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英國的政黨政治形成於 19 世紀，進入到 20 世紀之後政黨政治在英國已經發展的相當成熟。伴隨著政黨政治的成熟，英國猶太人的政治地位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一方面猶太人開始可以進入英國權力核心——其象徵是 1909 年赫伯特·塞繆爾首次公開地以猶太人的身份進入了內閣；另一方面，1918 年選舉改革將選舉權擴大到了每一個年滿 30 周歲，且在當地居住滿半年的英國居民身上，更多來自東歐的猶太移民也就因此獲得了選票。
而英國錫安主義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就是東歐移民，因此隨著更多的錫安主義者獲得選舉權，錫安主義也就成為了各政黨可以用來爭奪猶太選民情感的政治資本。
英國錫安主義者與自由黨
作為一個整體而言，自由黨對英國的錫安主義運動並沒有一個統一的聲音，支持者大有人在，對此持保留意見的也不乏其人。但總的來說，自由黨對英國錫安主義運動的態度還是相對寬容的。首先，作為自由主義的信奉者，英國自由黨人一直支持宗教寬容，他們習慣性的同反猶主義劃清界限。
因此寬容的對待猶太人，猶太移民一直是自由黨的主流思想。其次，在自由黨內部有許多極富影響力的黨員，如勞合·喬治，溫斯頓·丘吉爾，赫伯特·塞繆爾等人，十分同情錫安主義運動甚至本身就是錫安主義者。而 1917 年《貝爾福宣言》的發表也的確同一些自由黨人的支持有一定的聯繫。
然而面對自由黨的這種態度，英國的錫安主義者們卻並沒有積極的去迎合，甚至刻意的對自由黨十分疏遠。英國錫安主義者的這種態度是由於以下幾個原因造成的：首先，1906 年自由黨上台之後所施行的種種政策，深深的傷害了曾經支持過他們的猶太移民的感情。
20 世紀之初，猶太移民因為深受排外情緒的衝擊，因此他們會自然而然的把對力主通過《外僑法》的保守黨的不滿情緒轉化為對自由黨的支持，他們認為如果保守黨執政的話「會對英國猶太人的自由給予致命的打擊」，因此在 1906 年的大選中短暫的支持了一次自由黨。然而自由黨上台之後並沒有如他們期望的那樣廢除《外僑法》，為此猶太移民感到十分憤怒。
自由黨上台之後還計劃推翻保守黨在 1902 年制定的一項扶助私立學校的教育法案，本來自由黨的這個政策並非是針對猶太人的，但是猶太人，尤其是東歐移民曾在這個法案中獲益頗多，因此也對自由黨的做法十分反感。更為關鍵的是，1907年英國同帝俄簽訂了《英俄協約》，同當時迫害猶太人最為瘋狂的國家簽訂這樣一個協約更讓猶太移民對自由黨失望透頂。
從 1903 年就開始成為自由黨黨魁的赫伯特·阿斯奎斯對錫安主義運動一向不很友好，1922 他在一次演講中聲稱「應當減少我們在中東、巴勒斯坦的任務，全力履行國內職能，現在該是我們撤退的時候了。」因此，即使自由黨中有一大批熱衷於錫安主義運動的成員，但是對英國錫安主義者而言，一個由阿斯奎斯領導的自由黨是絕對不可信任的。
雖然在 1926 年勞合·喬治接替阿斯奎斯成為黨魁，但此時的自由黨早已不是一個有競爭力的政黨了，很難引起錫安主義者的關注了。
英國錫安主義者與保守黨的合作與分裂
在 1918 年之前，英國的錫安主義者大多支持保守黨。這是因為，首先，從19 世紀 80 年代開始保守黨就獲得了英國猶太人主流民意的支持。成為了大多數猶太人慣常擁護的政黨，在這種情況下，英國的錫安主義者多少會受到這種情緒的影響，跟隨他們的前輩們繼續支持保守黨。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在 1918 年之前，英國錫安主義者要求猶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主張同保守黨限制、驅逐東歐移民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一種交集，在讓猶太移民離開英國這一問題上，儘管英國的錫安主義者和保守黨各自的出發點不同，但是在目的上雙方卻趨於一致。
作為一個典型的保守主義政黨，保守黨主要代表著英國社會中的右翼勢力。在一定程度上，保守黨最初對錫安主義運動的態度，根源於他們對待猶太移民的態度，而他們對猶太移民的態度又同保守主義緊密相連。面對 1881 年之後的移民潮，不同的政黨表達了不同的立場，自由黨儘管多次遭受到工會的壓力，但是他們一直拒絕就移民問題立法。
毫無疑問，自由黨人是以無私和人道的角度出發拒絕外僑立法的。但是這也是自由黨的一個基本立場，因為他們認為，如果同意限制猶太移民進入英國，那麼就等於背板了他們所信奉的自由主義價值，因為在當時很多的自由黨人完全沒有看到阻止外國的廉價商品進入英國的貿易壁壘同阻止製造這些廉價商品的外國人進入英國的法律壁壘之間的差別。
而保守黨就很少為這種教條所困擾，他們一向反對自由主義。積極主張限制移民，並且要求把這種主張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在 1894 年 6 月保守黨就曾計划出台一部《外僑法》，最終在 1905 年的時候落實。
作為限制移民政策的衍生思想，支持錫安主義運動在保守黨人看來也就成為了解決國內大量猶太移民問題的一種可供選擇的手段。因此，出於讓猶太移民遠離英國的考慮，保守黨對錫安主義運動是比較支持的，尤其是保守黨內的猶太黨員，他們幾乎都是英國錫安主義運動
的支持者。
然而，從 1918 年英國的錫安主義者同保守黨原本親密的關係不僅開始出現裂痕，而且有了不斷惡化的趨勢。這雙方關係惡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1917 年底勞合·喬治政府發布《貝爾福宣言》這一事件之上。
儘管在 20 年代保守黨內的反錫安主義情緒開始抬頭，但是英國的錫安主義者仍然沒有同保守黨徹底反目。這是因為在保守黨內部還有一些很有吸引力的個人還在積極的為錫安主義運動奔走呼號，但是僅僅在 3 年後的 1929 年，芬博拉就因健康原因退休了，此後雙方關係的惡化就無法阻擋了。
因為，首先，芬博拉捍衛錫安主義者利益的行為實際上都是同保守黨的政策相左的；其次，在芬博拉去世之後，錫安主義者認為整個保守黨除了丘吉爾以外沒有人值得信任；最後，就
保守黨的性質而言，它並不是一個服務於窮人的政黨。
進入 30 年代之後保守黨和錫安主義者之間的關係完全破裂。1930 年之後，隨著歐洲大陸反猶主義的興盛，英國的反猶主義也與之遙相呼應，而保守黨內的反猶勢力也日趨的擴大，雖然在 1931-1935 年間保守黨內仍有不少的猶太議員，但是他們的存在並未能阻止保守黨對其內部反猶主義浪潮的包庇與縱容。
而 30年代開始的新一輪的猶太移民浪潮無遺又加重了英國的反猶情緒，這股浪潮主要是由為了躲避納粹迫害的德、奧猶太難民引起的，這些移民同 1880-1914 年間的移民有著很大的不同，他們基本上是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因此對中產階級產生了很大的衝擊。
保守黨這種嚴重的反猶主義傾向，嚴重的損害了它在那些錫安主義者心目中的形象。
英國錫安主義者與工黨的合作與鬥爭
1918 年之後，隨著同保守黨裂痕的不斷加深，英國錫安主義者同工黨的關係就變的越來越密切。這是因為，首先工黨是這一時期唯一一個明確提出支持錫安主義運動的政黨；其次，從階級屬性而言，比起自由黨和保守黨，工黨這個帶有一定社會主義色彩的政黨對下層民眾和工人有著更強的吸引力，而構成英國錫安主義運動主力的恰好是猶太社團中的下層民眾。
工黨之所以會發表這樣的政綱，是有深刻的歷史背景的。首先，工黨在這一時期採取支持錫安主義運動的立場，同英國的錫安工人黨的長期宣傳是分不開的，錫安工人黨是散佈於歐洲各地的一個支持錫安主義的社會主義組織，英國的錫安工人黨出現在 1903-04 年間。
工黨投之以桃，錫安主義者自然報之以李。在 1918 年選舉改革之後，大量的東歐移民獲得了選舉權，而據 1934 年的一份名為《倫敦工人生活再調查》的文件顯示，在 20-30 年代，東歐移民聚居的倫敦東區，有 13.7%的猶太工人階級的生活是處於公認的貧困狀態，而現實中處於半貧困或是溫飽狀態的人口比例要比這個數字高出許多，因此從這方面看，在當時有很多的猶太工人階級是在貧困或相對貧困的狀態中的。所以這些人在獲得選票之後，出於自身的階級狀況，基本上都成為了工黨的支持者。
結語
從錫安主義者同英國三個主要政黨的互動關係中不難看出，政黨對錫安主義運動的態度是左右錫安主義者政黨傾向的重要因素，此外政黨的階級屬性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錫安主義者的政黨傾向。
在大量移民獲得選舉權後錫安主義運動成為了可資政黨利用的競選資源，各政黨均在不同的程度上表達了對錫安主義運動的善意，以便吸引猶太選民。而錫安主義者也積極的用手中的選票來支持他們所中意的政黨，甚至進一步影響到政黨的決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