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日反蔣到聯蔣抗日？我黨作出巨大妥協，居然和共產國際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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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人相信，既然遵義會議已經召開，新的領導集體已經形成，中共中央已經實現了「獨立自主」，當然不會再受共產國際的影響。

人們甚至認為，這個時候共產國際如果還有什麼影響的話，也一定是錯誤的或者是右傾投降式的影響，因此這個時候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一定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抵制和反對其錯誤影響的關係，而不可能是其他什麼關係。

然而隨著近年來，蘇聯時期有關中國的電報檔案的披露，似乎事實遠沒有那麼簡單。這些電報指示的發表，清楚地說明，在1935一1937年這段時間裡，中國共產黨仍舊深受共產國際政策的影響。不僅眾所周知的中共中央「抗日反蔣」的方針是在共產國際影響下制定的，就是1936年所謂「逼蔣抗日」，即「聯蔣抗日」方針的形成和確立，事實上曾深受共產國際的影響。

1、從抗日反蔣到聯蔣抗日，不一樣的文獻事實

中共中央從抗日反蔣轉向逼蔣和聯蔣抗日，經歷了一個相當複雜的過程。嚴格地說，它在1936年上半年就已經或多或少地意識到把抗日與反蔣並提，實行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並舉，存在相當的矛盾性。

為此，中共中央也嘗試著做了一些宣傳手法上的改變。但是，根本方針的改變，仍然是1936年8、9月間的事情了。之所以會在這個時候實行這一重大的策略方針的調整，一個關鍵的原因，就是得到了共產國際1936年8月15日的政治指示電。

《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彙編》公開發表了這封電報注意一下此後中共中央發出的一系列轉變策略方針的指示和決議，可以清楚地看出共產國際在促使中共中央放棄抗日反蔣方針和確立逼蔣、聯蔣抗日方針的問題上，確實是起過重要作用的。

對此，只要把共產國際8月15日指示的內容，與中共中央8月25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9月1日《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9月17日《中央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等文件的內容加以對照，就可知道，後者的基本內容都是依照前者的指示而來的。後者的一些重要文字甚至也大段大段地由前者直接摘引而來。

這說明，中共中央是在得到共產國際8月15日指示之後，才根據共產國際指示中批評和建議的基本內容，起草和制定自己關於逼蔣和聯蔣抗日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對此，我們還可以得到其他一些更進一步的證明。

1936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接到共產國際8月15日指示之後，致電在外地的紅軍主要領導人稱：

今後「對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應改變過去抗日必須討蔣的口號，表示希望和歡迎蔣及南京政府參加和領導抗日戰爭，要求停止內戰，實行抗日自由」。

緊接著，中共中央在9月8日給朱德、張國燾的電報中，說明了共產國際指示的主要精神和中央依照國際指示決定根本變換前此方針的意圖。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政治局會議，對照國際指示全面檢討過去統一戰線的工作，確認了共產國際指示的正確，承認自己以往在對聯合蔣介石抗日問題認識上存在嚴重不足。會後，中共中央於9月22日就前此抗日反蔣口號和在西南事變問題處置上的錯誤發出了自我批評的通知。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共產國際8月15日指示曾對中國共產黨確立新的統一戰線策略方針，發生過重要影響和作用。

這包括：

(1)根本放棄「抗日反蔣」方針，明確推動南京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參加抗日戰爭，在全國範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極端必要性；

(2)提出建立全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在普選基礎上召開全國議會和成立全國國防政府，使之成為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個黨派組織的真正代表機構和權力機關，統一指揮抗日戰爭和協調黨派關係的新設想；

(3)突出強調保持中國共產黨及其政權和軍隊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純潔性，防止自身統一和團結遭到損壞的各項原則和具體方法。

2、共產國際緣何要做出這樣的指示

應該承認，共產國際8月15日指示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內容對中共是有積極意義的，中共中央為此進行自我批評也在情理之中。這是因為，問題確如季米特洛夫在一次會議的發言中所說：

「在中國的任務，現在不是擴大蘇區和發展紅軍，而是尋找機會，尋找途徑和尋找適當的口號、適當的方法，使絕大多數中國民眾聯合起來抗日。"

按照「抗日反蔣」的方針去工作，是不能夠迅速達到把全國90%以上的人口都團結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這個目的的。堅持「抗日反蔣」就意味著「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意味著要把蔣介石及其指揮下的軍隊也看成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意味著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必須同時進行，中國共產黨必須把主要力最和主要工作首先放在擴大蘇區和發展紅軍上，放在與各個反蔣派別結成局部統一戰線，諸如西北國防政府的戰略方針上來，這當然不利於在全國範圍內儘快造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局面。

但是，季米特洛夫在這裡忽略了這樣兩個基本事實。

其一，當時在陝甘北部地區的中央紅軍，面對數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和進攻，他們首先要解決的，並不是如何抗日的問題而是如何生存的問題。在蔣介石欲置紅軍於死地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把生存問題和擴大蘇區、發展紅軍的問題放在首位。也只有使自己真正具備了足夠的生存條件和發展條件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顯示出足夠的實力，才能促使蔣介石國民黨坐到談判桌前來，才有團結抗日的可能；

其二，為中共規定「抗日反蔣」的統戰策略和擴大蘇區、發展紅軍的基本任務的恰恰是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本人。被共產國際視為有重要錯誤的瓦窯堡會議決議，正是根據張浩傳達的《八一宣言》的精神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作出的。而中共中央1936年初陸續得到的共產國際、「七大」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報告也表明，共產國際仍舊堅持著蘇維埃革命的方針。

顯然，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關於「抗日反蔣」的決定和「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的決定，以及擴大蘇區、發展紅軍和聯合反蔣勢力的作法，都是符合共產國際當時的要求的。事實上，無論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還是中共中央，都並非不想與南京方面建立某種形式的統一戰線，但一來事情由不得中國共產黨自己決定，二來要堅持蘇維埃革命及其政權形式與軍隊形式，甚至試圖以蘇維埃為中心，蔣介石也決不會答應。

因此，中共代表團和中共中央儘管都曾秘密與國民黨方面代表進行了政治接觸，結果卻令人失望。他們提出的「國防政府」、「抗日聯軍」「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抗日人民陣線」的主張，也因此成為幻想。

在建立統一戰線的問題上，中共中央其實遠較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要實際得多，他們清楚地了解自身的實力和特長他們並不刻意追求某種形式上的東西。所以，他們在組織西北大聯合和西北國防政府計劃之初，就明確主張按照實力原則推舉張學良為未來西北抗日聯軍總司令。在接到共產國際必須與南京政府建立統一戰線的指示之後，中共中央立刻「表示希望和歡迎蔣及南京政府參加和領導抗日戰爭」。

但是，弱小的共產黨要同強大的國民黨達成真正的協議，他們必須作更多的讓步。在這方面，季米特洛夫和共產國際的指示再次表現出脫離實際的缺點。他們盲目地認為，只要「正確地加以扭轉中共』對待南京、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政治方針」，具體地規定統一戰線組織的政治軍事原則，提出比較可行的民主共和國口號，使中國共產黨人「以全面抗日戰線的倡導者、發起者和組織者的身份出現」，就足以「動員全國輿論」，使一切愛國者拒絕「剿共」內戰，從而迫使蔣介石同意建立抗日統一戰線。

他們甚至仍然幻想要取消南京國民黨政府的中心地位，通過普選來召集新的「中華全國議會」，通過這樣的廣泛代表民主力量的國民議會繼續土地革命的基本方針，「解決土地問題」，並成立真正代表各個黨派組織的新的「全國國防政府」，進而在全國實行區別於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民主制度。

他們還明確要求中國共產黨要「繼續鞏固蘇維埃」，稱「蘇維埃在現時是國內的唯一的民主政權機關和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的最可靠的支柱」，主張「可以提出建立蘇維埃作為中華全國共和國民主機構的問題，可以據此以加強自己的地位並促使群眾「有組織地為建立蘇維埃政權而進行鬥爭」。

3、巨大妥協背後的政治考慮

共產國際8月15日指示改變了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的策略方針，但它卻不能改變蔣介石政治解決國共關係的基本條件。

這就是：

必須以南京政府為中心統一全國的軍事和政治，共產黨必須放棄蘇維埃革命主張，政權和軍隊必須改制和改編，接受蔣介石和南京政府領導。

不難看出，國民黨方面的條件與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願望有天壤之別，而需要變化的主要是中國共產黨人對問題的認識。從中共中央接到共產國際政治指示後最初發表的文件看，中國共產黨人顯然是嚴格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行事的。

他們確信，共產國際提出的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來保障中國領土完整和預防中國人民遭受亡國滅種的慘禍的最好方法」，以此來動員全國輿論，將有可能「召集由全國人民及全國願意抗日的武裝隊伍選舉出來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否定國民政府及其所謂「國民大會」和「國防會議"，實現「繼續鞏固蘇維埃」和「選舉統一全國的國防政府與組織抗日聯軍」的目的。

在上述文件里，唯一與共產國際有所區別的僅僅在於，中共中央認識到了實現以上任務的極端艱巨性。

為此，他們不得不突出強調了共產國際指示中關於要造成一種運動，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同意抗日統一戰線的一面，提出了「逼蔣抗日」的策略思想，準備繼續堅持對南京政府政策的批評態度，同時保持與各反蔣地方實力派的抗日聯合，試圖以此來作為鞏固自身實力和促使南京方面作出妥協的重要籌碼。中共中央清楚地知道，真正要想與國民政府達成協議，他們必須正視國民黨人提出的條件，採取更為實際的步驟。

1936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為與國民党進行比較實際的談判，中共中央起草了《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在該草案中，中共中央雖繼續主張「召集基於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選舉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一切抗日救國方針與方案」，進而組織「民主國會」和「民主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但對於妥協基礎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卻明確表示可以接受用國民政府已有的「國防會議」的形式來替代。

而在具體的軍事和政治組織方面，中共中央更是明顯開始從原來的立場上作出大的讓步。草案公開表示，中共願意停止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言論與行動，紅軍則準備在「不變更共產黨人員在紅軍中的組織與領導之條件下」，同全國軍隊一同「實行統一的指揮與統一的編製」，紅軍代表並願意參加由國民黨人「佔主要領導的地位」的「統一全國的軍事指揮機關」。

這一態度表明，中共中央對於共產國際指示所要求的建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儘管仍抱有希望，甚至仍舊認為有可能促成「民主國會」、「民主政府」之產生，但是，中共中央已經開始認識到，根據目前的實力對比所建立的統一戰線，是決不可能平等的。

對於共產黨來說，問題的關鍵僅僅在於：

「求得在實行抗日與保存蘇區紅軍等基本條件下成立雙方之統一戰線」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鑒於此，中國共產黨人已開始考慮如何承認目前「最有力量的」國民黨在未來統一戰線組織中的實力領導地位，並據此在紅軍名稱、蘇區政權形式、沒收地主土地及其有關革命政策方面實行改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但是，由於此後軍事形勢的驟然惡化和蔣介石的一意孤行，事情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1936年10月下旬，紅軍三大主力約8萬人在甘北會師，但為打通國際路線，接取軍事援助而組織的「寧夏戰役」卻因種種原因而告失利。面對蔣介石重兵「圍剿」和糧食、冬裝以及軍用物資方面的嚴重困難，中共中央不得不一面進一步下決心向國民黨讓步，一面準備在萬不得已時轉戰內地，以獲取生存和發展的物質條件。為此，在11月13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中共中央開始考慮不再以「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作為談判協約之前提條件，準備接受國民黨側重於軍事統一的辦法，承認改編紅軍接受蔣介石指揮、以消弭戰禍、保存實力。

中共中央此時了解到的國民黨方面的最新條件，是張子華10月中旬由廣州面見國民黨方面代表曾養甫後自己歸納的4條。即：

(1)黨可公開活動；：(2)政府繼續存在；；(3)參加國會；(4)紅軍改編受蔣指揮，照國民革命軍編製與待遇。

中共中央認為，可照此條件與國民黨達成協議，並電已赴上海之中共中央代表潘漢年，請其立即依此條件與國民黨方面負責人談判。同時準備必要時派周恩來前往南京，以求加快這一進程。

對於中共中央的這種重大的讓步，共產國際顯然缺乏足夠的思想準備。而面臨如此嚴重的軍事局面，他們又拿不出任何解決問題的切實可行的方案。在11月20日的電報中，他們坦率地表示不同意派周恩來去見蔣介石，並認為在蔣介石堅決反共的條件下，國民黨人的談判或者是一種特務手腕，或者不會有任何實際意義。

顯而易見，此時中國共產黨只有三條路可走：

一是「在保全紅軍全部組織力量，劃定抗日防線的基礎上」與蔣聯合；二是利用與張學良、楊虎城秘密結盟的關係，策動東北軍、西北軍與紅軍共同創立西北獨立局面，並爭取閻錫山、傅作義兩部之同情；三是分路突圍，轉入內地，進行長期的游擊戰爭，以保存紅軍主力。

但第一條道路被蔣介石堵死了，第二條道路共產國際又不贊成，結果只有第三條道路可行。可是事實上，紅軍一旦打入內地，不僅軍事形勢更加險峻，前途難測，而且再要想迅速實現全國範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民黨妥協，就更加困難了。

4、蔣介石對中共策略方針改變與蘇聯方面的影響

南京國民政府於1928年斷絕了同蘇聯的外交。「九一八」後，國內有識之士紛紛譴責蔣介石的反蘇行徑，認為日本入侵是中蘇絕交招來的惡果，要求中蘇復交的呼聲日益高漲。主張恢復中蘇邦交的，不僅有進步的知識分子、社會團體和輿論界，還包括國民黨內的一些上層人士。在朝野人士的共同呼籲下，從1932年4月起，國民政府派代表與蘇聯政府代表開始商議復交問題。為避免日本從中破壞，談判採取嚴格的保密措施，由雙方出席國際縮軍會議的代表(中方是顏惠慶，蘇方為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在日內瓦舉行。到12月12日，雙方談判達成協議，宣布正式恢復邦交。

1935年後，蔣介石加快了聯蘇步伐，這與下述情況有關。

首先，由於華北事變後國難日益嚴重，國民政府急需尋找外援。鑒於「九一八」後美英對南京的要求多是口惠而實不至，又考慮到中日戰爭爆發後東南沿海必將被日本海軍封鎖，中國難以從海路獲得外援；而中國西北地區與蘇聯接壤，是接受外援的可靠通道。

其次，蔣通過第五次「圍剿」，迫使紅軍主力退出閩贛和鄂豫皖等蘇區，在長征過程中實力減弱。在蔣介石看來，到達陝甘的紅軍已成強弩之末，構不成他的「心腹大患」蔣便放心地改善對蘇關係，加快聯蘇步伐。

再次，了解到蘇聯的友好態度和聯華的迫切心情。1934年暑假，受到蔣介石器重並親自接見的自由主義學者、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蔣廷黻計劃訪歐，搜集有關歷史資料。蔣介石於7月27日在廬山再次召見他，囑其探測中蘇兩國合作的可能性。蔣介石通過外交途徑告知蘇聯政府，蔣廷黻是作為他的代表訪蘇，請蘇聯通力協助。蔣廷黻在莫斯科受到熱情接待。

為加快聯蘇，蔣介石採取了一些實際步驟。1935年4月，蔣派其親信鄧文儀以陸軍上校軍銜去莫斯科，任駐蘇使館首席武官。這位肩負特殊使命的人物，除履行武官職責外，還奉蔣命秘密會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揭開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秘密談判的序幕。

年底，蔣介石派國民黨中央核心人物之一陳立夫去蘇聯，希望與蘇締結反日軍事同盟。陳立夫由張沖陪同前往。

蔣介石加快聯蘇採取的主要行動，是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在南京舉行會談。蘇聯政府此時口頭上答應了南京的要求，但在行動上十分謹慎。

其主要原因，一是擔心蔣介石對日妥協，尤其害怕蔣聯日反蘇。二是蘇聯要求蔣介石調整對中共的政策，由「剿共」改為聯共。

蘇聯政府認為，國共兩黨的內戰只對日本侵略者有利，蔣只有停止「剿共」，與紅軍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侵略。莫斯科指示鮑格莫洛夫：在與蔣介石談判時要表明蘇聯政府對此問題很關切。南京的「軍隊同中國紅軍間不實現統一戰線，對日本的侵略進行嚴重鬥爭將是不可能的」；同時還要向蔣講明：蘇聯不準備充當國共兩黨談判的中間人，相信「蔣介石本人在沒有任何中間人的情況下完全可以同中共談判」。

蔣介石懂得，為謀求蘇聯援助，在國內須做出些姿態；同時，他認為第五次「圍剿」後轉移到陝甘的紅軍，可用收編的辦法予以解決。

1936年1月22日，蔣介石直接向鮑格莫洛夫表示：

蘇聯「向他提出的問題中，最重要者莫過於對紅軍的處理問題，若能對此問題達成協議，其他問題則迎刃而解」。他「要求蘇聯政府從中斡旋」，「對紅軍施加影響」，接受他的收編。蔣說，如能這樣，「就表明了蘇聯政府對南京的誠意，南京政府則可成為蘇聯的忠實盟友」。

鮑格莫洛夫鄭重回答蔣說：

「蘇聯不擬在國共兩黨間斡旋」，因為這「純系中國內政」。

兩個月後，即3月21日，孔祥熙告訴鮑格莫洛夫，蔣介石已開始同中共秘密談判。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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