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繼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蓄意在上海地區再次點燃戰火，史稱「一二八事變」。駐紮上海的國民黨第19路軍在蔡廷鍇、蔣光鼐的指揮下英勇抗擊。
然而，國民黨海軍卻在淞滬之戰中隔岸觀火置身事外，遭到國內各界的憤然聲討。
事件的緣起
自1月21日起，日本開始大量增兵上海，先後從國內和旅順港調來19艘軍艦和兩個陸戰大隊，駐滬兵力驟然增至軍艦23艘、飛機40多架和1800多名陸戰隊員。1月28日，日軍突然向閘北中國軍隊陣地發起猛攻。
日本鬼子兵臨城下，十九路軍誓死守土抗戰。淞滬抗戰歷時33天，十九路軍以劣勢裝備頑強抵禦處於絕對優勢的日本陸海軍的聯合瘋狂進攻，陣地多次奪了丟、丟了奪，接連挫敗了日軍對閘北、吳淞等地的強攻，直到日本援軍在側面登陸佔領瀏河，才不得不於3月1日被迫退守嘉定、太倉一線，淞滬戰事隨即結束。
就在國人為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戰大感振奮的同時，卻也十分疑惑：我們的海軍在哪？為什麼十九路軍甚至上海普通老百姓這邊以死相爭，而海軍卻袖手旁觀？
戰後不久，中國海軍避不參戰的「真相」逐漸浮出水面。
在1932年4月的洛陽國難會議上，參會者開始發難。鑒於海軍在淞滬中的畏敵表現，多數與會人員特別提出要徹底改造海軍的提案。
4月23日，《生活》周刊發表了何煌基《國難中的海軍》一文，作者揭露了很多海軍當局在平時和戰時的內幕，為外界批判海軍提供了極具煽動性的「事實依據」。
5月，國民政府4名監察委員聯名上書《彈劾海軍案》，列舉了海軍幾大「罪狀」。這本應當是保密內容，卻被監察委員高友唐披露給了記者。一時間輿論大噪，各大小城市的批判文章鋪天蓋地。
至此，聲討海軍的風波達到高潮。
蒼白無力的辯解
聲討海軍的風波是因海軍未參加淞滬抗戰而起，而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則是這「畏敵避戰」背後的真相。
針對何煌基的文章和《海軍彈劾案》的指控，海軍當局立即展開反擊。被視為「頭號罪魁」的海軍部總務司長李世甲，受攻擊的第一項「罪名」就是「與日軍總指揮鹽澤簽訂中日海軍互不攻擊協議」。
李世甲辯稱，他與鹽澤只是平時只是偶爾處於「外交禮節」的正常官方交涉，並無特別關係，秘密簽訂協議一事純屬子虛烏有。然而無論是李世甲還是海軍部，他們在駁斥上述指控時都有意隱瞞了對其不利的事實真相。
此外，社會各界對淞滬抗戰中海軍的無所作為極為不滿，隨後又聯繫到國民黨軍隊長期存在的腐敗不堪。因此海軍腐敗的問題也成了輿論關注的焦點。
在此問題上，李世甲又成了「背鍋俠」。何煌基揭露李世甲存在親日行為，平時就經常向日本購置艦船、日用物資等，因此自然感恩日本人，在淞滬戰中故意「放水」，以求為自己留好後路。
對於不斷發酵的聲討風波，國民政府本應妥善處理各方問題，但其表現的態度卻十分曖昧，既沒發表任何評論，也沒有表態深究此事加以解決。
之所以如此，實則是國民政府心虛。因為國民政府在淞滬抗戰中確實未曾命令海軍參戰，另一方面，政府深知海軍內部的腐敗、混亂的現狀，如果正式宣布查清真相，那無異於引火燒身，打自己的臉，只能草草敷衍過去。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場討伐之火雖然逐漸平息了下來，但海軍在國人心中的形象從此跌入谷底。
如此海軍應該叫「江軍」
把海軍定義成為「江軍」，這可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稱呼了，但這一稱號實打實地扣在了當時的國民黨海軍頭上。
當時有人就發表評論文章表示，外國海軍的演習地帶多在海口，而中國海軍則愛窩在湖口會操，我們實在不明白，既然海軍的目標是要走向世界，那躲在淡水湖裡會什麼操？等敵人殺到內陸湖裡來才抵抗，那時中國還有活路嗎？
有人更直截了當地諷刺道，中國海軍平時就喜歡躲在江陰炮台的後面以求避戰自保，海上從來看不見他們大大方方的行船，一年會操一次，還在湖口舉行，因此廢海軍，練「江軍」是合情合理的 ，海軍部也應該改名為「江軍」部才對。
長期以來，海軍江防艦隊軍官的升遷竟然遠遠勝於海防艦隊，更受到各派系軍閥的青睞，也多被民眾作為譏諷的對象。
海軍上將杜錫窪，20年代因投靠吳佩孚，升任海軍長江艦隊司令，後與吳佩孚結拜，利用海軍幫助吳佩孚打內戰，後迅速躍升為海軍總司令。杜任海軍司令期間，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舊址為司令部，終日不務正業，吃喝嫖賭，躺在床上吸食鴉片，可以說從來沒在海上正式巡航一天。曾經的海軍元老薩鎮冰曾經給杜錫窪起了個綽號——「陸軍司令」，一時間傳為笑柄。
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海軍如此狀態，實在是撐不起「海」字這一廣闊空間，這支內陸的「江軍」根本就沒有遨遊過廣闊海洋，更別說經歷大風大浪了。
在百姓面前耀武揚威做做樣子可以，偶爾去圍剿一下內河航運中的江匪也算說得過去，但要讓他們和強悍的日本海軍刺刀見紅干一場，那根本不可能。
因此，無論是彈劾者誇大其詞，還是海軍所謂的「辯解」，如此羸弱的海軍無論是否積極參戰，也改變不了最終覆沒的命運。
我是史海魅影，關注我為歷史點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