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然後，我路經開羅，當時由於英軍剛剛打過一次勝仗，所以開羅已免除了被德軍侵犯的危險。
最後到了卡拉奇。
正在我多方安排，早日前往加爾各答轉赴重慶時，忽然接到杜諾萬將軍的加急電報。
他在電報中要我在開羅待命，可能需要我再度返美，去安排戰略處與史迪威將軍之間的某些問題。
史迪威當時是在華府。
這一來，頗使我進退兩難。
我奉到海軍部的命令，是火速回重慶，立即展開工作。
杜諾萬將軍的命令，用意似乎有欠明確。
再者，如果說是史迪威將軍對我個人或對於他自己剛剛同意過的中美合作所的協定改變了主張的話，我留在卡拉奇或再回開羅，都解決不了問題。
因此，我認為海軍部的命令應該優先於戰略處的命令。
於是，我就動身繼續趕往重慶，那兒有許多的工作等著我去處理。
我萬萬沒有想到，杜諾萬將軍後來就以這一件事為根據，指責我公然抗命。
回到重慶之後，我突然奉到戰略處的通知說，史迪威將軍對我大為不滿，並且要將我的全部工作納於他的直接指揮系統之下。
那份報告中又說，史迪威特別要求親自指揮暹羅訓練團（暹羅，即後來的泰國），以及亞艾弗勒在緬甸的101團。
我的確覺得有點意外，因為，在我看，史迪威將軍在2月間給馬歇爾元帥的信里，已說得十分清楚；
我最後一次聽到他對我講的話是：「瑪麗，繼續做你優良的工作。」
最糟糕的是，戴笠將軍堅決拒絕把泰國的那個訓練團交出去。
無論在法律上或在道義上講，他都是對的。
因為，這件事在中美合作所協定之中已經講明了是所中工作的一部份，而戴將軍是合作所的主持人。
因此，我很難想得到他的幫助；
是我們美國人這方面不顧協定明文的規定。
史迪威將軍一回到重慶，我立刻就去求見，好讓他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同時，我也帶上了李吉特做我的「參謀」。
這時，他正出差到重慶，希望能藉此熟悉情況，加強總部與戰地的聯繫。
史迪威將軍的辦公室是中國式的房子——有庭院圍繞著房屋。
我很高興將軍那位很能幹的公子（別人稱他「喬伊表兄」的），還有情報部門的首長狄基（ Joe Dickey ）對我都仍很友善。
我走過一排辦公室，那是為保衛將軍而設的，都充滿著生氣勃勃的氣氛。
史迪威將軍本人也很友好，他銜著煙嘴，向上翹著，幾乎完全像是羅斯福總統抽煙的那個角度。
我立刻便提出了我的問題。
第一——關於泰國人的。不要，史迪威將軍仍然不要管他們的事。那只是因為他的好友杜諾萬要他那樣做，他為了友誼不得不有所表示。
當然，如果與協定上的規定抵觸，而戴將軍又反對的話，還是應該由我去負責。
聽他這樣講，我才鬆了一口氣，這樣我才可以免受戴將軍的責難。
關於在緬甸的第101營地，他所要求的只是繼續原來的工作和成績。
他根本沒提過要接的話！
「將軍，」我跟著說：「戰略處說您對我在此地所能做的事，都不滿意。」
「當然不會，」他叫起來：「如果我真不高興的話，你會曉得的。我要親自對你講！」
我奇怪，在戰略處裡面，究竟有什麼人來搞這一套呢。
我需要有一個聯絡官，能使史迪威將軍的參謀人員經常曉得中美合作所在做些什麼事情。
萊柯少校（ Joe Raichle ）是一位很優秀的海軍軍官，在北非曾有極好的服務成績。
我曾請求他幫忙，我認為他的經驗對我們一定很有用處。
我問將軍能否接受萊柯做他的參謀官之一？
他可能會同意，並且會立即行動。
這是根據我過去與他交往的經驗而了解的。
他對我說，「如果你自己著手進行的話，我不會反對；但我不能公然出面幫助你。」
我有些計劃，是要與陳納德將軍合作去散布水雷以及別的作業。
史迪威也都一一照準，只要經他的總部核可就行。
然而，當我提到由戰略處所選拔的一個心理作戰單位，他們需要交通工具和器材。
史迪威將軍表示反對。
「不行，」他說，十分迅速而且是毫無轉圜餘地。
憑良心說，史迪威和我都沒聽說過那種作戰的方法，我們對於心理作戰究竟應該包括些什麼，一點觀念也沒有。
我曾向將軍及其幕僚人員承認，我曾向戰略處要求供給一些資料，結果我收到的好像是一些密電碼，我手下最好的破碼專家，都無法解破出來究竟講的是什麼。
我猜想，史迪威將軍一定想到最壞的地方去了，他和戴笠一樣，都認為心理作戰可能就是暗殺和下毒藥一類的事情。
作為一個海軍軍官，我當然不能跟那些事情攪在一起。
另一方面，我承認我沒有弄懂，所以一定要設法真正弄弄清楚不可。
因此，我後來就問費希爾，他是在戰略處的「乾姊妹機構」戰時新聞處（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服務，請教他何謂心戰。
他同答說他正在幹這一行——廣播「白色」宣傳。
「甚麼叫白色？」我問，「難道說戰略處的宣傳是黑色的嗎？」
「白色就是真實的意思，黑色就是謊話了。」
「你的意思不會是說你弄出去的全都是實話嗎？」
「他們交給我甚麼我就印甚麼，」他答道。
總之，還是沒講清楚，於是關於心戰單位的運輸與器材問題，要靠我自己去想法子了。
當時，我還另有一個要求向史迪威將軍提出，這跟我所能得到的補給品有關。
美國海軍方面願意讓出4架飛機給陸軍，條件是希望陸軍方面同意，每月空運150噸的物資給我。
將軍搖搖頭說，那沒有什麼用。
使我大為驚奇的是，他告訴我說他手下已有太多的飛機，卻沒有足夠的人員去駕駛。
我想，他手下的運輸官也應該驚奇才對。
因為我每次求他們運東西的時候，他們的答覆常常是：「對不起，沒有可調派的飛機。」
史迪威又告訴我說，陳納德將軍已經由白宮得到命令，即使史迪威甚麼都沒有運給自己的部隊，也得替陳納德每月至少運送4750噸的物資。
這一來，我曉得我是一點順位也擠不進去了。
李吉特坐在我旁邊聽著，後來他寫信給麥茲爾上校時他是很悲觀的。
他寫著，「瑪麗在講話，將軍在聽。無論聽到什麼，他都是說不行。人生至此，真是艱難，人人為己，魔鬼當權。我一定要趕緊回華盛頓去，免得我在此發瘋，咬了我自己。」
事實上並沒有那樣子壞法。
「喬伊老叔」仍是我久已熟知的老樣子。
我倒還喜歡他，而我的判斷並沒有錯，不過是誰在我背後給我一刀子，總不會是他史迪威將軍。
當我們這次會見將告結束，我們要告退的時候，一幕醜劇落於泄了底，史迪威將軍的參謀米瑞爾上校提到一件事，戰略處在兩星期之前曾問他的意見，要派一個戰略處的人到史迪威總部來值勤。
李吉特在我旁邊插了一句嘴，「戰略處是我所曉得的惟一能完全由我們自己人好朋友當家的政府機構。」
這就令人大惑不解了。
我是戰略處駐遠東的首長，剛剛離開華盛頓不過八個星期，我曾獲得杜諾萬將軍口頭上的保證，而且他還在協定上籤了字的。
就在那時候，商量好萊柯可以由我借調到史迪威總部去擔任聯絡工作。
但是，現在又有另外一個新人，一位海普納上校( Karl Hepner ）正在來華途中，戴將軍和我都根本一點也不認識他。
另外，又聽說有一批戰略處的人，列名為「史塔爾團」( Starr Group ）也正在前來中國。
而這又是與我們協定不合的，因為這個新的單位來中國，並不會向戴將軍報備。
好像在華府戰略處的律師們，根本不曾讀過部份協定一樣。
於是，我就寫信要求戰略處解釋為何他們要如此突然而且如此明顯的違反協定。
我也質問他們為何不事前通知我。
結果，我接到一封由一個波頓上校寄來的回信，信中說，我應當感謝，「杜諾萬這一次能抓住機會，派了一個戰略處的人在史迪威總部裡面去。」
據他說，他們雖然事前不曾通知我，卻告訴了戴維斯（ John Davies )，他居於很可靠的地位。
（註：戴維斯原在美國務院工作，自1940至1942年，後來派在重慶美國大使館任職，又分配在中緬印戰區司令官的麾下。)
給他這樣一講，難道說我不是「居於很可靠的地位」嗎？
再說，我那「戰略處駐遠東協調官」的頭銜難道只是一句空文嗎？
他派在史迪威總部有一個「政治顧問」的名義，而且這次曾陪史迪威一同回到華盛頓去。
是否就完全由於他在中間搗鬼，使得戰略處在我離開華府回重慶中間不到兩個禮拜，對我態度大變？
是否他們老早就做好了圈套，只待協定正式簽字之後，立刻就把我一腳踢開？
當然，這些困難我都可以克服。
我認為更重要的還是物資的運輸問題。
這才是我們的生命線，現在，奇奇怪怪的限制開始作怪了。
7
要使中美合作所得到充分的補給，史迪威將軍的大力支持是必要的。
但在目前，他自己的部隊都得不到充分補給，因而他也就不會單單為我而據理力爭，不論我所需要的東西是多麼微不足道。
不過，他確曾下令所屬，「在每一架飛機上都替梅樂斯帶上幾箱東西」。
問題是這樣的事從來不曾發生過，所以，後來他便教給我一個計策，我們後來運用過幾次，居然竟有極好的效果。
「瑪麗，」史迪威對我說，「如果你需要炸藥，那你就先弄一點放在阿薩姆機場白魯德的營帳附近。他就會把那些炸藥搬走，裝上下一班起飛的飛機上去，以便能離開他的眼前。」
我一直是用盡心力去安排有關空運的問題。
（注，白魯德 Henry A . Byroade 原在中印緬戰區後勤處，官階為上校。當馬歇爾特使來華時，白魯德奉調為馬帥之隨員。1952年，升任為助理國務卿，後即轉任駐外使節，曾出使埃及、南非與阿富汗等國。」
軍事調處執行部美方代表Henry Byroade將軍，他是美軍最年輕的將軍
美方的惠勒將軍和英國駐緬甸軍總司令亞歷山大將軍，都很樂意而且急切要幫我的忙，可是，仍然一無結果。
好像是將軍們的命令，始終沒有能下達到真正主管的部門去的樣子。
既然將軍們這樣樂於幫忙，我簡直就不懂，在中國戰場上所得到的僅僅是500挺湯姆槍（只有225付彈夾子運到了），炸藥的數字不值一提，更沒有用於破壞的武器。
此時，我們已然訓練好了戴將軍所精選的2000壯士；可是，他們都在等候武器到達，以便將學得的混身武藝施展出來去殺日本人。
魏特少校此刻是我的執行官；
猶記1942年初，我在來重慶途中道經錫蘭；
在科倫坡一家大旅店鋪著厚厚的紅地毯以及別的維多利亞式的裝飾品的環境中與他相遇的。
那時，他對我的任務一無所知；
現在，他卻對我們的供應問題了如指掌，不過，他在這方面最初的訓揀，是得自加爾各答，他在到重慶來之前，在加爾各答擔任過一陣子海軍聯絡官。
我記得，有一天他寫信給我說，「如果我是一位三星的將軍，那麼我下令要他媽的甚麼東西·都會要得到；否則的話，至少可以曉得我要不到的理由。」
高級主管們常常告訴我們說，他們都很喜歡我們的工作。
一大批一大批的供應物資由印度源源地運到中國來，可惜就是沒有我們要的東西。
空運部每天有二三十架次的運輸機到達，此外還控制著中航公司平均每天16架次的運輸量。
中航公司的經理龐德先生告訴我，中航的16架飛機，每個月要為美國陸軍輸送600噸的物資，如此算來，每個月飛越駝峰運來中國的物資，大約在3000到4000噸之間。
但是史迪威的參謀人員們所需要的一切主副食，竟全部由客運而來。
陸軍方面也用同樣的方式運送罐頭食品。
他們迢迢萬里運送花生醬來中國，而中國所種植的花生卻多得可以出口。
他們連帳篷釘子和拖帶都由飛機載來，我們卻甚麼也得不到，當然，我們得不到任何急需的槍炮和彈藥軍火。
有某人或某些小團體散布宣傳，使得在將軍們的命令與我們之間有所隔閡。
我們可以看得見後果，但卻無法曉得究竟是誰在幕後搗鬼，有時候，不給我們供應品的借口竟是說我們是非戰鬥部隊，這種借口曾經一再流傳，甚至在魏德邁將軍接替了史迪威的職位之後，甚至在中美合作所的訓練單位人員實際投入戰場之後。
事實上，中美合作所人員殲減的日軍，比當時全體在華美軍所殺的都多。
我不時聽到美國的文武官員很鄭重地講起，戴笠是一個「惡棍」，是「民主政治的威脅」。
還有一種奇怪的說法，說中國根本不需要——或根本不打算去使用——我們正在爭取的物資。
有朋友告訴我，加爾各答基地第2組組長蘇澤蘭上校（ Edwin M . Sutherland ）曾說過，「海軍里的那個觀察員」——那就是指我而言，使史迪威處境為難。
因為我只是為了中國的「私圖」而去要東西，中國根本不想打仗，所以，用不著運送任何海軍單位所要的物資過駝峰。
史迪威從來不會講過這種事情。
我曉得，他不是一個兩副面孔的人。
儘管我們得不到槍支（甚至於我們訓練的人員中，每四個人還分配不到一支槍），可是我們的訓練仍照樣積極進行。
由於缺乏電瓶，我們被迫使好幾百處的偵察電台停用；
這樣一來，使得史迪威需要的很多情報來源都受到了阻擾。
由於缺乏黃色炸藥，中國人只得用桐油來裝備爆炸力稍差的炸藥。
1943年4月1日，中美合作所第一大隊建立起來，地點距離沿海的浙江杭州不到一百里，也就是在重慶以東2200里，當地幾乎完全是在日軍的重重包圍之中。
那個單位由海軍陸戰隊的馬斯德指揮。
他到那兒不久，就得到情報說，距離當地不遠的正北方，正囚禁著有大約3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都成了戰俘。
他們是最近才由天津和青島移送到這個地方來的。
馬斯德立即著手設計如何營救這批人。
當第一大隊部剛剛建立起來的時候，一共只有6個美國人。
他們以及同去的中國同伴所帶的裝備與物資，都是由重慶出發時兩輛老爺卡車上裝載了去的。
他們當然首先考慮先建起訓練營地來。
在訓練班開班之前，根本沒有槍支彈藥到手。
因此，為了要營救兩批美國戰俘，他們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去找武器和彈藥。
很幸運的是，戴將軍在這個地區附近就擁有為數約2000人訓練精良的部隊，他們槍支配備齊全，可惜彈藥極為有限。
在不太遠的地方，另外還有6000人，不過他們承認這一批人訓練差得多，說到裝備的話，他們幾乎樣樣都需要。
但如果請到他們幫忙的話，就可以救出300條美國人的生命，一旦成功，對日本人是個大打擊，而戴將軍部屬的英勇，必將贏得淪陷區里中國人大大的敬意；
當然，那樣一來，將更可以溫暖了每一個美國人的心靈。
我剛剛由華府回到重慶不久，但我一得到這個消息，就暫時忘掉我的其他問題，找到戴將軍一同報告蔣委員長，希望能設計一次劫獄的行動，拯救那些陸戰隊員。
在華盛頓，我曾聽到人們一談到飛機就是好幾百架，槍炮就是幾千幾萬，物資就是整艘輪船在往外運。
但我這時卻並不敢期望那麼多。
我在晉謁蔣委員長報告之後，打給華府的電報中說，「只要馬上派出6架飛機運送裝備，就足可完成這次任務。我們需要彈藥、槍支、炸藥、油料，『外裝馬達』——以便迅速運搬那些可能不能行動當然更不能跑過山野的人們。請詢問霍爾康將軍是否能提供物資，協助我們營救他的陸戰隊官兵。」
霍爾康中將當時是海軍陸戰隊的總司令。
據說，馬達和炸藥都火速運來了，但以後就又毫無下文了。
我們之能在每個月之中接收到6架飛機一次運來的物資，是在兩年之後的事。
幾乎直到戰爭快要結束的那幾個禮拜，我們才得到一架飛機可以在中國境內運輸物資。
那一批美國戰俘在我們還沒有得到必要的四分之一武器之前，早就被日本人運到別的地方去了。
當然，這對我們是一次大大的失望。
但我們仍繼續設法，中航公司的龐德對美國陸軍也頗多微詞。
有一個二月里的星期天，由於天氣惡劣，陸軍飛機全部停飛，卻要中航的飛機飛了十四個來回。
他常常能設法擠出一點艙位來，替我們運送一些物資——運費是每一磅重量的東西一塊美金。
貴雖然貴，但卻維持了我們的活力。
有幾位陸軍將校，似乎是決心要為我們幫幫忙。
昆明有一位上校有次眨著眼睛對我說，他絕無權替我們運東西，但是他們實在太忙，在運送的物資中如果有海軍的物資混在一起，他是絕對無法分開來不運的。
得到他這一個暗示之後，我們就在昆明去接每一架到達的飛機，以便接取有「混雜」在裡面的我們的物資。
對於由陸軍接收海軍的飛機來交換替我們運物資的條件，史迪威不太熱心，陳納德將軍則非常支持。
他甚至建議只要我們能有海軍的飛機，他可以派人來駕駛。
在華府的麥茲爾上校對這個問題則十分堅持。
陸軍航空隊起初是不肯護海軍飛機飛過駝峰。
後來總算得到一項妥協：陸軍航空隊接受了4架16年的R5D式飛機（註：這型的飛機與美國陸軍所用的DC4大致相同），陸軍方面同意派遣6架087型運輸機飛過駝峰，如此則每個月至少有150噸的物資可以運到我們手中。
我們是在1943年6月23日，接收到第一批由這種方式運到的物資。
這些物資維持了我們的工作於不輟。
但是，由於中國的疆域較美國為大，人口則更比美國多得多，那一點點物資運到，總覺得作用不夠大。
而且，即使在有了新的約定之後，供應品從來沒有能定時定量有規律地到達的。
究竟為了甚麼緣故，受了什麼人的影響，我們的供應受到這麼多的阻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