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遠東傳教權力之爭引起了哪些國家之間的矛盾？

前言

17 世紀下半葉，葡萄牙、西班牙、法國為了各自的國家利益，通過維護和爭奪遠東保教權，展開了針鋒相對的競爭和衝突。

葡萄牙和西班牙

1640 年，葡萄牙脫離了西班牙的統治，贏得了民族獨立，國王若昂四世(JoaoIV,1640-1656)對外宣稱繼承以往葡萄牙所有的遠東保教權，並立即行使這種權力。他任命葡萄牙籍耶穌會士迪亞哥 路易斯(Diogo Luis)為日本主教。

而西班牙則拒不承認葡萄牙的獨立，也不承認其遠東保教權，始終聲稱它才是遠東保教權唯一的「合法」擁有者。教廷迫於西班牙的壓力，也不承認葡萄牙的獨立及其遠東保教權，因此拒絕了對迪亞哥路易斯的任命。

但葡萄牙則始終不肯放棄遠東保教權，視它為維持葡萄牙國際影響力以及遠東殖民利益的唯一法寶。

1649 年，葡萄牙再一次任命一位葡萄牙籍神父為日本主教，並認為這兩位神父是日本主教的合法繼承人，其國內的所有文件也都稱他們為「府內的被選主教」(Bispo eleito de Funay)。

在遠東，澳門葡萄牙人與馬尼拉的西班牙人之間的矛盾更為直接。即使在葡、西合併的60年間(1580-1640)，兩國在遠東的關係也是磨而不合。西班牙人一直嫉恨葡萄牙人憑藉遠東保教權和澳門獲得的特權和利益，並企圖借葡萄牙被兼并之機，控制馬尼拉與澳門之間的貿易，從而進一步插手中國和日本的貿易。

為此他們曾數次派船隻前往澳門，企圖進行商貿活動，但都遭到了澳門葡萄牙人的驅逐。葡萄牙人則始終小心翼翼地維護著他們在遠東經濟、政治、宗教方面的既得利益，尤為反對西班牙人企圖在中國和日本進行貿易、傳教，為此不借與西班牙人發生武裝衝突。

1584年8 月11日，葡萄牙人在澳門的一教堂內殺害了幾名西班牙傳教士，並不時高呼:「滾!卡斯蒂利亞人，從這裡滾出去!」當時的一位老紳士對此解釋道:

「我們習在這塊地上棲息····」」。如果西班牙人來到這裡的話，他們是不會安分守己的，說不定還要來騷擾本土，他們的教士來到後會強迫這裡的人們改宗，中國人會殺他們而且還會把我們趕走。因此我們一直保持警惕，這也就是不讓西班牙人來的理由。」

而1640牙獨立後，澳門的葡萄牙界人士都表現出了極大的民族情緒，紛紛主張和西班牙及西屬菲律賓斷絕一切聯繫。1640年澳門當局公然沒收了西班牙在澳門價值三十萬比索的財產，以示其與西班牙人的決裂。

這種持、對抗的局面直到 1668 年葡牙與西班牙籤定了和平協定、西班牙承認葡萄牙獨立以及 1669 年教廷恢復了同葡萄牙的外交關係才得到緩和。

而在遠東，澳門和馬尼拉的關係卻並未因此而得到多大的緩和與改善，雙方的經濟聯繫基本中斷，政治、宗教衝突不斷。1707 ，幾位因在「中國禮儀」上支持教廷法令、同情特使羅的西班牙籍托缽修士被康熙帝驅逐到了澳門，在那裡他們受到了葡萄牙人當局的政治迫害。

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國

17世紀60年代法國宗教勢力對遠東的染指引起了、西兩國的不安和恐慌。它們不僅阻礙法國傳教士進入遠東，而且還利用各自的遠東保教權，極力限制法國傳教士的活動，壓制其進一步發展。

兩國都試圖把法國人排擠出遠東，維持已有的現狀權對法國商業和宗教勢力的一種排斥。葡萄牙反對宗座代牧制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代牧主教們都是法國人，他們擔心這些法國主教們會侵犯到其在遠東的經濟利益。

因為這些代牧主教們不僅得到了法王路易十四的支持，而且還和法國東印度公司有著密切的來往，例如陸方濟就曾多次向法國政府和東印度公司提供各種商業信息和建議。葡萄牙政府的做法首先是不授予這些法國主教和傳教士前往遠東的通行證，其次是它堅決不允許那些未遵守其遠東保教權而擅自前往遠東的法國傳教士取道澳門進入中國。

除了前文提及的陸方濟在 1684 年被迫取道廈門進入中國外，1687 來華的法國「國數家」們也由於葡萄牙澳門當局的阻撓而無法從澳門進入中國，而是被迫繞道從寧波進入中國。

對此，當時法國傳教團的成員李明(Louis Daniel Le Comte)記到:「我們認為不必再像去年那樣去澳門，因為有人提醒我們說，我們是不受葡萄牙人歡迎的，如果我們去了,他們會更為不悅的。」

待法國耶穌會士抵達寧波後，兩國政府間的矛盾主要轉變為耶穌會內部葡、法兩國會士之間的矛盾。遠東耶穌會內部的這種民族問題一直十分突出。由於法國耶穌會傳教團效忠的是法王而不是葡王，因此葡系耶穌會士們出於國家和自身的利益，不希望看見另一股強勁的傳教勢力出現在中國。

他們先後在宣暫授職、管轄權、經費方面多次責難法國耶穌會傳教團，企圖控制或排斥法國耶穌會傳教團，從而繼續維護葡萄牙在遠東的既得利益。雙方在華最早的摩擦可以追溯到法國傳教團初抵寧波時。

當時南懷仁上書康熙帝請求允許他們進京，這遭到了時任清廷欽天監的葡籍耶會徐日升 (ThomasPereira)的強烈反對。為此，南懷仁指責徐日升是個做任何事都站在葡萄牙立場上偏執己見的人。

隨後，徐日升又企圖借耶穌會中國副省領導者的身份和掌控清廷欽天監的便利，打算控制這些法國人。他們不僅想沒收法國帶來的科學儀器，禁止其進行觀測活動，還命令他們在面試時不準告知康熙帝其所掌握的科學技術。「這遭到了法國人的斷然決絕。

西班牙政府不僅一再重申其在遠東的保教權，不承認教廷任命的法國籍宗座代牧具有主教的權力，並嚴令禁止西班牙籍的傳教士服從法國籍的宗座代牧主教，否則將不予以任何資助，而且還積極防範法國人侵犯菲律賓。陸方濟曾乘船於 1670年被風吹到了菲律賓群島，立即遭到了西屬菲律賓當局的逮捕，並被遣送回了歐洲。

對法國東來最抵觸的莫過於葡萄牙人，他們的抵觸實質上反映的是其利用遠東保教絕，並激起了他們對葡萄牙人的憤慨。

當法國傳教團在中國立足後，葡萄牙人轉而利用同為其對手的教廷的權威來打擊法國人。葡系耶穌會士以中國耶穌會長上的名義，強迫法國耶穌會士宣誓服從教皇的權威而這種宣誓是違背法王旨意的。

這表明葡萄牙人企圖借教廷來刁難法國傳教士，以打擊法國傳教團的「合法性」。因此，宣誓問題能否妥善解決就立刻成為了法國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開展傳教工作的首要前提。

1687 年9月8日，耶會中國副省會長、葡萄牙人殷鐸澤(ProsperoIntorcetta)便要求法國人按傳信部要求宣，而同年11 月 30日，耶穌會葡籍視察員馬丁(P.S.Martins)致信法國人，除要求他們宜誓外，還禁止他們進京並以逐出其在北京的學院、遣送至廣州為要挾。

而法國人則以遙羅宗座代牧主教兼遙羅東京、交趾支那總管拉諾主教閣下 (Louis Laneau,MEP,1637-1696)已經免除了法國人宣誓和舊暫詞違背了與法國政府的協議為理由，拒絕服從殷鋒澤與馬丁的上述要求，這導致徐日升剝奪了這些法國耶穌會士作為神職人員的全部職能和一切特權。而這種對抗局面直到時任南京宗座代牧的羅文藻出面才得以解決。

此後，葡萄牙人又試圖憑藉手中的管轄權來妨礙和限制法國的人的活動。葡籍視察員方濟各制定了一系列的禁約: 禁止法國人從事任何天文活動:以信件檢查為由，禁止他們使用法文寫信而只能用葡萄牙語和拉丁文:規定他們必須經澳門投送各類著述和報告;在北京的法國人未經其葡系長上批准，不得擅自公開露面和造訪任何人等等。

徐日升處處以此禁約來壓製法國人。這直接導致了雙方關係的進一步惡化。這種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一直到法國傳教團有了自己的住所並成立了獨立的傳教區才得以緩和。

葡萄牙澳門當局則經常利用其對澳門的控制來刁難在華的法國傳教士。他們常截留法國方面寄給傳教士的書和經費，以至於法國傳教士們常常為無法獲得補助而煩惱。在京外傳教的洪若翰、李明、劉應「不得已各棄其傳教區域，居海港附近而求自給」。

甚至發展到洪若翰、李明二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親赴廣州與葡人理論。1701 年，當受康熙帝之託的洪若翰帶領招募到的傳教士返回中國、靠近澳門時，突遭風暴襲擊。他們向一艘葡萄牙船隻求救，卻差點遭手持武器的葡萄牙人之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