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讀者，疫情當下，你過得還好嗎？有這樣一群中年人，因各種原因失業了，他們上有老下有小，不得不表演自己還在上班的假象，可生活的的壓力像山一樣，重重壓在了這些中年人身上。
小飛在此提醒非體制內的讀者，時刻保持憂患意識。
先來看一個北漂中年失業女在疫情、雙減之下的現狀吧。
清早起來，姚夢寒像往常一樣，洗漱完出門「上班」。
她先是來到附近的自習室，團購一張「暢學一日卡」，在裡面待到第二個孩子幼兒園放學的時間；中午，點一份炒粉外賣，坐在自習室外面的餐桌上吃完。招聘軟體上，她投出的簡歷總是顯示「已讀」，但毫無回應。事實上，整個北京還在招聘的公司也沒幾個她能勝任的崗位了——38歲，女性，已婚已育，兩個孩子，所有的工作經驗都在教培行業，導致她能勝任的工作崗位寥寥無幾。
姚夢寒覺得自己簡直就是失業人口的典型畫像。
這之前，她在互聯網教育大廠從事學前教育。更早些時候，父母曾把賣掉房產的幾百萬交給她去投資，而後那個介紹她投資項目的朋友一直推三阻四拒絕還錢。報警後才發現，所謂的朋友一直在朋友圈兢兢業業營造白手起家人設，一路靠詐騙實現了階級跳躍。
姚夢寒失業後，家裡的經濟支柱僅剩下丈夫一人。催繳房貸和信用卡欠款的簡訊、來電通知頻頻響起，姚夢寒只要一聽到電話鈴聲就會心跳加快、手腳冰涼，不堪忍受的她把手機永遠調至靜音狀態，但賬單依舊紛至沓來。她把失業的消息告訴了丈夫，並叮囑他一定要向公公婆婆隱瞞住這個消息———由於和公公婆婆、兩個孩子擠在60平米的老破小屋裡，彼此之間幾乎沒有秘密。一旦在工作日的白天出現在家裡，她可以從老人臉上讀出那種難以掩飾的恐懼：維持現在的生活已經捉襟見肘，如果一個人失業，那日子還怎麼繼續下去？
還有更多讓姚夢寒無力承擔的重壓：比如婆婆身體不好要做手術；父母的賣房錢被騙，現在租房子住；老大要上學了，老二幼兒園排不上位；房貸還不上了，幾百萬要不回來了，而騙子還在逍遙法外。種種壓力，相信放在任何一個人身上都難以支撐下去。
姚夢寒說到，很多次，自己站在過街天橋上，看著橋下的車水馬龍，想像著自己縱身一躍下去會是怎樣的情景。這種念頭時不時地就會浮現在她的腦海里。
她說，遺書早就已經寫好了，夾在自己每天畫簡筆畫的本子里，她覺得家人幫她收拾遺物的時候應該很容易就發現了。這封很長的遺言里，滿滿的都是對父母的愧疚、對婚姻的遺憾、對兩個孩子的不舍。而寫得最多的，還是對自己的懷疑和否定。
姚夢寒畫的簡筆畫
是時候跳下去了，她對自己說。到了空中，也能在天上看著孩子們吧。想到這裡，她決定再最後看一眼手機屏保上兩個孩子的笑顏。
心靈感應般地，丈夫在這時發來了微信：「你信不信劫後餘生？我們的日子一定會好起來的，熬住，就是一切！」看到丈夫的話，姚夢寒蹲在地上號啕大哭。不知哭了多久，她突然覺得，自己現在去死有點兒「太虧了」，「我應該親眼看著騙子把錢吐出來後鋃鐺入獄。」
從她的經歷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她自身條件其實也不差，這要是放在普通人身上，即使沒有工作，做個全職太太，甩手掌柜，也能活的很自在很開心的。但是她就是對自己要求太多了，好像整個家的重擔都要她自己一人獨撐一樣，到最後，不過是徒增許多的壓力和對自己的不滿罷了。
不知大家是否看過一部網路劇《我在他鄉挺好的》。姚夢寒的經歷跟劇中胡晶晶的經歷驚人的相似，不過胡晶晶並沒有那麼幸運，胡晶晶也是一名北漂女孩，平時大大咧咧的，周圍人誰都沒有想到她會在自己生日的那天縱身一跳結束自己年輕而美好的一生。生前胡晶晶也是一直被催債公司的電話威脅和恐嚇，緊接著自己又遭遇無情的職場裁員。這讓他瞬間感覺生活失去了僅有的希望和支撐。於是選擇在自己25歲生日當天，結束這種痛苦的生活。
我想，當時如果有人能感知她的痛苦時，給予她適當的鼓勵與關懷，或許悲劇就不會發生了。所以我說姚夢寒是非常幸運的，她有一個無條件支持自己的丈夫，若不是她的丈夫說道：「你信不信劫後餘生？我們的日子一定會好起來的，熬住，就是一切！」這樣一段話，或許她也難以支撐下去。
失業
「我就是個廢人。」談到失業，姚夢寒這樣形容自己。
一頭長髮鬆散地紮成馬尾，頹然地垂在腦後，頭頂上可以看到清晰分明的髮際線和稀疏斑駁的縫隙。她說，前段時間，因為過度焦慮而脫髮，整個人肉眼可見地「暄」了起來——這是一種北方人形容饅頭在蒸熟過程中快速膨發的辭彙，她覺得用來形容自己因情緒導致的過度浮腫恰如其分。
她語速很快，在投入敘述自己的遭遇時會忍不住落淚，但同時也可以敏銳地注意到在她周遭逡巡的蚊子。她迅速拍死蚊子的那刻，似乎可以感受到她在孩子熟睡後在一旁驅趕蚊蟲的場景，可以看到她在孩子試圖摸家裡電門時的厲聲呵斥，以及她打電話給區教委投訴自己家老二排不上公立幼兒園時的怒不可遏。
失業前，姚夢寒是一家「幼小銜接」機構的老師。為了讓孩子上小學後學習不至於太吃力，很多家長會在公立幼兒園的最後一年，選擇把孩子送到這樣的機構，進行學業訓練與思維開發。
「這種模式是違背孩子天性的。」姚夢寒說，在她供職的教育機構，每個工作日從8：20到16：30，這些四五歲的孩子要不間斷地學習，只有午餐過後有十分鐘的走路時間。
2020年初，因為疫情，培訓轉為了線上，幾個月後才恢復至常態的線下課程。但沒過多久，「雙減」開始了，雖然主要針對的是K12階段的學科教育，但學齡前兒童的學科輔導也受到了波及。直到2021年3月底，教育部出台的《關於大力推進幼兒園與小學科學銜接的指導意見》，將這一產業徹底連根拔起。
「因為公司再怎麼謹慎，也頂不住有很多學生家長打電話給教育局投訴。」姚夢寒說，「比如，有的孩子上魔方課學不會，老師可能會說，如果實在玩不轉就算了，也不一定非要學會擰魔方。但家長會想，別的孩子都會了憑什麼我的孩子不會，於是向教育局投訴，反正搞超前輔導也是違規的。他覺得他的孩子沒學會，別的孩子也不能學，應該把這個一鍋端了。」
「瘋了，徹底瘋了。」在姚夢寒看來，家長們的集體「雞娃」是導致她失業後崩潰的根本原因——一想到孩子要上學了，六年之後要小升初，九年之後可能在「普職分流」中被分流去學廚師，她就忍不住唉聲嘆氣、獨自流淚，「我能兜住自己的底，但我兜不住孩子的底」。
所以她需要錢，需要工作。當初離職的時候，姚夢寒和同事們沒有拿到賠償金，因為擔心進入北京教育領域HR圈子的黑名單，她也沒有選擇仲裁。
作為上世紀80年代初的獨生女，父母一直教育姚夢寒要努力學習、自食其力。大學時，她念了一所南方的985高校，後來回到北京念了一所更好學校的碩士。她明白，如果父母知道她失業了，會非常失望。她也會開始質疑自己的價值，失業之後，她不斷問丈夫，「你覺得我存在的價值是什麼？我對這個家沒有一點兒貢獻。」
「他說我是他的精神支柱。」說到這裡，姚夢寒臉上漾起了笑容，「可是『精神支柱』這個詞太虛無縹緲了，隨時會坍塌，我這根柱撤了換另外一根柱子也可以。更何況過日子更需要金錢。我看過一個調查，說是用父母兩個其中一個人的生命換3000萬，你換不換？很多人選擇了交換。如果我的生命可以換一筆財富足夠我兩個小孩長大，我是願意的；在沒有道德綁架的情況下，我覺得孩子也應該是願意的。」
假裝上班
一開始，她打算馬上找到一份工作無縫銜接。但一刷招聘軟體，發現留給35歲以上勞動者的崗位不足30%。作為一個二胎媽媽，她不能出差、不能長時間加班、因為要接送孩子上下學還不能離家太遠，「所以人家憑什麼要我啊？」
她有一位高中同學，原來是一家健身美容公司主管，人到中年，去了一家穩妥的國企做HR。同學明確告訴她，即便是國企也不會要35歲以上的女性：未婚未育的很可能入職後馬上結婚備孕休產假；已婚已育的，有一胎的擔心會生二胎；生完二胎的又會面臨無比繁雜的育兒瑣事。尤其在當下，孩子們居家上網課需要全職看護，一般家庭犧牲的都是媽媽的工作。
姚夢寒又考慮創業，做育兒類自媒體，販賣積攢了十幾年的學齡前兒童教育經驗。但她只懂如何生產內容，不知道怎麼營銷推廣。雖然每晚都看直播間的母嬰專場，但她搞不清楚一個合格的主播如何才能脫穎而出。創業之路還停留在空想階段。
家裡的情況也不允許她失業——得知自己的畢生積蓄被騙後，父親因為高血壓進了兩次醫院，但因為不想造成她的心理負擔，一直瞞著她，她是後來從母親那裡得知的。所以失業的消息她絲毫不敢透露給父母。公公婆婆也有幾十萬被騙走了，但畢竟隔著一層，他們始終沒有開口問她這件事。有好幾次，姚夢寒覺得婆婆就要開口了，那個當下，她趕緊轉身進了廚房或者洗手間，婆婆的話似乎被她的背影堵在嘴邊，家裡充滿了令人窒息的靜默。
於是，她決定裝作照常上班的樣子來逃避這種壓抑。
「感謝疫情。」姚夢寒說。因為前段時間北京疫情管控，很多公司居家辦公，她也不必像去年那樣每天出門假裝上班，中午吃鹹得要死的炒粉。她可以光明正大地不出門，但因為公婆在家，她還是要時不時地關上門來，偽裝成在線辦公的樣子。「他們可能臆測我關著門就是在上班，我就任由他們臆測，不解釋。」
她還要想像，上班的人是一種什麼狀態：「要關注時事，要思考問題，要有精氣神，而且作為一線老師，跟孩子們還要有接觸互動。」於是，在每天的餐桌上，她會裝成「上班的人」該有的樣子，聊一些公司軼事和教學經驗，讓公婆覺得，她是真的在工作。
關起門來的時候，她有時會拿起碳素筆，靜心畫一幅簡筆畫。生完兩個孩子後，姚夢寒幾乎沒有過自己一個人獨處的時間。她也會經常和朋友聯繫，紓解一些焦慮，或者讓別人給她困頓的現狀一些看法和建議。她發現，身邊很多同齡人，甚至包括以前在職場上認識的「90後」們，也都失業了。她的一個中年朋友，原本經營一家教培機構，「雙減」失業後只能在家躺平。幫他在家裡看孩子的母親隱約知情，但每天早上都會在廚房製造出「叮里哐啷」的噪音把他吵醒，逼迫他走出門去假裝上班，大家現在都靠什麼養活自己呢？是不是都是像我一樣在表演上班呢？
確實有不少失業者在表演上班。
生活在南京的樊鵬，原本供職於醫藥試劑公司，公司生產的試劑主要賣給各大高校、科研機構或者賣往美國。疫情之後，高校停課、物流停運，公司不堪重負，解散了幾乎所有的員工。
失業後，和父母同住的樊鵬開始假裝上班——每天，他吃完早餐後出門，去往同一家肯德基坐上一整天，因為肯德基是父母絕不會去的安全地方。待得時間久了，他會用自己的手機號註冊「大王卡」來幫肯德基員工完成月度指標，報酬是當下炙手可熱的可達鴨，掛在閑魚上出售一隻可以賣到將近40塊錢。他也會用懸浮秒錶來搶茅台酒和洋酒，再轉手出售賺取生活費。
入不敷出
但錢是誠實的，不會因為周密到無人識破的謊言就會每月自動到賬。貧窮無法掩飾，總會在某個時刻提醒姚夢寒生活的捉襟見肘。
一家四口在北京每月的生活費加上房貸車貸接近兩萬塊，都靠丈夫一個人的收入維持。姚夢寒的丈夫從事會展商務行業，疫情之後，各種電影節、音樂節、會議等頻繁取消，丈夫的收入也至少降低了30%。因為無力繳納一些商業保險，姚夢寒選擇了退保。但按照當時簽訂的合約，中途退保只能退還很少一部分錢，之前繳納的大部分費用都打了水漂。
退保的錢花完後，她過上了透支信用卡額度的日子，漸漸地，姚夢寒開始接到催債公司打來的電話。有些會用威脅的語氣問她家住在哪裡，給她寄一份賬單或是起訴書；還有人威脅她銀行徵信壞掉了，小心孩子上不了學。
姚夢寒一聽到手機鈴聲就會心跳加速、全身發抖，她把手機調至靜音，但還是小心翼翼地在網上查詢「父母徵信有問題是否會影響到孩子上學」。為此，她還專門諮詢了做律師的朋友。那個朋友告訴她，起碼義務教育階段是完全不受影響的。
但催債的電話有時會打給她的父母，做了一輩子工人的父母驚恐地問她這是怎麼回事。她只好繼續編下去，「都是電信詐騙，你們看到外地的號都別接就行了」。
會不會影響到孩子上學，是姚夢寒的一個顧慮；但她更大的顧慮是，任何一個家庭成員身體出問題，她都沒有積蓄和現金流去支撐治療費用。她失業沒多久，她的婆婆因為心臟問題住進了醫院，醫院建議他們立即做手術，初期手術費用是七萬元，需要馬上打進醫院指定的卡里。她和老公心知肚明，家裡根本沒有七萬塊錢。他們通過朋友諮詢了另外一位專家，那位專家建議不做手術保守治療，她發自內心地願意相信這位專家的意見更為權威。他們讓婆婆出院回了家，但婆婆再沒能力幫他們帶孩子，一個人獨居在二環內狹小逼仄的平房裡。
而最讓姚夢寒心酸的是，出院的時候，婆婆飽含歉意地對她說，耽誤你上班了。
但即便再捉襟見肘，姚夢寒也沒有停掉孩子一學期幾萬塊錢的課外輔導班。
「雙減」雖然聲勢浩大，但僅僅是讓公開進行的課外輔導轉為地下。深耕教培領域多年的姚夢寒知道，她認識的很多家長，在孩子剛上一年級的時候，就請好了「語數外政史地物化生」九門學科的一對一輔導老師，每小時的輔導費用都在千元左右。姚夢寒也通過個人關係讓家裡的老大上了性價比最高的語數外在線網課，還要購買配套的教輔材料、APP會員等，「一學期兩三萬根本打不住」。
「北京的內卷太嚴重了，像我們這種平凡家庭的小朋友，他沒有太多選擇，只能跟著卷，不然長大了可能連飯都吃不上。」在姚夢寒看來，兩個孩子，就像是兩個置身於井底的生命，需要用很多很多的錢填進去，才能把孩子給撈上來，看一看更開闊豐富的世界。有錢的家庭可能輕而易舉地就可以把孩子撈出井底，但像她這樣的家庭，可能終其一生都只能奮力擴大一下井口的大小，讓站在井底的孩子能夠看到的天空儘可能大一些。姚夢寒說，每年各區的「政保生」「條子生」可能就把名牌中學的入學名額佔到三分之一或更多；而想要在「小升初」階段躋身海淀名校，很多家長會讓孩子報名參加「很牛的競賽」。那些比賽，僅僅是報名費用，就需要上萬元。
姚夢寒能感受到，孩子在學業競賽中備受挫折。她家老大在上幼兒園中班的時候，有一次回家路上突然對她說想報一個數學課，因為班上的某位小朋友已經上四年級的課了，而自己還只會進退位加減法。那個小朋友拿了幾道加減乘除混合計算的題目給他看，他甚至看不懂算式符號，「他覺得自己被秒殺了，就是尊嚴被同學按在地上摩擦的那種羞辱感。」
「真實」的世界
姚夢寒反思道，說自己之所以會被騙、會失業，就是因為自己過往的人生過於順遂，把人性、社會想得過於單純，但競爭是殘酷無情的。「所以我要讓孩子們知道，社會非常不公平——可能會有很多人不知道用什麼手段跟你站在同一起跑線上，而你一旦被淘汰了就毫無出路。如果不告訴他們這些，很可能以後他們長大了就會像我一樣，面對世界觀的坍塌，非常痛苦。」
所以，姚夢寒開始著意培養孩子們的競爭意識，「過去我會告訴他們，你做好自己就行了，不用管別人。但現在我會告訴他們，不管你們在做什麼，都得看看別人在幹嗎，自己是不是已經被別人甩在後面了。」她覺得自己的教育初見成效——家裡的老大跟她說，幼兒園的老師布置了一個知識點，囑咐他們只要了解即可。但他現在已經會想到，別的小朋友可能不只是學到了解的程度，可能有人已經偷偷背下來了，所以他也要背下來。
「他現在的危機意識很強。」姚夢寒露出滿意的笑容。「比如，有些事情他不想去做，我會跟他說，你不做可以，但你要自己承擔不做的後果與風險。他現在一聽到『風險』兩個字就非常警覺，然後會主動把這件事做了。」
在這種焦慮緊張的家庭氛圍下，孩子還有一些改變是她意想不到的。比如，她發現大兒子開始說髒話，雖然家裡沒有一個人會爆粗口；幼兒園老師也告訴她，孩子偷偷把幼兒園的橡皮泥拿回了家，現在同班的小朋友都在孤立他，說他是個「小偷」。
姚夢寒當即向老師表示，自己家裡不缺橡皮泥，孩子不可能因為想要這個東西就去「偷」。但是因為孩子上的是公立幼兒園，她不想跟老師發生什麼衝突，所以還是跟老師道了歉。
回到家裡，她告訴孩子，不管出於什麼理由，拿了不屬於他的東西是不對的。但孩子反駁她說，「你不是說想要什麼東西就去努力爭取嗎？」姚夢寒和孩子解釋了很久後，灰心喪氣地發現，培養孩子的競爭意識和教育他擁有「分享」「奉獻」這些樸素美德之間，有著她自己也沒想明白的矛盾衝突。
「但無論如何，我還是會告訴他，你要去拼去爭。」姚夢寒說。她心裡藏著一個故事，打算等孩子再大一些就講給他聽：在走人行橫道的時候，正常的交通秩序應該是「紅燈停，綠燈行」。但紅燈還亮著的時候，所有人都選擇了闖紅燈，只有一個人遵守交通秩序還站在原地不動；而等那個真正遵守規則的人看到綠燈開始行走的時候，來往的車輛會默認行人都已經通過了，它就會撞倒那個真正守規則的人。
「我要讓孩子懂得，不要考慮什麼制度規則的公平性，凡是嚷嚷不公平的人，都是因為自己不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不要過度相信規則。」姚夢寒覺得，這是自己失業後學到的最寶貴的一課。
疫情扯開了我們的「遮羞布」
當前有多少年輕人過著表面光鮮亮麗，實則負債纍纍的生活呢？也許是所謂的虱子多了不癢，債多了不愁；也許是自己都對此麻木不仁了；也許是上車容易下車難。
我身邊有個朋友，他叫小田，跟我一樣的境遇。我不知道他壓力大不大，但是說沒有壓力是不可能的。很多自身的問題是一直存在的，平日里對自己的財務收支從來沒有去算過賬，花錢更是很少去關注價格。這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即使入不敷出，也要舉債消費，這也應該是當下很多人的狀態吧。
自從有了疫情之後，伴隨著各種大廠裁員，小廠關門，無力經營的狀態下，才讓我們每一個人不得不面對自己現實存在的問題。想想當下多少年輕人，背負著房貸，車貸，房租，日常開支各種高額消費，一旦斷了月供，說實話，自己生存都是很棘手的問題。疫情當下，對於那些失業的人而言，當務之急就是要解決自己的溫飽問題，其次要儘力維持自己的各種月供。尤其是在北京買房的那些人，光是月供就得1萬多。就問這麼大的壓力之下，如果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收入去支撐，何談生存。
上面所提到的這些都還算是正常支出吧，也是每月比較大宗而固定的支出。除此之外，相信很多人還在用自己的信用來透支各種超前消費。這樣的超前消費是一直存在的，只不過疫情當下，讓這種畸形的消費觀赤裸裸地暴露出來而已。
當然這是我個人的看法而已，但是我那個朋友就不會這麼想了，我說我5年前要比現在活的安心多了，至少我沒有那麼多的想法，就好比我從來沒有過要在北京買房的念頭一樣。
人類本身就是一個慾望的承載體，但是承載的東西太多，就搞不清自己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麼了？
當然，看待問題，不同的人他的關注點兒不一樣，就像我這個朋友，他說5年前你可能也就5000塊錢頂天了，但是你現在即使有10萬的負債，你起碼有個房子了。除此之外，你還可以考慮投資自己的興趣愛好。但是放在5年前，你有這個能力和想法嗎？說白了還是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支撐自己的野心罷了，才會感覺自己事事不順。
不管周圍人怎麼說，我個人還是覺得疫情它只是一個我們的「遮羞布」而已。疫情固然對我們的生活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但是你們想過沒有，即使沒有疫情，你的生活就沒有一點兒危機嗎？捫心自問一下，如果自己一段時間不上班，或者家人有急用錢的情況下，自己的現狀能否支撐一年，半年，甚至一個月的生活支出呢？說這麼多，還是想提醒各位，無論生逢何時，一定要時刻保持危機感。儘力讓自己的能力足以支撐自己的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