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島民臨時移民到澳大利亞園藝業的果園和包裝棚工作，滿足了對靈活勞動力的需求，這是目前不穩定的標誌，與此同時，他們的勞動經歷喚起人們對權力和風險的多樣化、歷史定位和種族化配置的關注，這些配置在當下在特定的地方以及不同位置的其他人的交叉生活和身體中匯聚。
在維多利亞州中北部的一個水果包裝棚，那裡會面的萬那杜工人、農民、經理和調解代理人，他們試圖發展起來一種不穩定交叉點的民族志。
在這裡，後福特主義、新自由主義在不穩定的背景下廣泛的理論化導致的不安全感和磨損的互惠關係與等級制度融合，以及想像化在全球北方和南方的殖民共同生產作用下導致的園藝生產總是不穩定的節奏相吻合。
這種不穩定既不是西歐後福特主義關係所特有的，也不是歷史、文化和基於地方的差異的無所不在的平衡器，相反，它產生於不同人群和歷史的融合，以及流動性和遏制性的做法，產生交叉而導致的最終不平等的風險分配。
在萬那杜工人中，其中一位名叫伊麗莎白的女人，在做工過程中突然被告知她將被送回萬那杜，在萬那杜的工人中，共有十八名婦女和兩名男子，在兩個月前從萬那杜首府維拉港抵達維多利亞州中北部的謝珀頓，並打算在那裡停留六個月。
他們的逗留是季節性工人方案（SWP）中的一部分，這是一項臨時勞工移徙計劃，已成為澳大利亞在太平洋地區發展方案的關鍵部分，承諾向太平洋國家匯款。季節性工人方案（SWP）將太平洋島民帶到澳大利亞，在有限的時間內在指定的行業中工作，這些行業被認為沒有足夠的當地勞動力來填補特定的工作。
實際上，這絕大多數意味著與園藝業的收穫勞動相關的工作：水果採摘，以及像這個群體一樣，在包裝棚工作，在那裡水果和蔬菜被分類和包裝出售。
在他們抵達澳大利亞的幾個月前，伊麗莎白和其他希望在該計劃中獲得一席之地的萬那杜人聚集在維拉港的一棟大樓里，在那裡他們會見了前往萬那杜為本季挑選工人的包裝棚代表。
在維拉港沒有蘋果採摘工和機械化包裝線的情況下，有希望入選的人用高爾夫球進行了一系列練習，旨在模擬將水果分類和分類為1級，2級和果汁質量等級的過程。
隨後，在維多利亞州農村棚子的辦公室里，包裝棚的經理描述了這個過程，她解釋說，雖然這並不理想，但這仍然是了解誰會工作得好的最佳方式。
「不過，」經理補充說，「我們並不是僅僅只挑選全部選對的人，都是有一定的要求。」就這樣，伊麗莎白是幸運的，她順利通過挑選，成為二十個通過選拔過程的人之一。
但是還沒有工作多長時間就要被送回去，伊麗莎白已經被預訂了早上送她回維拉港的航班，因為她被評估為不夠快，在她對水果的分類時不能夠將水果仔細辨別出來，她曾希望在這裡工作能夠從安置中收回幾千澳元，就足以在城市首府購買一小塊土地，用於建造房屋並改變家庭生活。但是現在卻是這樣的情況。
取而代之的是，伊麗莎白拿回了一個塑料購物袋，裡面裝滿了復活節的巧克力彩蛋，這是她那天下午在附近城鎮的超市買的，現在她焦急地抓住它，站在她過去兩個月住的大篷車公園小屋外面，大聲擔心第二天獨自穿越布里斯班時找到她的轉機航班。
伊麗莎白和其他太平洋島民的臨時勞工移民到澳大利亞園藝業的果園、田野和包裝棚工作，雖然滿足了對靈活和及時勞動力的需求，但是這對於勞工而言也是不穩定現狀的標誌。
像季節性工人方案（SWP）這樣的計劃使工人「在需要時可用，在不需要時要求不高」。正如賽斯·赫爾姆斯（Seth Holmes）在對華盛頓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墨西哥移民農場工人的研究中觀察到的那樣，移民工人對資本和民族國家的一個關鍵優勢是：他們不需要在生產能力之外為國家或僱主而存在。
當他們生病、懷孕或年老而無法工作時，或者因其他原因未能達到確定生產率的關鍵績效指標，移民制度的運作就會確保他們被重新安置回原籍國。
因此，臨時勞工移徙的模式使僱主能夠獲得可能無窮無盡的、更便宜的移徙勞動力，同時也反映和複製了不穩定的支離破碎、靈活、新自由主義化的暫時性。
現在廣泛的人類學和相關學術機構在福特主義生產的衰落和二戰後社會民主主義的相關美好生活幻想的背景下，將不穩定性理論化應用在移民勞工身上，這樣對於移民工人以及面臨越來越不安全條件的家政工人，如此不穩定的一個關鍵方面是公民在勞工關係的重新配置的一個「臨界點」，其中公民工人的形象不再完全捕捉資本與國家的特殊銜接。
瓦西里斯（Vassilis ）和迪米特里斯 · 帕帕多普洛斯（Dimitris Papadopoulos）強調了生產性和非生產性時間、家庭和工作和公共與私人時間界限的崩潰，以及工人終身範圍的喪失，其中生產勞動時間構成了壽命的一個要素，其中還包括非生產力時期，指的是無論是由於疾病， 失業或老年。
對於麥科馬克（McCormack）和蘇維·薩爾門涅米（Suvi Salmenniemi）來說，這是線性時間的損失，有利於「現在的強化」，在這個過程中，個體自我必須無休止地準備好適應，移動，並在任何數量的湧現方向上轉變。
反對將不穩定定位為後福特主義衰落，其他人（例如Neilson & Rossiter ）已經提醒注意更廣泛和長期的脆弱性形式，包括那些從未享受過福特主義特殊安全感的人群，例如萬那杜和太平洋彼岸的其他地方。
因此，關於如何理解不同的政治經濟關係（階級，殖民主義，現代性或非工業生產）與它們所表達的不同時間性之間的關係的問題出現了，任務是接近它所描述的當下時刻的不穩定性，同時也要認識到歷史和地理的偶然性，這些偶然性告知和構建其當代經驗，並在特定的相遇環境中匯聚。
因此，萬那杜工人、農民和其他生活和勞動經歷匯聚在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中北部謝珀頓地區特定水果包裝棚內的交叉經歷。
在這裡，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脆弱性和磨損的互惠性符合殖民結構和發展制度的歷史根源等級制度，以及園藝生產總是不穩定的節奏，所有在棚子里相遇的人都被當下的不安全感和脆弱的互惠所籠罩，但這種方式被強調他們勞動的種族化歷史和關係所截然不同。
不穩定既不是西歐後福特主義空間和關係所特有的，也不是歷史、文化和基於地方的差異的無所不包的平衡器，相反，它產生於流動性和遏制性的不同人群、歷史和實踐的融合，產生交叉但最終不平等的風險分布。
發展這一論點涉及干預我們學科內正在進行的關於地方性質和我們對它的方法論取向的辯論，我們試圖超越正統的民族志模型，在這種模型中，基於地點的調查為文化差異的單一特定表達提供了一個鏡頭。
相反，將包裝棚作為一個特定的交叉點，強調這個地方內超流動性和遏制的摩擦，在這種方法中，全球北方和南方不是地理上不同的地區，那裡和這裡，家鄉和工作場所，而是一種同時地理和想像力的關係，通過位置和不對稱的相遇共同產生。
在方法論上，自 2016 年以來與參與謝珀頓園藝業的不同群體包括工人、農民和其他人進行的民族志工作，這包括在他們逗留的六個月期間與萬那杜工人一起度過的更長的時間，特別是在他們居住的房車公園和周日購物旅行期間。
參與者觀察輔以詳細的訪談，種植園內參與工人安置的經理和勞務僱用代理，在隨後的季節中，參與者觀察了一段時間，為包裝棚的工作提供了更多的見解，在整個項目期間的其他地方，對其他當地和移民工人進行了廣泛的訪問，包括農民、服務提供商、承包商和其他調解代理人，花時間在農民自己的果園裡工作和旅行， 開展水果採摘工作，出席和參加行業活動。
首先我們應該考慮如何在何處定位不穩定，包括與發展的實踐和想像以及殖民主義的種族化結構有關，這也為社會主義工人的勞動力遷移提供了信息。
然後，它轉向考慮農民的經驗和園藝生產總是不穩定的節奏，園藝生產從未反映過福特主義模式，但在當代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正在被重新配置，然後轉向考慮風險、權力和脆弱性在這些交叉經驗中的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