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對種族、階級、宗教和性別如何構建移民的經歷,以及他們對英國文化、社會和經濟的影響有了很好的了解。
但正如南希·格林(Nancy Green)近二十年前指出的那樣,研究移民的學者必須關注出境和入境,這種研究「退出政治」的呼籲在英國尤其合適。
研究移民如何影響我們對移民歷史的理解?同時研究移民如何改變我們對現代英國的時間順序和地理邊界的認識?本文通過艾倫·鮑徹、瑪喬麗·哈珀 、比爾·施瓦茨 和讓·史密斯的研究來回答這些問題。
所有這些學者都展示了從英國到澳大利亞、南非、加拿大、辛巴威和紐西蘭奧特亞羅瓦的移民如何影響英國的社會政策以及種族和國籍觀念,這些作品一起閱讀,表明早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英聯邦移民引發關於種族,身份和公民身份的辯論之前,從英國到英聯邦的移民已經改變了英國國家及其邊界。
我們可以認為在戰後幾十年抵達英國的男人和女人是朝著相反的「方向」移民的,可以說是長期向外移民的循環,導致了一個跨國英國國家的出現和以英國移民中所謂的種族至上為中心的身份政治。
以這種方式連接移民和移民的歷史將「全球色綵線」,「盎格魯世界」和英國移民歷史的歷史結合在一起,因此,這種分析使關於移民歷史的學術辯論超越了「方法論民族主義」框架,該框架一方面假定相關的相關實體是一個民族,另一方面是來自這個國家之外的移民。

對1850年至1970年間英國的移民歷史採用這種概念顯然具有誤導性,因為根據一定的歷史總結,英國似乎不像一個國家的「容器」,而更像是一個裝滿洞的水桶,這種對英國邊界的更廣泛和多孔的概念化也將促使我們重新想像現代國家形成的歷史。
在這個問題上,學者們通常關注1922年後英國地理邊界內的福利、戰爭、官僚主義和專業知識,通過將關於國家和移民的學術研究結合在一起,本文重點關注構成現代英國國家的人、權力和政策的跨國聯繫。
為了研究這一論點,現在提出一個新概念:「移民國家」!什麼是移民國家?
移民國家是將其公民的移民變成將大都市核心與定居者邊緣連接起來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國家,這個概念聽從了詹姆斯·霍利菲爾德的呼籲,將國家重新納入移民研究。
但是,霍利菲爾德提出了一個悖論,即西方國家自1945年以來一直在努力將其國家形式與跨國(移民)相提並論,而「移民國家」的前提是英國的現代國家起源於帝國移民,帝國移民一直是跨國的,跨國移民並沒有挑戰英國國家,相反,管理跨國移民是英國在整個現代時期投射權力和定義其公民身份法的核心方式。

從這個意義上說,移民國家對帝國內部移民的控制創造了現代國家的一些主要特徵,包括邊境領土的範圍和擁有護照以及公民身份作為國籍或者種族的定義。
「移民國家」概念的另一個潛在優勢是它為比較分析提供了範圍,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補貼移民儘管研究相對不足,但一直是治國方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如政治學家阿里斯蒂德·佐爾伯格所說:「整個歐洲和其他國家在十九世紀都被他所謂的「退出革命」所改變。」
同樣,東歐歷史學家塔拉·扎赫拉寫道:意識到移民可以像茶壺上的蒸汽閥一樣作為政策工具,服務於國內和國際目標是十九世紀歐洲國家最重要的政治發現之一。
簡而言之,以擴展塔拉·扎赫拉的比喻來說,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英國(包括1922年之前的愛爾蘭)噴出的「蒸汽」量最大,不僅如此,它被幾代政治家統治,他們幾乎總是想把熱度提高,把扎赫拉的比喻更進一步。

回到英國史學,關注移民如何重新構建我們對移民歷史的了解?
國家補貼的移民數量和程度對英國公民身份和國籍法的起草產生了公認的影響,以移民控制的悠久歷史為中心可以幫助解決肯尼塔·哈蒙德·佩里所說的「撤銷疾風敘事的工作」的一部分,重點關注剝奪公民權、不公正和否認的更廣泛領域,這些領域在歷史上塑造了黑人與英國公民身份的關係。
當我們研究來自英國的移民以及來自印度和加勒比地區的移民,和相對移居世界較長的移民時,我們看到英國的移民國家 ,作為一個不平衡的跨帝國移民制度,最終如何根據移民的原籍地和目的地提供不同的地位和價值,從英國穿越帝國到定居者殖民地的移民的高價值和高地位,以及那些人的低地位和低價值從所謂的「附屬」帝國轉移到定居者殖民地和英國來看,「移民國家」命名了這些優先事項在法律、政策、基礎設施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過程發展。
在闡述這一論點之前,重要的是要注意在如此長的時間跨度內跳到這種抽象的分析水平所涉及的權衡,下面給出的以國家為中心的敘述至少自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以來,社會學家普遍研究種族化和國家在解釋英國敵對移民制度發展時的作用。

然而,這種狀態有多連貫?
大都市核心和定居者殖民地或者自治領地之間的構成緊張關係需要更多的研究,加拿大、澳大利亞等都有自己的移民政策,與此同時,在1921和1922年通過《英愛條約》和1948年愛爾蘭共和國的成立而發生了變化。
那麼,英國的移民國家有多「英國化」呢?
愛爾蘭移民有自己豐富的史學,根據現代愛爾蘭的社會和政治歷史發展起來,則特別需要關注1845-1852年大饑荒帶來的影響,此外,愛爾蘭移民從來都不僅僅是英國國家權力的延伸,尤其是愛爾蘭本身是定居者殖民徵用的悠久歷史的主題,並且因為部分僑民為共和主義或地方自治提供了物質和意識形態支持。
由於所有這些原因,移民政策在某些國家存在著地理問題、人口很少、霸權多、阻力小的但是充滿活力的風險。
然而,儘管存在這些問題,但是在如此長的時間內,仍然對移民、公民身份和國家的研究可以獲得解釋性的優點和分析性回報,這種對歷史學家所謂的二級文學作品的依賴,使對移民方面的問題進入了歷史社會學領域。

研究方法在理論上與William H. Sewell所說的「多事社會學」一致,屬於分析形成Sewell所謂的開放式事件「長鏈」的結構的過程串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並不是說「移民國家」是一個「東西」,而是我們應該把它理解為一個社會和政治過程,或者說一個總是有爭議的形成,由相互競爭的優先事項和適應而產生。
這種形式為移民國家,因為它的核心關注的是賦予公民身份,並且因為它是由政治家賦予的權力,這些政治家尋求補貼和引導人們使用國家權力和國家資金來追求增強國家能力。
考慮到「移民國家」的概念,現代英國的歷史可以從新的角度看待,我們不再看到自由主義進入社會民主主義然後進入新自由主義的故事,正如詹姆斯·弗農所論證的那樣,我們也沒有像大衛·埃傑頓最近建議的那樣,在1950年代從更全球化的國家轉變為更民族的國家。
英國公民立法構建了一個與定居者聯邦相關的跨國國家,從維多利亞時代後期到至少 1970 年代,這種狀態超出了「國家」的參考框架(直到 1999 年,澳大利亞高等法院才接受英國在法律上應被視為「外國」國家)。
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不是一個「擁有」帝國的民族國家,作為先前國家單位的某種模塊化延伸,相反,英國是一個帝國國家的主導部分,由John Torpey稱之為對「合法移動手段」的控制。

移民對英國政治和社會的影響被低估了,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移民與白人和「自治」有關,英國政府在1922年《帝國定居法》中補貼移民到殖民地的決定,還有一部分則展示了「自治領」如何拒絕印第安人對所謂的可轉移的帝國公民身份的要求,說明了英國移民國家的種族化邏輯。
對於移民國家來說,不僅補貼來自英國的移民,而且暗示其他形式的流動應該被阻止或減少,最後則側重於二十世紀英國的移民控制,以及針對非殖民化和補貼移民持續存在的種族流動措施的繼續和收緊。
當 1980 年代英國法律廢除出生權公民身份原則時,達到了某種神化,與此同時,許多前往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移民的後代在提供 「家長」 公民身份時的權利得到了保護。
由於這些優先事項,許多英國公民在所謂的「疾風醜聞」中改變了他們的公民身份,從這個意義上說,非殖民化意味著需要經歷長達數十年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全球顏色線在被寫入英國公民法之前,需要進入國內顏色條,
我認為,這就是我在這裡稱英國為「移民國家」的原因,並且移民也對英國的歷史造成了極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