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信息技術和教育的發展，人們現在每天面對海量的信息，這使得一些自戀的人們和誤導性的知識以平等主義立場，對任何事件信口開河。比如在WebMD（美國健康醫療服務網站）和維基百科等所了解的事，普通人都認為自己擁有和醫生、外交官一樣的知識，即使是最荒謬的，還要求被平等地考慮，與精英主義形成對立的態度。
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大選後，這一局勢變得更加惡劣。2022年11月15日，特朗普在其位於佛羅里達州的住所海湖莊園宣布參加2024年總統大選。儘管推特賬號被封，「反智主義」浪潮越演越烈，這為西方民主在信息時代能否穩固和長存敲響了警鐘。
1、反智主義
什麼是反智主義？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國的反智主義》出版於1963年，然而，幾十年後乃至21世紀以來的美國社會——對科技的崇拜、失控的商業文化消費主義、教育的實用導向、對人文價值的輕視……層出不窮的民粹主義與暴力事件，說明反智主義的強度是周期性的。
作者稱它是一個複雜體，而反智主義的普遍特徵就是對智識生活以及被認為代表這種生活的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怨恨和懷疑，它有貶低這種生活價值的傾向。
智識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驅動力，而在美國，智識本身及擁有智識的人卻屢屢遭到忌恨和懷疑。
一部分美國人熱衷於追捧自我奮鬥的商業天才，不信任政治精英，他們情願接受煽動信息，卻拒絕聽從專家意見，美國生活中那些蔑視智識的人的思想根源和邏輯是什麼？
美國有其獨特且根深蒂固的反智基因，特朗普當選總統幾乎是近年反智主義現象的巔峰，也正因為它發生在21世紀。
幾乎所有社會都在鼓吹商業神話和消費主義,教育的實用導向被認可，權威媒體(權力階層)對一些態度和觀念頗具目的性和誤導性的傳播，民粹主義泛濫，娛樂也漸漸巨嬰化，受過教育的人逐漸失去了其心靈之中批評、好奇、究理、想像、創造和沉思的一面。
反對專家運動的發生有很多原因，包括網路的開放性，高等教育中的「顧客至上」思維，以及新聞產業的娛樂化。隨著全球化的快速發展演變成困擾所有「知識分子」的一種普遍問題。
詭異的是，信息的民主傳播，而非受教育大眾的培養，反而開始產生一批一知半解的、憤怒的公民，他們公開指責智識的完善。這與美國歷史上由來已久的反智主義思潮不謀而合。
當今抵制專業知識和學習的現象，使普通民眾相信沒有人比別人懂得更多，這使民主機構面臨墮落為民粹主義（平民主義）或技術專家治國的危險，而最糟糕的是二者的結合。
特朗普的支持者希望看到一個能夠拯救美國的政治領袖的出現，而他提出的「美國第一」和「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對於許多支持者來說是一個令人熟悉、似乎觸手可及的美好舊夢。
91歲高齡的語言學家喬姆斯基，他作為一個「誠實說出真相」的知識分子所表現出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稱美國總統特朗普為「犯罪瘋子」和「反社會的自大狂」，說出了美國在當今國際社會中面臨的困境。
21世紀的特朗普支持者們也分享了美國歷史上「反智主義」的焦慮與憤怒：他們希望找回父輩曾經享有的特權與優越感、中產階級生活的舒心和作為一個美國人的驕傲，他們懷抱對「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天然反感，拒絕接受任何「非美」的思想與實踐，並將反智主義美國的未來寄托在共和黨特朗普為代表的大選獲勝之上。
特朗普說，美國正在被「摧毀」，參選是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和輝煌」。他列舉了自己擔任總統時的政績，同時指出拜登政府存在很多問題，包括高通脹和非法移民激增等。他請求美國民眾為他投票，以「拯救我們的國家」。
2、民主社會中的思想控制
300年的現代性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進步，許多過去年代不可想像的權利和自由成為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內容，但它的問題卻也伴隨著這些進步同時裸露出來，成為這個時代不可擺脫的困惑。
即便人們已經有了基本政治權和社會經濟權之後，現代社會依舊沒有擺脫的工具理性的「鐵籠」命運，而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當如何面對這些命運。在殘缺的人性和不夠堅強的道德理性面前，如何堅持對一種好生活的塑造。
每個現代人在今天的充滿困惑的生活中保持批判的理性和審慎的樂觀，保持並回歸真正自我的本真。
為了使公民更廣泛、更有意義地參與社會和政治生活，媒體應該擔負社會責任。理論上講，民主制度中人民是統治者。但事實上，生活核心領域的決策權掌握在對整個社會秩序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私人手中。解決這個矛盾的一個辦法是把民主制度延伸到投資領域、工作管理體系，等等。即強行遏制公眾對政府和私人權力的干涉。
在先進的工業社會中，這個問題通常是以這樣的方式來解決——動用各種手段剝奪民主政治機構的實際權力，但同時保持其形式上不受破壞。
這個任務很大程度上由在權力允許的範圍內傳播思想與主張的意識形態機構來承擔，確保任何針對現有特權和權力的挑戰在形成和壯大之前就已轉向。這項複雜的任務涉及很多層面和手段。其中的一個方面就是思想控制，主要通過國家媒體的力量和相關的精英知識分子文化部門來實現。
「媒體民主化」這個詞本身自相矛盾甚或有些自我顛覆的意味。公民參與被認為是對新聞自由的侵犯、對媒體獨立的打擊，它將扭曲媒體所承擔的無所畏懼、不偏不倚為大眾傳播信息的使命。
這個觀點值得深思，它背後的理念是，在民主制度下媒體實際運作的問題，以及某些隱含的關於民主本質的概念。
比如在越戰和水門事件時代，媒體無視外來壓力、政府命令或私人權力，學會了如何行使「權力來深挖我們的國民生活，披露那些他們認為應該曝光的東西」。這也是人們普遍持有的一個信念。
媒體已成為一種「不容忽視的國家權力的新來源」、一種「泛濫的民主」，導致國內「政府職權減弱」，並因此造成「國外民主影響力衰退」。通過與為數不多的華爾街律師和銀行家合作，杜魯門已經能夠掌控這個國家。過度的民主，反而阻礙了民主進程恰當地發揮作用。
如果民主要得以生存，普通大眾就必須受到壓制，回到傳統的麻木、順從狀態，被排擠在政治論辯和政治行動之外。在美國20世紀80年代的總統競選中，民主黨被指控為「特殊利益者」（工人、農民、婦女、年輕人、老年人、殘疾人、少數族裔等）的傀儡，從而危害了「國家利益」。默認能代表國家利益的，則是公司、財團和其他商業精英。
迄今，這是一個獲得公認的事實，即「作為美國人，我們往往會因為各種我們不認可的政策和行為鞭撻自己」。而且，正如越戰事件所顯示的，「如此大規模的報道將不可避免地削弱對於推進戰爭的支持」，尤其是「電視上那些血淋淋的圖像報道」。因調查報道而「導致總統下台」（安東尼·劉易斯）的水門事件強化了這樣一種悲觀景象——自由、獨立、唱反調的媒體致使民主岌岌可危。
3、美國知識分子
各種形式的反智主義依然在美國生活中瀰漫，但與此同時，智識具有了全新而愈加積極的意義，知識分子們漸漸享受到了更大的認可，而且還以某種方式，享有了更令其滿意的地位。
許多知識分子，習慣於被拋棄；而且多年以來，基於拋棄還會繼續這一預期，他們形成了慣有的對社會的強烈反應；由此，他們漸漸覺得，疏離是他們唯一可以採取的、合適而又高貴的立場。
儘管20世紀50年代反智主義盛行，但知識分子本身，尤其是中產和舊式的幾代知識分子，當他們在20世紀20年代的時候，並沒有傾向於對美國價值觀展開反擊。
相反，出乎意料的是，正當他們因為所謂的本質上的不忠誠而遭受最猛烈的攻擊時，他們卻重新擁護了自己的國家。美國的舊式價值中，有些東西的確彌足珍貴，而一些老派的、明顯傳統的備受讚譽，他們被視為個體性的豐碑，銘記著美國莊嚴的正直精神。
美國知識分子不再將他們的國家視為自己必須逃離的文化荒漠；他們也不再像一位作家認為的那樣，將美國與歐洲相提並論時，會帶著「青春期的窘態」來注視它。
如今，知識分子在美國會覺得更為自在；他們與美國現實達成了妥協。美國知識界的資產階級化，改變的，不僅有知識分子，國家也在變革，在改善。它在文化上已然成熟，不再聽從歐洲的訓導。
富人和權貴都接受了，甚至遵從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因此，美國已經成為相當愜意的地方，讓人們可以進行理智的或藝術的活動，而且這樣的追求在這裡也可以得到豐厚的回報。
有些年長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成年記憶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的文化爭論，對部分人來說，還可以回溯到20年代，他們似乎一心想要放棄過分簡單的、保持疏離的做法，儘管他們曾經受到誤導、墮入其中；但是，對於年輕一些的人來說，這顯然是難以理解的道德上的失敗。
在大眾文化產業以及不斷發展的學院和大學系統中，新職位的擴增幫助知識分子被納入了永久戰爭經濟中。「美國的思想自由經受著嚴酷的攻擊，而大體來說，知識分子們在維護那些作為其存在之先決條件的權利上，表現出了令人痛心的戰鬥精神的匱乏。」
如果富人階級接受了知識分子，那麼僅僅是因為，後者變得馴服，不再被認為會挑戰財富；相反，他們會在財富面前「有損尊嚴地匍匐跪拜」。
知識分子比以往更加無力，尤其是成了新的注重現實的人，「他們貪戀權位，就在這一位子上，放棄了言論自由，但身為政治人物，他們並未讓自己具有什麼重要價值」。只要知識分子「被吸收進了官方認可的社會體制，他們就不僅喪失了自身傳統的叛逆性，也在某種程度上不再發揮知識分子的功能」。
反智主義恰恰建基於美國的民主制度和平等主義的情懷中。知識分子階層，無論它是否享有諸多精英的特權，它都必然在思想和發揮作用的方式上算是精英。
美國的開拓精神，粗鄙地倒向了貪求和征服，它培養出的物質主義，比起其他國家的商業，它更愛冒險，更有吸引力，然而，正因為這一事實，它消耗和改變了太多優秀的美國品格。
當任何一位作家或思想家能夠將自己視為擁有潛在多產性的智慧之人時，他就已然誕生於一種特殊的生活狀態之中，同時被賦予了僅僅在一些有限的方面才能適應的品格與氣質。這就是命運賜予他的限度，而他必須在其中進行活動。
過去，自由社會的主要美德之一就在於，知識分子的各式各樣的生活風格都有可能存在。當然，在現代環境下，選擇的途徑有可能正在關閉，主宰未來文化的人，也有可能思想單一，只接受這種或那種信念。
在過去的100年里，至少有3/4的時間商業一直受到美國知識分子的蔑視，被他們看作典型的敵人；而商人自己早就接受了這一角色，以至於商業與智識的敵對似乎已經是自然而然的了。智識對於任何機構組織或既定的權力中心來說總是一種潛在的威脅。
商業與智識價值的衝突被認為是永遠不可避免的：一邊是以金錢和權力為中心的人，只關心美元與生意擴張，只在乎增長和空洞的樂觀主義；另一邊是擁有批判性智識的人，他們對美國文明充滿不信任，關心的是品質與道德價值。
知識分子對商人依照他們的目的與標準塑造美國文明的複雜手段心知肚明。商人無處不在：他們填滿政黨的腰包；他們擁有或控制著有影響力的媒體和大眾文化機構；他們列席大學與地方學校董事會；他們調動並資助文化治安委員會；他們的意見左右著真正掌權的各部門。
當代商人喜歡將自己看作實幹家和國家的恩主，肩負著巨大的責任，承受著來自不用發工資的輕率之人的敵意，因此他們很難真正接受那種認為他們可以為所欲為的觀點。商人只有在躋身政界或擔任行政公職時才會登上報刊頭條。
事實上，商人的威望在很大程度上毀於他們自己的成就：是他們創造了巨型企業，這一毫無人情味的機構在規範他們事業的同時遮蔽了他們的聲望；是他們不斷鼓吹「美國式生活」和自由企業，使得這些富有彈性的抽象概念變成了公眾常態，吸干並同化了個人企業家的聲望。曾幾何時，偉大的人創造財富；如今，偉大的系統創造有財富的幸運兒。
商人畢竟也是人，他們對金錢無法買來的尊重也有著天然的嚮往。如果將商人的反智主義狹義地理解為對知識分子的敵意，主要是一種政治現象；廣義地理解為對智識本身的懷疑，它就成了美國人對實用性和直接經驗的廣泛熱愛的一部分，這種熱愛幾乎延伸到美國生活的各個方面。
實用性的活力是一種美德；在歷史上真正對精神文化造成嚴重後果的是將實用性神秘化的傾向。美國本質上是一個商業國家，美國的事業就是商業！美國人與實用性，與進步和發明、金錢與安逸站在了一起。
（圖片來源網路，侵權必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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