐洲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成為痛苦的焦點。它還表明，選民的行為往往不像模型所預測的那樣。還記得英國脫歐的驚奇旅程嗎？或者唐納德·特朗普的選舉？
好消息是，所有這些事態發展最終使一個重要的信息深入人心。如果我們要解決世界上最大的問題——從氣候變化到貧富差距——那麼我們就必須開始跳出傳統經濟學的黑箱，以更加現實和全面的方式看待世界，利用如神經科學、人類學、生物學、法律和商業等其他學科。例如，考慮到常見的經濟假設，即只要創造了工作機會，工作地點並不重要，因為人們會簡單地搬到那裡。但正如哈佛大學學者戈登·漢森（Gordon Hanson）所言，他是這場重新想像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當沒有大學學位的工人失去工作時，很少有人選擇搬到其他地方，即使當地市場條件很差。」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依賴地方的家庭和社區關係，在困難時期對他們進行緩衝。漢森和他的同事們正在建立新的、高度本地化的模型，說明經濟增長如何在不同地區發生。
▍「雙循環」時代
這是中國的官方表述，表示未來的生產和消費將更緊密地聚集在本地。幾年前，中國宣布他希望自己的供應鏈更加本地化，原因有很多，包括與遠距離生產線相關的脆弱性。這些情況在西方跨國公司中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了。
回顧一下波音787的情況，由於其難以想像的複雜供應鏈，包括將飛機70%的零部件外包給世界各地的無數國家，該飛機在2000年代後期出現了延誤和成本超支。這些決定是在1997年波音公司與麥道公司合併後做出的，麥道公司是一家更注重財務的公司，注重削減成本和盡量減少財務風險。但有時，將成本移出資產負債表的決定會在其他地方造成現實世界的風險。更重要的是，全球貿易體系本身很容易被重商主義國家所操縱，導致國內外嚴重的政治分歧。
今天的政治紛爭正在導致最具戰略意義的行業更加區域化，如半導體、電動汽車、農業和稀土礦。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一些變化，也使得在某些領域進行全球外包的成本效益降低。亞洲的工資已經上漲了。能源更加昂貴。公司更關心他們的排放產出。
其結果是，遠距離的全球供應鏈變得更加昂貴和複雜。廉價勞動力、低利潤的行業，如傢具或紡織品，正在各地區域化，因為為當地市場製造產品比通過中國南海把東西運到美國或歐洲更經濟。谷歌前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認為，增材製造或「3D列印」的發展可能會像iPhone在消費市場上一樣對製造業產生顛覆性影響，這意味著複雜的機械、汽車甚至住宅都可以在本地製造。
最後，氣候變化正在推動地方化。雖然解決這個問題需要一個全球視野，但實現這一目標的實際行動是地方性的。農業、紡織品和住宅建築的供應鏈是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供應鏈之一。更多基於社區的農業，結束快時尚，以及不浪費排放物，將絕緣材料、混凝土或塑料運送到世界各地的論點是明確的。雖然有些人擔心這種轉變的成本太高，但2021年BCG的一項分析發現，更多的本地化生產網路將使一輛3.5萬美元的汽車只增加2%的價格，使一部智能手機的價格增加1%，或使20萬美元的房屋增加3%。這一點，再加上允許在供應鏈中進行極其精確的跟蹤的精確數據技術（紡織品零售商現在可以確定棉花的來源，直到某個農場或田地），以及傾向於購買更少質量更好的東西的年輕消費者，將鼓勵更多的本地化並幫助地球。
▍考慮公民，而不是消費者
隨著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運動的興起，有組織的勞動的復甦，以及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證券交易委員會、司法部和白宮的新一批監管者的出現，人們開始從消費者福利轉向公民的國家福祉。政治家們正在推動企業考慮他們對整個社區的影響，而不僅僅是消費者。客戶想知道他們購買的公司是否是良好的當地和全球利益相關者。在這個政治比半個世紀以來更加重要的時代，"主街"而不是 "華爾街 "將佔據優勢。
這意味著，由法律強制執行的價值觀將開始變得更加重要。雖然現代資本主義之父亞當·史密斯認為，為了使自由市場正常運作，參與者需要有一個共同的道德框架，但今天的全球經濟是由大量具有極其不同的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國家組成的，這些交易往往是由全球技術官僚而不是民選官員制定和批准。
但即使是他們也沒有完全贊成不受約束的全球資本市場。像凱恩斯和馬克思一樣，哈耶克和其他人一樣是「新自由主義」之父，他認為市場不一定會恢復到平衡狀態。他們需要由一個 「框架」來控制，將世界各地的資本家和商人聯繫起來，使他們能夠漂浮在勞工的社會主義利益或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之上。正如法律教授恩斯特·烏爾里希·彼得曼（Ernst-UlrichPetersmann）——哈耶克的學生之一，所說的那樣，「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共同出發點是，在任何運作良好的市場經濟中，市場競爭的『無形之手』必須由法律的『有形之手』來補充」。法律是關於價值觀的，而國家和地區有不同的價值觀。從監控資本主義到公司權力的概念，價值觀和執行這些價值觀的法律將日益塑造市場。
▍擁有自己的網路
在我們這個新的、去全球化的世界中，那些能夠利用網路力量來確保他們有足夠的食物、燃料和消費需求的國家將得到最好的發展。目前，美國在這方面顯然是領先的。但在一個更加異質的體系中，建立聯盟將是關鍵。從金融網路到生產網路，再到社會網路，擁有自己的或與盟友合作擁有這些網路的公司和國家將做得最好。例如，企業間的垂直整合再次聚集了力量，因為領導者希望緩衝供應中斷，削減運輸成本，並減少地緣政治風險。從強生公司到大眾汽車，以及香奈兒或傑尼亞等零售商，都在將更多的生產轉移到內部，並試圖採購和控制更多的原材料。
埃隆·馬斯克走在了前面，他發現當供應鏈遠離時，實時使用尖端技術更難創新，成本也更高（正如作者Ashlee Vance在他的傳記中所描述的那樣），因此在內部生產了大部分特斯拉產品。最終，特斯拉致力於在當地採購和創新其電池和動力火車技術。
貨幣脫鉤也在向前發展，因為烏克蘭戰爭後美元的武器化為獨立於美元體系的願望搭建軌道。事實上，各種類型的分散技術正日益流行。風力和太陽能的本地化生產將取代化石燃料能源系統。區塊鏈和其他移動和共享數據的去中心化方式，儘管仍不完善，但將會進步和推廣。
地方主義不僅作為一種經濟前景有意義，而且作為一種政治前景也有意義。政治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J·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在其1996年出版的《民主的不滿》一書中，尖銳地闡述了為什麼權力下放對民主至關重要。他概括了伍德羅-威爾遜1912年反對各種集中式壟斷權力的論點，這也是20世紀30年代大規模經濟變革的眾多先兆之一，他寫道："恢復自由意味著恢復分散的經濟，培養獨立的公民，使地方社區成為命運的主人，而不是他們無法控制的經濟力量的受害者。"
這不僅概括了國家的創始原則，也概括了新時代的核心挑戰——如何將全球市場和其中創造的價值與民族國家重新聯繫起來。
本文原載Financial Times，轉自「法意觀天下」，原題為《My guide to a deglobalising world》。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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