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雙減」一周年的暴風驟雨，各地教育部門陸續曬出「雙減」成績單，治理整頓違規教培取得階段性成果。教培機構收縮，學校延時服務，教師提質增效，家長學生不斷變化，然而，教培機構的老師們在這一年的動蕩中何去何從？「風起拿高薪，潮落無人識」，當董宇輝們轉型帶貨主播火爆出圈之時，那些教培行業的失業者到底經歷了怎樣的掙扎與抉擇？
01 被迫回公立校考編，卻把董宇輝當偶像
看到北京某中學的宣傳廣告稱「原新東方高考輔導團隊集體入職我校」時，90後北京姑娘王喆百感交集。一年之間時過境遷，昔日的同事如今已天各一方。當年，她工作的「海淀黃庄」有多輝煌，現在就有多落寞，高度發展的背後暗藏著無限危機。
正如「高途」陳向東回憶的那樣，早在2019年，大量資本湧入在線教育，一時間，各家公司攻城略地，路牌、燈箱、電梯甚至春晚，教培廣告無處不在，那時候，一切就已經不太對了。
王喆經歷了」雙減」失業後的躺平，如今作為一名「合同老師」，在海淀區一所公立學校任教。按照家裡的安排，她將參加教師考編，日後就在這所學校安定下來。然而，作為被解散的原教培團隊的「金牌教師」「數學女神「，王喆失業期間，眼睜睜看著一些老家外地的同事無奈結束了北漂，圖穩定進了家鄉的編製，有的去往職高、技校等職業教育；還有像她這種家裡不太差錢的北京孩子「躺平」吃老本，享受短暫的財務自由。
相比裁員之後許多同行的焦頭爛額，王喆承認自己是幸運的。「雙減」後，她的精彩簡歷和青春靚麗的外貌很快就被幾所收入較高的民辦國際化學校所青睞。然而，那幾所學校離家太遠，不是在順義就在昌平，每天通勤時間達到4個小時；她也不想像外地老師一樣在學校附近租房或住集體宿舍，放棄去國際化學校是必然的。
如今，任教於海淀老牌公立學校的王喆在無數「泅水掙扎」的人眼裡是已經「上岸」的幸運兒，雖然暫時沒有編製，但平台靠譜，不用再為失業擔憂。「這一眼就能看到頭的生活卻不是我想要的，甚至在倒退！」王喆無奈地說。
她回憶，當年，自己北師大剛畢業時就面臨過三種選擇。
大學畢業之初，王喆進入了一所公立初中，「錢少活多」是她的第一感受。同時任教幾個班級，一個班幾十孩子，批改作業和試卷工作量大，第二年，她便跳槽去了一所私立國際化學校。這所學校「錢多活多」，收入翻了兩倍，但對學生的關愛、照顧、雙語教學，課程創新，樣樣都「太費老師」。最後，她入職了海淀黃庄的知名教培機構，相對來說，這份工作時間自由，收入又翻了數番。潮牌運動鞋自由，大牌包包自由，高端護膚品自由，換新車，都在教培工作這些年得以實現。對她而言，義務教育階段教師的三種形態都經歷過，但教培機構的工作節奏、收入性價比是她最認可的。
如今，王喆雖然暫時還未取得編製，但頗受孩子們的喜歡，相比公立學校的老師，她外形靚麗時尚，並且在教培機構練就了不俗的個人魅力。但一想到家裡逼著她儘快考編，一生任教，王喆感到無限的「意難平」。一方面，她必須順從，畢竟家裡為了她的工作動用了大量人脈；另一方面，看到董宇輝們如今在直播間里金句頻出，成了新晉網紅，風生水起，她越發羨慕，甚至認為自己也可以。抖音、自媒體、短視頻、帶貨、網紅，每一個都對她充滿誘惑。王喆苦笑道：「董宇輝現在成了我偶像。」
02 差點開補課班，卻奮力回歸宇宙盡頭考編製
相比北京姑娘王喆的「意難平」，在南方三線城市的青年教師李舒早早地認定了家鄉體制內將會是她最好的出路。大學一畢業，李舒就嘗試考編，那是「雙減」的前兩年，她一邊在公立學校代課積累經驗，一邊在校外輔導機構賺外快。像她這樣課堂氣氛好，能與學生相處融洽的代課老師在學校頗受歡迎。小城市公立校缺老師，編製少，學校一直以招募代課老師的形式作為師資的補充，但代課老師只能獲得較低的基本工資，獎金福利等與他們無緣。
於是，去校外輔導機構補習成了大批代課老師的首選，他們沒有體制的束縛，可以光明正大地補課賺錢。當時，李舒不僅在校外兼職，同時在學校放學後私下帶學生，輔導作業。由於收入可觀，甚至，她還醞釀過獨自開輔導機構的創業想法。然而，一切在「雙減」來臨之時戛然而止。大量學科類培訓機構被「勸退」，專職「教培」老師紛紛失業。「補課賺外快」在「雙減」前，學校和社會上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雙減」後，補課行為被從嚴治理，開始轉戰「地下」。
「雙減」風暴中，收入驟減。在聽說民校工資較高的情況下，李舒試著投了幾份簡歷，最終被當地一家老牌私立學校錄用了。
而「雙減」帶來的教改潮，不僅使李舒這樣剛進入這一領域的教師無所適從，許多老教師也是摸著石頭過河。在課後一小時的輔導中，孩子們通常會在學校完成作業，但許多家長依舊習慣了「家庭作業」這一概念，給孩子加碼。
李舒發現，家長們分成幾派。第一是「躺平派」，老師不布置，就讓孩子玩；第二是「內卷派」，儘管學校沒有硬性要求，還是為孩子準備各種作業。而這其中，是讓孩子有的放矢地補充練習，還是盲目地「瞎卷」？這其實特別考驗家長的辨別能力。
在李舒所任教的一、二年級，政策規定不能布置任何的書寫作業。在此之前，老師們都可以在網上找題複印，或自己出題，家長抄題；現在，「讓孩子口頭回答以下問題」已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潛規則。「一、二年級正是打基礎和養成習慣的時候，不可能放任孩子什麼都不做。」李舒說。
由於有過公辦校的經驗，李舒在私立學校的教學上顯得十分從容，也頗受領導和同事認可。然而，「心累」也是她的日常。
「雙減」之下，教師和學生的任務反而加重。私立學校更要拿成績說話，於是，題海戰術、口頭交代作業層出不窮，不能進行紙質化測試，學校就偷偷摸摸考試。相比於公辦校的紮實教研，李舒認為自己所在的民校沒有花太多的力氣放在學生的作業優化上，做不到讓孩子點對點地、有意識地高效學習，反而陷入更嚴重和盲目的內卷。
除了對學校教學模式的不認可，李舒還提到了學校的管理問題。「隨叫隨到」、「呼來喝去」、對老師時間的剝奪、校園環境管理的嚴苛以及在家長的「甲方心態」下，學校對老師的「缺乏保護」，都讓李舒感到焦慮。失眠，脫髮在這一年裡一直如影隨形，困擾著她。
另外，由於「民轉公」的風潮，這家教育集團已經接連關停好幾所分校，工資減少，許多教師選擇離開，流動率大、壓力大，一時間，人心惶惶。許多老師認為隨著民辦學校數量減少，自己遲早還是要回到體制內，不如早做打算。
李舒認為，在北上廣深或省會城市，民辦校可以成為名校，教研水平、學生質量都相對有保障，但小城市，終究還是公辦為王。
任教僅一年，李舒選擇了離開。回憶起在公辦校當代課老師的時光，她決定回到體制內。於是開始考編之路，「兜兜轉轉，我還是想回到宇宙盡頭——體制內。」
03 「隱形富豪」跌入工薪階層，是心態不好還是機會太少？
「雙減」之前，教培行業因其待遇優厚、福利誘人吸引了大量年輕教師和應屆畢業生。從傳統線下培訓班到疫情助推之下的線上教育，教培行業走在一條由「內卷」和「焦慮」來提供動力的快車道上。高激勵、多勞多得、渴望新生力量，在教培業風頭正盛之際，許多優秀教師都在書寫著年薪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神話。
「雙減」之後，專職教培的老師們經歷了裁員、失業與轉行的困境。澎湃新聞一篇《對不起，教培行業出來的，我們不要》的文章中展現了「雙減」之初，行業轉型的陣痛和無序繁榮終結後，教培人無限落寞的背影。
在網路平台上，不斷有失業的教培人分享自己另謀出路的經歷，有的已經「上岸」公務員、事業編、公辦教師；有的進入民辦學校，或做起一對一家教；有的徹底轉行不再從事教學；還有的至今沒有找到穩定的職業路徑，瀕臨「溺水」……
轉型為何如此艱難？從教培人自身看來，原先工資多、時間靈活，特別是畢業生起薪高，但轉行之後，很多人難以接受待遇相對普通的工作。此外，儘管許多機構老師想轉往與原來工作性質較為接近的民辦學校，仍面臨重重困境。
頂思人才招聘總監看來，從HR招聘角度，首先，教培的目的是追求短期效果，重點在出分，而非學生的全面發展，思路的開闊性和教學方法的靈活性不夠。以一些國際學校為例，他們依然青睞在學校有過教學經驗的老師，或是在視野和思維模式上更加國際化的海歸教師，教培老師即使入校，也可能需要從助教做起，去全面地了解學生和學習教學理論、教學方法等相關知識。
其次，教培一直以來面向的都是廣大尋求補課資源的家長，在供需關係上處於較為強勢的地位，雖有續課率的要求，需要靠教學實力說話，但總體上還是比較欠缺服務意識，如果跨行到民辦學校等乙方角色，心理上需要及時調整。
實際上，「雙減」後，由於普職「五五分流」的陰影籠罩，篩選機制不變，補課依然存在，只是變得更加隱蔽。一部分教培失業者持續潛伏，命運更加撲朔迷離。在各地教育部門公布的整治違規教培的「雙減成績單」里，地下補課被查處的案例頻繁被各家媒體報道。
結語
自「雙減」大幕拉開，在一系列教改政策的「組合拳」下，許多地區的教培機構已經「團滅」。一個行業的倒塌，背後是龐大的人群陷入「人生轉向」的迷茫與抉擇。在高考指揮棒下，分數仍是王道，專註「出分」的教培機構正艱難轉型，教育公平任重道遠。但如若能夠堅守助力孩子發展的教育初心，教培人依然擁有無限生命力，依然可以在「育人」、「育心」的條條大路上繼續發光發熱。
作者 | 敖竹梅
圖源 |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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