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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8日，在北京市海淀醫院，醫護人員接待市民諮詢。圖/新華社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提出，促進優質醫療資源擴容和區域均衡布局，堅持預防為主，加強重大慢性病健康管理，提高基層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
對比5年前黨的十九大報告，此次報告將「預防控制重大疾病」轉變為「加強重大慢性病健康管理」，一方面表明慢性病對我國民眾生命健康的危害急需引起足夠重視；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我國將進一步推動慢性病防控與治療政策體系的建設。
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預見，在二十大報告這份事關國家中長期戰略的綱領性文件里特別突出慢性病健康管理，必將深刻塑造我國的專病防控體系，尤其是醫療、醫保和醫藥政策方面的政策跟進與完善，全力助推健康中國建設，也給民眾帶來更多獲得感。
不能低估慢性病的社會危害
今年，是我國愛國衛生運動實施70周年。新中國成立以來，正是在愛國衛生運動之下，我國城鄉人居環境大幅改善，居民衛生素養逐步提高，隨著血吸蟲病、鼠疫、天花、瘧疾等疫情在中國基本絕跡，我國的疾病譜已經從急性傳染性疾病轉向慢性非傳染性疾病。
對於各類慢性病防控工作，除社會動員外，政策體系發揮著戰略引領、實操落地的重要作用。我國長期支持慢病防控工作，早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的「赤腳醫生」經驗就曾獲得世界衛生大會讚譽。改革開放之後，隨著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等「富貴病」普及化，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開始布局慢性病專項政策。
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慢性病防控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提出到2030年，重大慢病過早死亡率比2015年降低30%，為此，實施慢性病綜合防控戰略，加強國家慢性病綜合防控示範區建設。
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中國防治慢性病中長期規劃（2017—2025年）》，提出到2025年，力爭30—70歲人群因心腦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統疾病和糖尿病導致的過早死亡率較2015年降低20%。
2019年，國務院印發《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針對重大健康影響因素、重點人群、重要疾病領域提出15項專項行動，心腦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性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防控開始有了詳細實施方案。我國針對慢性病的防控與治療，開始形成政策體系。
2022年10月2日，安徽省明光市中醫院醫生在病房查房。圖/新華社
如今，隨著醫療、醫藥技術大幅進步，一些原本屬於急重症甚至「絕症」的疾病，如惡性腫瘤、罕見病等已經轉為慢性病，隨著患者從急性期轉為慢性期，如果社區、鄉村等基層醫療體系兜不住，康復、隨訪和向上轉診服務跟不上，慢性病仍有轉為急性病甚至「絕症」的風險。
在慢性病當中，我國有高血壓患者2.7億人，糖尿病患者超過9700萬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總患病人群近1億人，抑鬱症患者9500萬人，腦卒中、冠心病、慢性乙肝、罕見病等其他慢病的患者基數也在千萬級。可以說，慢性病的蔓延趨勢，已經威脅到我們全民族的健康安全。
與此同時，慢性病的發展變化，也已經對各方的支付安全造成影響。國家醫保局數據顯示，四大慢性病占醫保基金支出已經超過九成，家庭支出也已經佔到其收入40%以上，是造成家庭「災難性醫療支出」的最大原因。
因此，我們決不能低估慢性病的社會危害。雖然慢性病並未像非典（SARS）、新冠疫情那樣構成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卻也嚴重威脅國民健康，加強重大慢性病健康管理迫在眉睫。
而且，急性傳染病防控更凸顯舉國體制優勢，更反映公共衛生應急能力。與之相比，慢性病的致病因素背後則有著複雜的經濟、社會、文化因素，需要政府、社會、個人多方協力防治，更依賴於政策體系持續發力，久久為功。
慢性病防控也需「三醫聯動」
據世界衛生組織披露，在影響健康的主要因素中，醫療條件僅佔8%，而生活方式佔比高達60%。因此，對於潛伏期和輕症慢性病，通常更適合居家和社區場景的健康干預。這也需要我們成為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把好健康管理「第一關」。
針對慢性病管理，社區需要從灌輸宣教轉向平等對話，從剛性約束轉向鄉規民約、社群文化等「軟法」引導。還可以探索「健康守門人」的家庭成員互助機制，探索「健康規劃師」的社區保健服務，讓健康飲食、作息、運動等生活方式融入千家萬戶，把好「少生病、晚生病、盡量不生大病」的第一關。
在醫療方面，如果醫院和醫生把精力聚焦在「治已病」「治大病」的診斷治療服務上，疾病的健康影響因素干預（零級預防）、致病因素干預（一級預防）、早期篩查（二級預防）做不到位，就很有可能導致致病因素蔓延、小病拖成大病，最終，全社會和患者都要為更高的醫療成本買單。
2022年1月14日，在福建省三明市沙縣區總醫院便民門診窗口，民眾諮詢醫療報銷情況。圖/新華社
也正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建議，醫生要成為改變人類行為的工程師。這就急需大力推廣「健康促進醫院」「健康管理醫師團隊」模式。
一方面，政府對公立醫院的考核要淡化經濟績效，強化健康績效，並將其與醫院管理層、醫務工作者的「醫帽子」「錢袋子」掛鉤，防止各級各類醫療機構「重醫療輕健康」；另一方面，要在醫學課程之外，面向在校醫學生開設更多健康管理、健康教育以及以患者為中心的特色課程，讓慢病防控植入醫學共同體的「基因」之中，強化醫療系統健康促進責任。
此外，也需要推進「三醫聯動」的慢性病防控激勵政策。在醫療政策方面，想讓上下級醫療衛生機構形成急性期向上轉診，慢性期、康復期向下轉診的順暢通道，衛健部門要構建緊密型縣域醫共體、城市醫療集團，讓縣（區）、鄉鎮（街道）、村（社區）三級機構之間，實現「一家人，一條心，一本賬」。
要想避免「鞭打快牛」「防得越好，賺得越少」，可以借鑒三明醫改經驗，醫保部門從按照醫院等級或醫療成本轉向按醫療質量和健康效果分配醫保「蛋糕」，並將節約下來的慢性病治療成本中的相當大比例返還給結餘機構，並允許後者自由支配，包括用於對相關醫務人員實施績效獎勵。
為適應日間治療、社區治療、居家治療等慢性病診療場景，葯監部門要在醫藥政策方面鼓勵企業開發全新劑型，能口服的不要皮下注射，能皮下的不要靜脈輸注。
而作為鼓勵，醫保基金也要將這類「慢病友好型」創新葯所在病種納入門診慢病、特病目錄，對院外的定點零售藥店放開同等醫保報銷待遇的「雙通道」，並允許主治醫生開具最長2個月的「長處方」，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慢病患者用藥成本，提高用藥可及性。
我國有著「治未病」千年醫藥文化傳統，也有著城鄉網格化布局的基層治理優勢，相信隨著二十大報告的戰略指引，城鄉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多層次保障體系日益完善，慢性病防控將形成個人、家庭自我保健，村（社區）機構健康管理，以及大中型醫院專科服務等三大防線。
在此政策體系建設之下，我國也必將推動常見慢病的發病率、過早死亡率顯著下降，逐漸改善公眾的健康水平，蹚出一條大國慢病防控的新路子。這是健康中國建設的題中之義，也與我們的美好生活嚮往直接相關。
撰稿 / 梁嘉琳（價值醫療顧問專家委員會秘書長）
編輯 / 何睿
校對 /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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