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目標如何影響美國民眾對選舉干預的態度

作者:dov h. levin,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國際關係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黨派選舉干預、外國選舉干預、美國外交政策和戰略公共外交;paul musgrave,喬治城大學卡達分校行政學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美國外交政策和國際關係理論。
來源:dov h. levin and paul musgrave. 「to what end? policy objectives and us public support for political warfar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21, no. 2, 2025.
導讀
研究表明,軍事干預的目標會嚴重影響公眾支持(例如,干預是出於人道主義目的還是出於權力政治目的)。但是,尚不清楚這一結論是否適用於選舉干預等政治戰策略。作者通過實證檢驗分析了不同的政策目標將如何影響美國公眾對干預外國選舉的支持,比較了美國公眾對政治干預以及其他形式政治戰的支持。研究發現:首先,出於人道主義的干預比為避免威脅美國領導地位或促進美國經濟利益而實施的干預獲得了更多的支持。其次,宗教身份會影響對人道主義干預的支持,受訪者和受害者之間的身份一致性對支持率有很大影響。最後,公眾對選舉干預與其他政治戰形式的支持在干預目標和相互關係方面呈現出不同特點。
引言
2018 年,福克斯新聞主持人勞拉·英格拉漢姆(laura ingraham)就俄羅斯干預2016年美國大選議題採訪了前中央情報局局長詹姆斯·伍爾西(james woolsey)。在被問及美國是否「曾經試圖干預其他國家的選舉」時,伍爾西承認美國過去「可能」在義大利和希臘這樣做過。主持人追問「美國現在會不會幹預其他國家的選舉」,伍爾西喃喃自語咧嘴一笑,然後鄭重表示,美國進行此類干預「只是為了一個非常崇高的事業」。自二戰以來,美國政府經常干預他國選舉。伍爾西的謹慎回應說明,即使是情報高官也可能不願公開支持此類干預。畢竟如他所言,違背民主自決核心原則的選舉干預行為似乎需要一個非常好的理由。
在美國公眾看來,什麼可以證明干預選舉是「非常崇高的事業」?這既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一個政策問題。後冷戰時代超過60%的選舉干預是公開進行的,並且秘密進行的選舉干預也總有可能被公開,由此官員們必須想好應該怎樣說服公眾支持干預外國選舉。本文研究了「正當理由」影響公眾支持的兩種方式:第一,選舉干預的表面目標如何影響對該行為的支持;第二,干預的政策目標如何影響公眾對選舉干預相對於其他政治戰工具的評價。
第一種方式探討選舉干預的目標如何影響公眾支持。促進「民主利益」和美國國家利益,人道主義目標以及維護美國霸權,都可能增加對選舉干預的支持。驗證以上所有假設的原因有二:其一,先前研究可能不適用於選舉干預,公眾輿論對選舉干預的敏感性可能沒有對軍事干預的敏感性高。其二,公眾可能會對干預選舉產生道德不適進而設定更高的道德標準對其進行評價,了解公眾的評價在這些維度上是否有所不同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研究空白。
第二種方式探討政策的目標如何影響公眾對干預的其他替代方式的偏好。意即為,「崇高事業」這種理由是否是決策者使用選舉干預而不是其他手段的原因。干預選舉是實現美國目標的重要手段。學界普遍認為政策工具是可以替代的,只不過不同的政策在成本、收益和能力方面有所權衡。最近大國競爭的加劇使人們重新對特定形式的治國方略產生興趣,喬治·凱南稱之為「政治戰」——即為實現國家目標而進行的不戰而下的公開或秘密行動。具體行動包括干預選舉、資助政變、支持叛亂和制裁。研究公眾如何評估選舉干預的競爭性假設尤為重要。
本文進行了三項調查實驗,研究發現,「崇高事業」的目標確實提升了公眾對干預選舉的支持。人道主義目標增加了對干預措施的支持,權力政治目標也是如此但效果略弱。人道主義目標對公眾支持的影響,受到受訪者對於被干預方的認同的強烈影響。同樣,政策目標對批准政治戰的影響更加普遍。為人道主義或經濟目的進行的干預比旨在保持美國在某個地區領導地位的干預獲得了更大支持。選舉干預通常比武力的政治戰方式(如政變)以及其他一些強制但非暴力的政策選擇更受歡迎。並且,政策目標會影響不同政治戰方式的選擇。
總的來說,本文的關鍵貢獻在於:作者證明了政策目標對於選舉干預和政治戰爭很重要——但對所有受眾和所有形式的干預來說,目標的影響方式和程度並不相同。作者還證明了不同外交政策之間確實可以替代,因為並非所有政策選項相對支持率的變化都是平行的。
政治戰爭的目標和公眾支持
既有研究探討了外交政策行動的目標如何影響公眾支持。早期研究已經證明,軍事干預的主要政策目標對公眾輿論產生了重要影響。美國人更有可能支持對其他國家使用武力以實現人道主義目標或抵制侵略等不良行為,而不是促進政權更迭或持續。一些研究人員發現,政策目標對非動能戰略也很重要。有證據表明,美國公眾強烈支持使用制裁來懲罰或阻止侵犯人權的行為。海因里希和小林發現,當提供對外援助能帶來實際好處時,尤其是有助於反恐行動時,美國人更願意向一個「討厭」的國家提供援助。多爾蒂等人則發現,與支持旨在促進夥伴國經濟發展或改善民眾健康的援助相比,美國人明顯不太願意支持旨在增強夥伴國軍事能力的美國援助。有研究發現,強調鞏固美國的領導地位/霸權地位或者幫助遭受傳染病困擾的外國人,但不強調經濟目標,能夠增加民眾對美國政府與競爭對手在對外援助方面相匹配的支持度。還有研究指出,促進國際合作而非競爭能夠增加民眾對提供外國氣候援助的支持度。然而,沒有研究探討政策目標如何影響公眾對選舉干預的支持。早期文獻還忽視了政策可替代性的作用。許多先前的外交政策和政策目標研究都集中在單一類型的干預或政治戰爭上,例如制裁或援助,而不是研究不同的目標如何改變對戰略的支持。
在過去的幾年裡,學者從干預的原因和影響兩方面加深了對選舉干預動態的研究。其中干預的影響包括對選舉結果的直接影響、對民主制度和福利的中期影響、以及對干預雙方關係的長期影響。第三個研究方向已經開始評估干預國的公眾如何看待此類干預。關於公眾如何評價選舉干預還需要進一步探索。
理論假設
1.踐行人道主義
踐行人道主義成為干預的重要理由。很大一部分美國公眾不希望外國公民遭受重大的反人類罪或因災難而遭受嚴重的貧困和大規模死亡。許多美國公眾甚至認為,美國政府有義務制止或防止該類暴行。隨著冷戰後美國海外行動成本的下降,自1990年代初以來,大多數美國公眾一直認為繼續採取行動是可行的。這些觀察結果可以歸納得出:
h1:當干預旨在防止危害人類罪時,受訪者將更有可能支持選舉干預。
但是人道主義目標的實踐並不具有普遍性。例如,與穆斯林公眾相比,美國人更願意向基督教信徒占多數的國家提供援助。這種選擇性區分的一個突出解釋是內群體認同。早期研究發現,受害者群體的種族對支持人道主義干預的影響要麼不存在,要麼要弱得多且高度有條件。由於宗教而非種族在該方面具有關鍵影響作用,本文將宗教信仰作為內外群體的區分標準。相應地,可以將假設一細化為:
h1.1:當干預旨在防止內群體成為危害人類罪的目標時,受訪者會更強烈地支持該干預措施;而當潛在的目標群體是外群體時,受訪者的支持力度則會減弱。
2.維護美國霸權
美國發動政治戰的正當理由是維護美國霸權。比如在拉丁美洲出現了大量政治更迭現象,因為美國領導人擔心在拉丁美洲國家出現的敵對領導人可能會威脅其地區和全球領導地位。在後冷戰時代美國一直在追求單極霸權目標。由於敵對政黨或聯盟可能各自存在不同的潛在贊助者,因此為支持與美國結盟的政黨而進行的選舉干預可能特別誘人。維護霸權地位可能使美國在國際社會中更加安全。一些美國人也認為霸權給美國帶來了實質性好處,因此他們將對美國霸權的威脅視為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
h2:對美國主導地位的重大威脅將增加受訪者對美國干預選舉的支持率。
支持干預的意願可能會根據不同干預地區的戰略重要性而有所不同,美國公眾可能會認為美國在某些領域的霸權特別重要。因此,當一個地區被認為具有戰略重要性時,美國公眾可能更願意干預該地的選舉以應對對美國地區霸權的潛在威脅,而不管該地區是不是真的對美國霸權構成威脅,以及構成了多大程度的威脅。
h2.1:受訪者會更傾向於支持旨在保護美國在重要戰略地區的國家領導地位的干預措施,而不那麼支持干預戰略重要性較低地區國家的選舉。
3.探索替代方案
美國決策者有多種方式的政治戰選項。有暴力方式如實施秘密政權更迭行動,有非暴力方式如實施制裁迫使他國改變政策等。美國公眾對應該使用哪些外交政策工具的偏好與他們對局勢是否需要「做點什麼」的判斷是分開的。此外有研究表明,包括干預目標在內的多種潛在因素可能會影響對使用哪種工具的偏好。公眾對選舉干預的評價相對於潛在的替代政策可能會有所不同。鑒於美國公眾對維護民主制度的明顯偏好,作者預計美國人會更傾向於非暴力(但仍然是強制性的)選項,而不是暴力選項。由於選舉干預的目標從定義上講是所有民主政權,因此選擇其他形式的政治戰爭需要更多權衡。
其次,作者預計受訪者會傾向於其他非暴力替代方案,而不是選舉干預。制裁和政策讓步都不會侵犯目標國家公眾自由選擇自己領導人的權利。有研究表明,美國公眾傾向於贊成其他不涉及此類違法行為的強制性但非暴力策略,例如制裁。由此得出以下假設:
h3:受訪者更喜歡選舉干預而不是暴力方式,更喜歡非暴力替代方式而不是選舉干預。
受訪者對替代方式的偏好可能受到政策目標的影響。例如,出於人道主義的道德責任感可能超過對選舉干預的擔憂。像保護的責任這一規範表明,一種強烈的西方信念,即侵犯其他國家主權以防止嚴重侵犯人權的特權,甚至可以成為一種義務。將這種邏輯擴展到其他替代方案,就會產生這樣一種可能,即向嚴重侵犯人權的領導人提供政策讓步可能在道德上令人反感,即使這樣做可以獲得安全利益等好處。因此,受訪者可能更喜歡選舉干預而不是其他非暴力選項。
h3.1:當政策目標是人道主義時,受訪者也會傾向於選舉干預,而不是其他非暴力選擇。
實證檢驗
表1 實驗和假設

實驗1:人道主義目標
實驗1於2022年11月初在prolific academic在線平台上對1515名成年美國公民進行了研究。該實驗對潛在的選舉干預目標進行了驗證。受訪者閱讀了一段簡短的故事片段。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被告知干預的目標是阻止可能發生的嚴重人權暴行(人道主義條件,實驗組),而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被告知干預的目標是阻止該國從盟友轉變為敵人(國家利益條件,對照組)。我們將後一種條件作為對照實驗,因為很難找到一個合理的理由說明美國為何會進行干預而不加以任何理由說明。在人道主義條件下,受訪者還被隨機分配告知受害者是基督教徒還是穆斯林。因變數是受訪者對選舉干預的支持程度,體現為總分為7分制的打分結果。
對h1的檢驗結果顯示:首先,對防止人道主義災難的干預措施的支持水平要比對照組高得多。出於人道主義目標,大多數受訪者支持美國干預基督教和穆斯林受害者的生存境況。其次,實驗組整體比對照組獲得了更強的支持。與基於利益的條件相比,人道主義條件的批准支持率增加了約13個百分點。由此,h1得到了完全的驗證。通過受訪者分析發現,具有高度鷹派傾向的受訪者(通過對常見態度措施的反應指數來衡量)在基於利益的目標實驗和人道主義目標實驗之間沒有表現出差異,而鴿派和中間的受訪者則受到人道主義目標的左右。這種影響在共和黨人中較弱,而對民主黨人的影響最大。
對h1.1的檢驗結果顯示:基督徒和穆斯林實驗組的受訪者在支持干預方面沒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但通過進一步研究發現,與基督教受訪者相比,認同基督徒身份的受訪者支持對穆斯林受害者群體進行干預的可能性要小得多。非基督徒受訪者更有可能支持對穆斯林受害者群體進行干預。基督教受訪者支持對穆斯林受害者群體進行選舉干預的概率預計會比支持對基督教受害者進行干預的概率低10.9%,而非基督教受訪者支持對非基督教受害者群體進行干預的概率則會比支持對基督教受害者群體進行干預的概率高出9.4%。進一步的驗證結果表明,是基督教身份而非宗教參與度或重要性對結果產生了影響,這與先前研究觀點一致。這些結果部分證實了美國基督教徒傾向於通過介入干預以支持基督教受害者。本研究進一步發現,這種偏好只集中在具有基督教身份的受訪者中。
為驗證h3和h3.1,作者要求受訪者對五個行為的贊成程度進行總分為7分制的評分。包括:選舉干預、選舉前讓步、政變、選舉後讓步、選舉後制裁。對h3和h3.1的檢驗結果顯示:原始結果為h3提供了一些支持證據。在人道主義和國家利益條件下,政變都是支持最少的替代方案,而選舉後的制裁都是最受歡迎的。但是受訪者並不認為所有非暴力選項都比選舉干預更受歡迎,因為選舉干預比讓步的支持率更高。h3.1推測,當目標是人道主義時,受訪者更願意進行選舉干預而不是實施其他替代方案。原始結果與這一假設相矛盾,因為在選舉之後但發生人道主義災難之前的制裁得到了最高水平的支持。對選舉前或選舉後讓步的支持率沒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而與國家利益條件相比,人道主義條件下對捐款、政變和制裁的支持率有相對較大的增加。這些結果部分支持了h3.1的觀點,即選舉干預優於提前和選舉後的讓步,但與h3.1相反的是,制裁威脅比選舉干預更受支持。
實驗2:區域霸權
實驗2是在2022年9月下旬至10月下旬期間對1000名受訪者進行的調查。主要探討了哪些條件會影響美國公眾對旨在維護美國霸權的干預的支持。對於h2,關於威脅對美國領導地位的影響以及支持干預行動之間的關係,該實驗基於整個地區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可能性將其分為高概率或低概率兩種類型。對於h2.1,實驗按照戰略重要性將地區分為非洲國家、亞洲國家、東歐國家或者拉丁美洲國家。作者對這種分類進行了預測試,結果發現受訪者認為亞洲非常重要,撒哈拉以南非洲重要性較低,東歐和拉丁美洲的重要性居於中間。作者排除了中東地區,因為該地區民主國家數量稀少;排除了西歐地區,因為當時西歐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因變數是受訪者對美國干預選舉的支持程度,體現為總分為5分制的打分結果。
對h2和h2.1的檢驗結果顯示:對美國霸權的威脅程度的加深提高了對除亞洲以外的所有地區進行干預的支持,為維護霸權而進行的干預在各種威脅狀況和地區中總體上都不受歡迎。logistic回歸顯示,h2.1有關區域之間的支持差異並沒有統計學意義,但是美國領導層面臨的威脅程度確實驗證了h2,即受訪者更有可能支持在高威脅而不是低威脅條件下進行干預。公眾對通過選舉干預來捍衛美國霸權的支持顯然更多地是由感知到的威脅而不是地區的戰略重要性驅動的。
實驗3:可替代性
實驗3是在2022年11月的後半個月對1000名受訪者進行的調查。主要探討了不同的目標如何影響對不同干預策略的相對支持。受訪者依然是先閱讀一段文字,而後以5分制打分對五個政策選項的支持程度進行評估。對h3和h3.1的檢驗結果顯示:相關實驗對h3的支持是部分且有限的。選舉干預明顯比政變更受歡迎,但與h3部分結論相反,選舉干預比非暴力選項更受歡迎。選舉干預明顯比選舉前和選舉後的讓步更受歡迎,並且是總體上第二受歡迎的選擇。然而,威脅制裁是最受歡迎的選擇,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它們在現實中作為「首選武器」的地位。
另一項測試受訪者對干預時間和政策目標偏好的實驗結果顯示,在所有情況下,「無干預」是最受青睞的回答。受訪者對其他策略的偏好因政策目標而異。為實現人道主義目標,最可取的干預行為是隨時的干預,進行選舉干預則最有利於獲得經濟利益。總體而言,支持人道主義目標的干預遠比促進美國領導地位(或霸權)的干預更受歡迎,經濟目標介於兩者之間。數據表明,29.9%的受訪者會考慮包括為人道主義目的進行選舉干預在內的措施,26%的受訪者會支持為經濟目標採取類似措施,但只有20%的受訪者會這樣做來捍衛美國的領導地位。
討論結果
實驗結果表明,干預的目標對公眾對政治戰的支持產生了重大影響。實驗1和實驗3表明,為人道主義目標而進行的選舉干預將比其他目的的干預獲得了更大支持。實驗2表明對美國霸權的重大威脅會引發對採取更強行動的支持,實驗3表明經濟利益也可能提高對干預的支持。同樣,受訪者經常更傾向於支持選舉干預,而不是一些暴力政策或其他的非暴力政策選項。
實驗發現,選舉干預既不被認為是有效的工具,也不被視為不可逾越的禁忌。選舉干預與其他干預策略一同構成了美國政策工具包的一部分。不同的目標導致對干預的不同偏好。在附錄中,作者進行了其他分析和敘述。總的來說,共和黨人和獨立選民對選舉干預的支持程度普遍低於民主黨人。種族認同對受訪者的影響較小,性別差異似乎也很溫和。
結論
發動政治戰爭的目標會影響受訪者對這些政策的支持。儘管為人道主義目標而進行的干預比追求其他目標的干預更受歡迎,但美國公眾對政治戰爭支持的絕對程度相對較低。這可能表明,人道主義目標作為政治戰爭的理由可能不那麼有吸引力。因此,研究對使用各種政策工具的支持率時,不應假設這些政策工具存在相似的效用,而應逐一進行分析。
本文的研究結果還有助於發展更具體的支持外交政策工具的理論。我們的結果支持既有發現,即人道主義危機中受害者的身份會嚴重影響對人道主義干預的支持。隨著美國社會日益多元化與世俗化的發展,現在只有大約五分之三的美國人稱自己為基督徒,因此可能導致美國公眾輿論與上一代人相比發生重大轉變。未來的工作不在於研究普通民眾對外交政策行動的評價,而在於更精細地區分誰支持這些行動以及在什麼條件下支持這些行動。
本文也可以提供決策借鑒。本文的受訪者顯然對重複冷戰沒什麼興趣。在某種程度上,重現的大國競爭可能涉及政治戰爭以保持美國在特定地區的領導地位,這些結果表明美國公眾對此舉的支持將是有條件的,並且存在較低上限。特別是,美國公眾嚴重反對利用秘密政變來維護美國霸權的政策。
未來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展開:可以將有關使用武力和制裁的傳統研究思路擴展到非動能戰略領域,同時也可以使用更加實證的因果推理方法。未來的研究聚焦於以下主題:美國公眾可能支持干預以追求經濟利益,以及美國公眾對此類工具的看法是一般還是特殊的。
辭彙積累
political warfare
政治戰
nonkinetic strategy
非動能戰略
foreign electoral intervention
外國選舉干預
譯者:高銳前,國政學人編譯員,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國際安全。
校對 | 程雪玲 朱子岸
審核 | 李源
排版 | 韓雄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