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作家誕生出無窮的思想,最為深邃的是思想的遙遠

創作特點

作品思想

愛與美是約翰·濟慈畢生的精神追求。約翰·濟慈在五篇長篇敘事詩《恩狄芒》、《拉米亞》、《海壁朗》、《聖亞尼節前夕》以及《伊莎貝拉》中表現了對永恆的愛與美的執著追求,代表著濟慈詩歌的藝術成就。這五首長詩不僅在濟慈全部詩歌創作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而且與同時期的浪漫主義詩人拜倫和雪萊相比,濟慈長詩展示出與眾不同的藝術風貌。雖然濟慈短暫的一生中充滿了"疲勞、熱病、和焦躁",但他仍舊在長詩中構築了一個愛與美交織的世界。

一、濟慈筆下的愛:首先表現為對浪漫愛情的描寫和追求。濟慈詩歌中的愛還可以理解為,對人類普遍精神困境的關注和思考。

二、關於"美"的實質含義,濟慈在他短暫的一生中並沒有做出明確而細緻的闡述。也許與柏拉圖理解的美相似,濟慈長詩中的美是一種"涵蓋一切、統攝一切的最高理念"。這個美的概念既包括藝術作品,也包括人的行為思想;美既是具體的,也是抽象的。

總結:濟慈在長詩中建構了一個愛與美的世界,這使他能夠以樂觀的態度面對艱難現實。濟慈自幼失去父母,長大後三弟不幸早夭,妹妹寄居別處鬱鬱寡歡,二弟移民美洲生存維艱,濟慈自己在照顧弟弟時感染肺病,詩集出版後遭受到批評家的惡意攻擊,紛至沓來的磨難損害了濟慈的身心健康,最終在貧病交加中英年早逝。然而,濟慈面對現實中的苦難並沒有放棄對愛與美的追求,正是現實中的痛苦促使他用藝術的方式去追尋愛與美,因此可以說,苦難人生是他詩思的催化劑,促使濟慈在詩歌藝術當中建造了一個愛與美交織的藝術世界。

創作手法

濟慈的作品中直接對生活中的衝突予以了表現,作者沒有隻顧著訴說自己的煩惱,而是將自己所處的那個充斥"疲勞、熱病和焦躁"的世界表現在讀者面前。作者懷著憤懣的情緒,勾勒出一幅蕭索而悲涼的畫面。世間的哀傷和夜鶯的快樂構成了一組鮮明的對比,強有力地襯托出作者讚揚這永恆美的主旨,展現出他的人文傾向與觀點。在其作品裡,現實和理想交相融合,構成了他別具一格的創作風格。濟慈終其一生都在追尋美,他任憑自己的想像在神秘中追尋,所以他自始至終都沒有忘記自己應對整個社會負起的責任。濟慈的很多作品都對生活中的慘劇予以深刻的表現,他痛斥社會,力圖顯現人性中惡的一面,表現出那個時期真實存在的悲劇。

在他早期的詩作《致喬治·濟慈》《詠和平》中就有對現實的描寫;在其中後期的作品《恩狄芒》《拉米亞》等,這種現實感就更加明顯了。特別是在《夜鶯頌》中,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了現實中的衝突與悲痛。該部作品裡,濟慈一開始描寫主人公身處的洋溢著歡歌笑語的精彩世界。夜鶯在大自然中無牽無掛快樂鳴叫,將生活的美妙用委婉的歌聲來表達。聽到鳥兒的歌唱,主人公一開始是喜出望外的心情,緊接著悲從中來。他被病魔折磨得苦不堪言,聽到了夜鶯快樂的歌唱,對比自己的處境難免心生悲傷。

在他的創作初期,《睡與詩》是其成功的作品之一。他憑藉深刻的觀察與極富深度的思考,展現出睡夢和寫作這兩者之間衝突又相關的關係。睡夢是人類大腦處在不受控制的狀態,而創作詩歌是人有意識的高階模式;這兩者完全不同,看上去彼此之間沒有任何關係。但是濟慈從獨特的角度把這兩者當成是藝術創作中相互關聯、密不可分的兩個方面。在他看來,在睡夢中的想像力是超乎尋常的,可以當成詩歌來看。

在後期作品中,尤其是傑出的六篇"頌體詩",將濟慈的哲理觀點表現得淋漓盡致,《憂鬱頌》就是其中的一部。濟慈用精闢獨到的評論以及各種文學修辭手法,把自己的感悟自然而然地融入到詩篇中,讓整部作品獨具韻味,意蘊連綿,發人深省;在作品的末尾,他留下了與眾不同而動人心弦的金玉良言:她與"美"共處-那註定凋零的"美"。作者運用擬人的方式,將"美""歡愉"和"欣慰"這三種個性表現得活靈活現,使人讚嘆不已;"歡愉"總會向人們作出一副告別的模樣,和悲傷同存;"欣慰"和悲痛同存,所以"痛苦的欣然"。作者更進一步展現了人生的雙重性-沉鬱和快樂兩者相依相存,只有一直努力地追尋美滿幸福,同時具有不畏艱險的勇氣與力量,才可以真正體悟到生活的真義。雖然該作品的結局帶有悲觀色彩-帶著勇氣去嘗試"歡樂果"的人最後變成了"憂鬱"的另一類人,但讀者仍可以感受到作者的苦心:人的一生為什麼如此珍貴,就是因為快樂和悲痛是同時存在,彼此不分的。

作品形式

濟慈的作品極富哲理色彩,作者運用自身智慧及對人生刻骨的觀察與思索之後得出的見解。濟慈一生都在努力實驗詩體創新與改良,希望詩歌的表現形式與內容能夠完美融合,創作出富有美感的佳作。所以在他創作的時候,他一定會挑選與內容相符的創作形式,力求形式與內容的結合能表現出他的思想。十四行詩是他創作初期經常使用的一類形式。這種詩體分為前八行與後六行,以此表現截然不同的看法。濟慈創作的《明亮的星》就是採用這種詩體,詩歌的境界高深,立意深沉,兩種看法比對明顯,可以稱之為十四行詩中的傑出佳作。

濟慈特別看重詩歌形式,他精心改良,採取與內容相符的詩歌形式。比如《冷酷的妖女》中,他採用了中世紀民謠的形式,他將每節的末行進行簡化,促使作品的節奏變得更快,讓詩歌的韻律更為動聽,而且短句里隱含了蜿蜒波折的意義,重點展現出了作品裡妖女的狡詐與騎士的悲慘,這和詩歌沉鬱,悲涼的氣氛相符。在《阿格尼斯節前夜》中,他將每節的末行增加了數字,使得整部作品節拍表現緩慢而有力,詩作的敘述與描景變得深沉而精緻,展現出了多角度的生活場景。

濟慈在不斷創新後,開拓了抒情詩的表現形式,除了借景抒情,還有即事抒情及詠物抒情。前者在其敘事詩中較為常見的。在《伊莎貝拉》中,就有很多即事抒情的篇章。比如第三十節講述了主人公在愛人被殺害以後的悲痛情景。作者對這些內容的描述極富衝擊力,藉此表達了他對世間罪孽的深惡痛絕以及對貧苦百姓的深刻同情。儘管他創作的詠物詩十分少見,但該類詩歌在他的作品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包括《希臘古瓮頌》。該作品不但描寫了古瓮的外形特徵,還著力表現雕刻在上面的畫作,濟慈將詠物、寫景、抒情都融會於一體,促使整部作品彰顯出別具一格的藝術魅力。

人物影響

濟慈在《希臘古瓮頌》中提出了"美即是真,真即是美"這個命題,對後世抒情詩的創作影響較大。

濟慈對英國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初的文學有著影響,他從三個方面影響了眾多的的詩人和藝術家:豐富的感官描寫,舒適恬靜地表現中世紀的理想,有關藝術和思想,或思想和世俗的悖論。深受濟慈影響的詩人和藝術家主要有:浪漫派詩人托馬斯·胡德,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詩人艾爾弗雷德·丁尼森,前拉斐爾派詩人和畫家D·G·羅塞蒂,象徵派詩人w·B·葉芝以及死於一戰的年輕詩人威爾弗雷德·歐文等。濟慈為他們的詩歌提供了創作靈感、寫詩的技巧、故事內容和主題風格。

人物評價

英國詩人珀西·比西·雪萊:他本是"美"的一部分,而這"美"啊,曾經被他體現得更加可愛。

黎巴嫩作家紀·哈·紀伯倫:濟慈應說,此地長眠者,他的聲名是用火鑄寫在天空。

中國作家屠岸:如果天以借年,他能夠達到什麼樣的成就,是難以預料的。但是人們公認,當他二十四歲停筆時,他對詩壇的貢獻已大大超越了同一年齡的喬叟、莎士比亞和彌爾頓。

美國作家丹尼爾·S·伯特:除彌爾頓外,沒有其他英國詩人對後來人產生過像濟慈這樣深刻的影響。

後世紀念

濟慈故居

倫敦的濟慈故居位於西北部漢普斯泰德區,在濟慈的時代還是偏僻的郊區鄉村,附近是叢林和草地。濟慈在這裡住過一個不太長的時期。1818年12月,濟慈的弟弟湯姆死於肺結核,他的好友布朗把他接到自己家中同住,這就是現在的濟慈故居。濟慈一度離開此宅,後又住入,直到1820年9月他赴義大利為止。在這裡,他寫出了他最主要的作品,《聖亞尼節前夕》《海壁朗》等。

濟慈的書信、手稿等作品,主要都收藏於哈佛大學Hughton圖書館,部分收藏於大英圖書館、位於北倫敦的濟慈紀念館等。

文學分析

艾略特第一次發表詩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的時候,那些詩顯示了他早期所受的影響:法國象徵主義詩派,特別是史蒂芬尼·馬拉美和儒爾·拉福格的反諷派,以及查爾斯·波德萊爾的都市意象。艾略特畢生對現代文明困境和戰後幻滅情緒的關注,在此也初露端倪。
《普魯弗洛克的情歌》(1915年發表於《詩刊》)是上述影響和關注的早期例證。這是一個羞怯、受壓抑的男人的內心獨白。它使人看到艾略特在此時就已開始對作為一種技巧的「支離破碎」的觀念感興趣了。普魯弗洛克渴望與人交往,卻又離群索居,既敏感又麻木,總擔心與人交流和接觸會有不良的後果。通過在全詩中羅列一些看起來毫無聯繫的意象,艾略特強調了他認為屬於現代男女的那種支離破碎的特徵。
《荒原》,這是20年代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展示了他對20世紀困境的關注。它的成就應歸功於艾略特的良師兼益友埃茲拉·龐德的熱情幫助。他建議艾略特修改原稿,刪去一些闡述性的材料,砍掉七十二行韻體對白,刪除一些冗言贅言和俗麗的詩歌措詞。結果它成了一首無與倫比的實驗性詩作,語言質樸無華,想像超凡不俗,它形成了文學史上的一次革命。艾略特在詩中所表現的技巧和遠見,在某種程度上將對當代人和後代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荒原》中,他試驗了一種他認為是詹姆斯·喬伊斯發現的技巧:神話運用。1922年評論《尤利西斯》時,艾略特將這種運用神話的方法解釋為提供「一種現實與歷史之間永恆的比照」。在收入1919年詩集《詩》的《筆直的斯威尼》和《夜鶯中的斯威尼》兩首詩里,艾略特也曾試驗過這種方法。在《荒原》中,他是最後一次運用神話的手法。他圍繞死亡與再生的神話構思作品,相信這種神話是世界上所有主要宗教的原型。艾略特這種觀念來源於兩本人類學著作,傑西·韋斯頓女士的《從祭儀到神話》(1920年)和詹姆斯·弗雷澤爵士的《金枝》啟發他在詩中描繪了一個神話的國度,那裡一個受傷(或死亡)的國王在等待著有人來拯救他,並使他的土地恢復豐饒。詩中藉助荒漠、水、豐饒和再生等的象徵,艾略特創造了在他看來既屬於現代、也屬於任何時代的圖景。


艾略特《荒原》以後的詩歌繼續對當代文化進行探索,他極為強調個體尋找一個確定個性的標準的必要性。這一詩學問題反映了艾略特的個性旅程,這在那些有關宗教懷疑與調和的詩歌標題中就有所暗示:《三聖人的旅程》、《灰星期三》(1930年)、《四個四重奏》(1943年)。《四個四重奏》的創作始於1934年,到1943年才完成,這是他改變基督信仰後的作品;他並沒有過分地將宗教信仰的避難所戲劇性地表現為通向真理的坦途。這是一部包含著宗教與哲學沉思的組詩。正如它的標題所暗示的,《四個四重奏》有著音樂的結構,它由四首以地名為標題的抒情長詩組成:「燃燒的諾頓」,一個英國莊園所在地;「東庫克」,艾略特祖先居住的一個小村莊;「乾燥的賽爾維吉斯」,美國馬薩諸塞州安角海域的一組礁石;「小吉丁」,17世紀一個英國國教社團所在地。詩的每個四重奏都含有流動的、變化不定的韻律,有伴隨著它主題的主題、反覆和多重富有獨創性的音樂的、沉思的基調。總之,這部四重奏表現了艾略特在個性發展和文學歷程中尋求價值肯定的一種努力。


這些探索促使艾略特在其他體裁上一試身手。他寫了五部戲劇:《大教堂謀殺案》(1935年)、《合家團圓》(1939年)、《雞尾酒會》(1949年)、《機要秘書》(1953年)、《政界元老》(1958年)。宗教主題在每一部戲劇中都得到體現,五部戲劇都在倫敦和紐約百老匯成功地上演。這些劇作都用韻文寫成,它們顯示了艾略特試圖探索他在詩中涉及過的同樣的主題,只不過這次是將它們搬上了舞台。


艾略特在他的詩歌中所關注的問題,也在他的文學評論中得到展示。他發表過研究但丁、喬治·哈伯特、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17世紀詩歌的著作,還出版了多種論述社會和宗教、研究多種美學問題的論文集。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聖林》(1920年),收有艾略特著名的論文《傳統與個人才能》。在這篇論文中,他談到傳統的能動性,強調詩本身而不是詩人個性的重要性。這些觀念也包含在艾略特的詩中,他的詩歌不斷地表現過去與現在之間的聯繫。他宣稱,這是一種藝術家可以通過對傳統的貢獻和反思而重構傳統的方式。在這種重構的過程中,艾略特說,藝術家必須通過「不斷的自我犧牲」壓抑個性。現代詩歌中最重要的應該是詩本身,而不是詩歌創作者的個人風格。他不僅宣揚這種觀點,自己也身體力行。


儘管他在文學評論和詩劇創作上都有建樹,但艾略特始終還是個詩人。他是個後來才成為英國公民的美國人,由於他這種不同尋常的、幾乎是人格分裂的角色,讀者曾問艾略特他的詩歌是屬於美國傳統還是英國傳統。1959年他在《巴黎評論》上回答這個問題時說:「我得說我的詩歌顯然與我那些著名的美國同齡人有更多的相同之處,而英國同輩人的特徵則在我的作品中表現得較少。這是我可以肯定的。」
正像他清楚地理解自己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一樣,評論家們也清楚地懂得,艾略特作為現代主義英語詩歌的創始人之一,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他就對文學產生了毋庸置疑的影響,並且必將影響未來。艾略特晦澀難懂的試驗性詩歌向他的讀者提出了挑戰,並在繼續挑戰。晦澀難懂的標準是艾略特美學觀的一部分,他認為,詩歌,特別是20世紀的詩歌,不可能簡單明了。在《詩的用途與批評的用途》(1933年)中,他解釋了這個觀點:「難懂(在閱讀某些詩時是)由於作者省略了讀者習慣於尋找的某些東西而造成的,因此,讀者便感到困惑不解,四處搜尋詩中略去的東西。」使詩具有這種內在的困難性,是艾略特的一種技巧實驗:他的沒有明顯聯繫的意象的羅列,對隱喻的依靠,粗礪的、不加修飾的語言,對結構的創新等。艾略特最終表達了他對現代文明的看法,他對20世紀混亂和文化貧乏的感覺,還提出了關於怎樣對現代文明的脫節作出恰如其分的反應的問題。晦澀、創新、預言,T.S.艾略特對瑞典文學院在頒獎時給予他的讚揚當之無愧,他們公認他「無論在詩歌中還是在捍衛某些觀點的文論中,他都能以卓越的天賦找到恰如其分的辭彙」。

後世影響

艾略特的《傳統與個人才能》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由著名詩人卞之琳翻譯成了中文。對於這篇影響深遠的論文,博爾赫斯說,反而我們創造了先輩和傳托馬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統,而不是傳統創造了我們。《荒原》發表後,各種闡釋層出不窮,人們往往把它當作對西方文明沒落的寫照。也有批評家從荒原的拯救上做文章,認為《荒原》在本質上與《尤利西斯》不同,艾略特描寫了孤苦無援的個人面臨無邊的黑暗戰慄不止,要解決當代社會的各種問題非人力所及,惟有在隆隆雷聲中靜候甘霖降臨。

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嚴鋒回憶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國內大學生有「開談不講艾略特,讀盡詩書也枉然」的說法,可見艾略特對中國文化界影響之大。而如今詩歌處於邊緣化狀態,艾略特文集的出版令人感到「遲到了20年」。知名文學評論家、復旦中文系教授張新穎也表示,翻開現當代中國詩歌史,眾多著名詩人都曾表示深受艾略特影響,例如徐志摩曾仿艾略特詩風寫作《西窗》。卞之琳、夏濟安、穆旦等人也都受其影響至深,「從當年的徐志摩、孫大雨到今天的文學青年,幾代人讀艾略特的曠世長詩《荒原》和《普魯弗洛克的情歌》,構成了中國文學的難忘記憶」。

艾略特還是20世紀英國最重要的批評家之一,他的「共同追求正確判斷」的理想一度成為頗有感召力的口號。艾略特的第一本文集《聖林》就讓讀者感受到一種開創新時代的權威之聲,他的《論文選,1917—1932》更是英國批評史上少有的經典。

成就榮譽

艾略特在詩劇領域也頗有成就,他試圖創立一種現代的詩劇模式。劇作《大教堂謀殺案》(1935)的主人公是12世紀的大主教貝克特,劇本肯定了宗教獻身精神。他的其他劇本還有《全家重聚》、《雞尾酒會》等。艾略特還是一個重要的文論家,他寫有著名的文學論文《傳統與個人才能》和《詩的三種聲音》等大量評論。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見解,如作家要有歷史感,作家不能脫離文學傳統但可以以自己的創作去豐富和改變傳統,詩人應該去尋找「客觀對應物」等。他在《聖林》和《論詩與詩人》等文章中還提出了詩歌創作與評價的原則。這些見解對新批評派有很大的影響。1948年因詩歌《四個四重奏》獲諾貝爾文學獎金。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用英語寫作的最有影響力的詩人。

人物作品

艾略特從1909開始詩歌創作,先後出版《普魯弗洛克的情歌》(1917)、《詩集》(1919)、《荒原》(1922)、《艾略特詩集》(1909-2925)、《東方賢人之旅》(1927)、《灰色的星期三》(1930)、《詩選》(1909-1935)、《四個四重奏》(1943)等。其中,《普魯弗洛克的情歌》是早期詩歌的代表作;《荒原》產生於創作中期,是20世紀西方文學的劃時代作品,現代主義詩歌的里程碑;《四個四重奏》是晚期詩歌的代表作。

艾略特的詩受法國象徵派詩歌、 文藝復興後期英國劇作家和玄學派詩歌的影響, 形象具體準確, 思想和感情融合用聯想和暗示為聯繫, 反映了20世紀20年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懷疑和幻滅的情緒, 到了30、 40年代又有向宗教中求解脫的情緒。

艾略特早期詩歌中最重要的有:《普魯弗洛克的情歌》(1915),寫上流社會一個庸碌的青年在求愛詩中的矛盾心理;《一位夫人的寫照》(1915),寫上流社會婦女生活的空虛;《小老頭》(1919),通過一個老頭子的獨白描繪一種空幻的感受。這些詩歌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英美上層社會人物精神上的空虛、貧乏和絕望。

《荒原》(The Waste Land)(1922)是20世紀西方文學裡一部劃時代的作品,是現代派詩歌的里程碑,也是艾略特的成名作。 全詩分5章。在第一章《死者葬儀》里,詩人以荒原象徵戰後的歐洲文明,它需要水的滋潤,需要春天,需要生命,而現實則充滿了庸俗和低級的慾念, 既不生也不死。第二章《對奕》對照上層社會婦女和酒吧間里下層男女市民的生活,顯示出這樣的生活也是同樣低級和毫無意義的。第三章《火誡》寫情慾之火造成的庸俗猥褻, 空虛而無真實的愛。第四章《水裡的死亡》最短,暗示死是不可避免的,人們渴望的生命之水也拯救不了人類。 第五章《雷霆的話》又回到歐洲是一片乾旱的荒原這一主題,對革命浪潮感到恐懼,宣揚宗教的「給予、同情、剋制」。艾略特利用人類學關於神話傳說的研究成果,大量引用或更動歐洲文學中的情節、 典故和名詞,用6種語言,以鮮明的形象並借暗示和聯想、嚴密的結構,構成一部思想和情調一致的完整詩篇 。全詩極少用韻, 大多是有節奏的自由體,語言變化多端。這首詩在技巧上是一個大突破,在《標準》季刊最初兩期刊出之後,頗受訾議,其後作者增加了註解,研究者又作詮釋和評論,基本可以讀懂。

艾略特其他重要詩作如《空心人》(1925), 絕望情緒更明顯:人只是死亡國土上的一個空架子, 一個填滿了稻草的人, 一個影子。"世界在嗚咽中結束"。這首詩中抽象名詞逐漸增多。《灰星期三》(1930)指四旬齋的第一天 ,要把灰撒在悔罪者的頭上, 宣揚基督教服從上帝的意志和悔罪的教義。

《四個四重奏》寫成於1935至1941年間,借用4個地點為題:《燒毀了的諾頓》指一座英國鄉間住宅的玫瑰園遺址;《樂科克》是艾氏祖先在英國居住的村莊和村達小路;《乾燥的薩爾維奇斯》指美國馬薩諸塞州海達一組礁石;《小吉丁》則指17世紀英國內戰時期國教徒聚居點的一座小教堂。 這是一組哲學宗教冥想詩, 中心主題同《荒原》一致,通過個人經歷、歷史事迹等,抒發對時間(過去、 現在和未來)的空幻感、生命的幻滅感, 齊始終,等生死,"紫杉與玫瑰同壽",宣揚基督教的謙卑精神。 這首詩冥想與形象交織結合, 語言節奏性強, 沒有《荒原》的造作, 讀來自然流暢, 明白澄澈,被認為是艾略特登峰造極的詩作。

艾略特的劇作多採用詩體。早期的《鬥士斯威尼》(1926)未完成。為倫敦某教區募款而上演的《磐石》(1934)是古裝表演劇, 其中的合唱隊台詞則渲染教會過去和現在所經歷的困難,宣揚它最後必然取得勝利。

艾略特最著名的詩劇是《大教堂兇殺案》(1935),為坎特伯雷大教堂主日活動而作。故事源自12世紀坎特伯雷大主教汗馬斯· 厄·貝克特與國王亨利二世的矛盾。貝克特抵抗住各種引誘,最後被國王派來的騎士殺死。評者認為此劇歌頌的是為世人贖罪的獻身精神,也有人認為是反對教義所否定的驕傲罪。

《全家重聚》(1939)用現代題材寫犯罪的報應,犯罪使家庭破裂,強調人物的贖罪心理。 《雞尾酒會》(1950)和《機要秘書》(1954)以現實主義喜劇形式宣揚宗教信仰給有罪的人帶來自我認識之光,只有宗教信仰才能使人不入迷途。最後一個劇本《政界元老》(1959)則轉而歌頌愛情。

艾略特最早的批評著作收在《聖林》(1920)中, 以後陸續發表批評文章,於1932年另編《論文選集》(1951年修訂),1936年又編成《古今論文集》。

他的最主要的文學批評文章有:《傳統與個人才能》(1917)、《批評的功能》1923、《詩歌的用詩和批評的用詩》(1930),此外還有關於詩劇、個別劇作家和詩人的文章和演講。艾略特對莎士比亞並不推崇;認為彌爾頓給詩歌技巧帶來了壞影響;他認為雪萊概念化,拜倫只供上層社會娛樂。他十分推崇但丁、英國文藝復興(尤其後期)劇作家、玄學派詩人。他稱頌德萊頓的詩歌技巧能給人以驚訝的快感。

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一文中,他提出一個作家不能脫離傳統創作,但能像催化劑那樣使傳統起變化, 這就是作家個人才能之所在。文學批評的功能就是要把讀者所未能見到的事實,擺到讀者面前,提高他欣賞和感受的能力。

艾略特還提出兩個重要的詩歌批評概念:"感受的分化"和"客觀對應物"。他認為英國詩歌在I8世紀以後趨向於理念化、 概念化, 思想與感情、 思想與形象脫節,而19世紀詩歌的思想感情又趨於朦朧模糊,因此詩人應回頭向17世紀前期即文藝復興後期和玄學派的詩學習。他認為詩人表達思想感情不能像哲學家或技巧不高明的詩人那樣直接表達或抒發,而要找到"客觀對應物"。作家必須像古典主義作家那樣用冷靜的頭腦, 把"客觀對應物"如各種意象、 情景、 事件、 掌故、 引語, 搭配成一幅圖案來表達某種情結, 並能立刻在讀者心中引起同樣的感情, 做到文情一致,以糾正19世紀詩歌的朦朧模糊的效果。

除文學批評外,艾略特還發表過不少有關宗教和文化的名作和文章,其中主要的有《什麼是基督教社會》(1940)、《關於文化的定義的札記》(1949)等。

艾略特的創作和評論對英美20世紀現代派文學和新批評派評論起了開拓作用,對整個西方文壇的影響,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

同名作家

艾略特Eliot,George(1819~1880)

英國作家。原名瑪麗·安·埃文斯。1819年11月22日生於英國沃里克郡,1880年12月22日卒於倫敦。她從小熟悉英國農村的風土人情。少女時代就讀於女子住宿學校,母親去世後幫助父親料理家務,居家自學,有語言天才,掌握德文、法文、義大利文、拉丁文和希臘文。20歲隨父親遷居考文垂,在那裡結識了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青年查爾斯·勃雷、查爾斯·韓奈爾等,讀了後者所著《關於基督教起源的考察》等懷疑主義論著,毅然拋棄了宗教信仰,熱烈關注社會改革的各種新潮流。這是她一生的轉折點,1846年她翻譯出版了德國思想家大衛·斯特勞斯的無神論著作《耶穌傳》,幾年後又翻譯了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這兩部書的出版對英國19世紀自由主義思潮的發展有相當影響。1851年她擔任《威斯敏斯特評論》的助理編輯,接近更多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思想進一步成熟。

這個時期她與評論家、有婦之夫喬治·亨利·路易斯由於思想投合而共同生活。在後者的鼓勵下開始從事創作,以喬治·艾略特為筆名發表作品。最初以《牧師生活場景》為題發表3部中篇小說 ,引起評論界的注意 。接著出版的《亞當·比德》,是一部真實地反映18世紀末英國農村風貌,表現同名主人公深刻道德力量的小說。《弗洛斯河上的磨房》,是一部描寫19世紀初英國農村生活的小說 ,通過一對兄妹的故事和命運反映作者的道德思考。《織工馬南》,是一部有較高藝術成就的心理小說。由於與有婦之夫同居,她被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體面」社會所放逐,後來兩人經常在歐洲大陸旅行。兩次義大利之行使她創作了長篇小說《羅慕拉》,反映義大利宗教改革家的生活。她的其他重要作品還有:《費利克斯·霍爾特》、《米德爾馬契 》、《丹尼爾·德龍達》等。

《米德爾馬契》被認為是她最重要的小說,通過眾多人物複雜交織的命運深刻地思考了人的自由意志與自由選擇、個人行為對自己及對他人所造成的後果等,把作者的「人必須為自己的道德選擇付出代價」的思想發揮到極致。這是一部描寫人生幻滅的小說,包含大量的心理分析。艾略特具有深刻的觀察力和思考力,在小說中塑造了許多有聲有色的女性人物。

創作特點

高爾斯華綏的作品以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期的英國社會為背景,描寫了英國資產階級的社會和家庭生活,以及盛極而衰的歷史。他的作品語言簡煉,形象生動,諷刺辛辣。小說對資產者作了犀利的諷刺,是最能體現高爾斯華綏進步思想和藝術手法的現實主義傑作。但它也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局限:描寫的生活圈子過於狹隘,局限於資產階級中上層的家庭、婚姻、道德領域,而沒有展現出那一時代廣闊的社會風貌;在揭露和諷刺"福爾賽精神"的同時,卻又對福爾賽家族某些重要成員如老喬里恩等人作了理想化的描寫。

主題

高爾斯華綏生當現代主義文學鼎盛的時代,但他並不隨波逐流。據說他的好友康拉德等曾勸說他學點時髦,但他不變初衷,堅持傳統的現實主義道路。

他筆下的人物大致分為三類一是像他自己一樣的"有產業的人",也就是"福爾賽們";其次,是下層人民;此外就是介於這二類之間的人,即知識階層,或闖入"有產業的人"中的"外來者"。他平時就生活在第一類人中間,他們有的就是他的親人,甚至就是他本人。例如,《有產業的人》中的老喬里恩的原型是作者的父親。喬里恩的原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作者本人。那個充滿流氓習氣、十足典型的"福爾賽"索萊斯的原型就是作者的堂兄阿瑟·高爾斯華綏;索米斯的妻子伊琳的原型就是阿瑟原先的妻子艾達。同伊琳一樣,艾達也是由於不堪阿瑟的虐待,忿而離婚,最後成為作者的終身伴侶。作者對這些人物的刻畫自然是得心應手。至於第二類人,他雖然沒有同他們生活在一起,但由於年輕時曾替父親的公司到貧民窟去收過租,討過債,長大成人後又遊歷過世界各地,參觀過包括監獄在內的各種各樣的地方,目睹他們的窮苦遭遇,深感社會對他們的不公正,因此對他們的描寫也顯得生動逼真。至於第三種人,他接觸得不多不深,了解得不透,所以他筆下的這類人物形象一般比較蒼白。

作為一具有正義感,又較為深刻了解社會生活的作家,高爾斯華綏在自己的作品的字裡行間都流露出對社會的批判,對上層社會的諷刺和對窮苦人民的同情。不過他的批判一般限於道德精神方面,這種批判態度也不是始終如一他自己說過:"我的早期作品確實是抒情多於批判。但從1901年以後的9年間,大致來說,主要是批判占統治地位。"這句話確實能勾勒出他前期作品的傾向的輪廓。

譬如,《有產業的人》的主人公索米斯被刻畫成一個典型的具有"福爾賽精神"的人物,他的財產意識觀是極其偏頗的,在他的眼裡,一切東西都要事先就想好它的應有價值,當成原始資本讓其積累更多的財富,如他在收集名畫和古玩時,考慮的不是其本身的藝術價值,而是其能在拍賣行獲取多少的額外利潤;他在進行房產資金投入時,也是始終將利益擺在最前面,考慮在此建房後能得到多少回報"在他眼裡,妻子更是他的私有財產,他看中伊琳的美貌,用金錢從她後母手中將其搶奪過來,而之後他並沒有好好地對待伊琳,甚至不把她看做是一個具有思想和生命的人,只是把她當成一件古玩物的收藏,向倫敦的人們宣布他對美女伊琳的占有權,他還以此作為無上的榮耀而沾沾自喜"所以在婚後對於伊琳他更是將其當做不可侵犯的私人財產,將伊琳封閉在他的個人世界裡"他的所作所為激發了伊琳對他的反感與恨意,但是索米斯卻不以為然,還宣布是伊琳違反了法律中有關財產法的規定,作為懲罰,他要將伊琳囚禁在鄉下的別墅里,不讓她有機會逃離自己的身邊"因此,當索米斯發現他的私有財產伊琳愛上建築師波辛尼時,他的佔有慾受到了威脅,所以他堅決不同意離婚,他不僅強硬地佔有了伊琳,而且還設計陷害波辛尼,使其在遭受事業創傷時也結束了他的生命"該小說將福爾賽一家的勾心鬥角、自私自利的"福爾賽精神"進行了細緻的描繪,使"福爾賽精神"更加被凸顯出來"。

雖然他的後期作品中,批判性逐漸淡化。但高爾斯華綏創作的《福爾賽世家》和《現代喜劇》兩組三部曲,藝術地描繪出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40年間英國資產階級的精神面貌,以及該階級趨於沒落的真實圖景,塑造了幾乎成為"共名"的福爾賽人的典型形象。

手法

小說

系列小說

運用家族史系列小說的方式,反映資本主義社會由盛而衰的歷史性變化,可以說是高爾斯華綏的一大貢獻。高爾斯華綏的全部創作中,以描寫福爾賽家族的兩個三部曲《福爾賽世家》和《現代喜劇》矗為重要,這兩個三部曲描寫了這一家族從發家到衰敗的五代人的變遷。但是,它們和左拉的《盧貢一馬卡爾家族》不同,那裡所寫的並不是一個只有血緣關係的人群,而是一個整體,高爾斯華綏把它看成社會的縮影,英國資產階級的縮影。作家把這個家族與英國社會、英國歷史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通過這個家族內部的矛盾以及它興衰變遷的歷史,寫出英國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所發生的歷史性的變遷,這就是英國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到壟斷集中、從極盛走向衰落的歷史變遷,英國資產階級從興旺到衰退的演變。換句話說,這套系列小說通過一個家族史反映了時代的變遷和階級的變遷。獨白

在高爾斯華綏那裡,作者的描述和不帶引號的獨白穿插在一起,且大多是寫人物的內心活動的,都很像所謂的"間接內心獨白"。不過,我們只是說兩者"很像",不是說兩者相同。兩者之間還是有重大區別的。比如說,現代主義文學的"間接內心獨白",常常是小討的形式,是整個文體,而高爾斯華綏的作品則只是間或使用這種技巧。而且現代主義文學中的各種獨白,往往是不合邏輯、非理性的。作者經常故意加入一些不連貫的成份,故意使事件的原因和意義顯得模糊,故意不加以說明;往往有前後不一致的地方,並且由於為寫意識流而寫意識流(有時當然也為了表現意識的飄忽不定),時常有遊離於主題的現象。高爾斯華綏則不是這樣,而是合乎理性和邏輯,上下文總是有連貫性和因果關係。固然,這些不帶引號的獨白,大都是人物漫不經心的意識之流.與此相伴隨,他有時還使用帶引號的內心獨白,以表現人物經過思考後的明確的、結論性的思想。

與意識流文學不同,高爾斯華綏決不為技巧而技巧,他使用這些間接獨白手法時,既具有開展情節的功能,又是刻畫性格的手段。高爾斯華綏熟練地掌握了這種技巧,能夠應用自如,使這些"間接獨白"與作者敘述融合一起,十分和諧,不留斧斤痕迹。

另外,在高爾斯華綏的中短篇小說中,有很大一部分取材於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寫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們的普普通通的事件。這些小說的主人公有靴匠(如《質量》)、賣文為生的文人(《良心》)、理髮匠(《勇氣》)等。由於他對他們的生活有比較深刻的了解,而且又能以同情的態度進行細緻的觀察,因此往往能抓住這些平凡的人身上的不平凡的品質。使文章更加生動逼真,深入人心。

戲劇

在高爾斯華綏的戲劇中,雖然可以看出他抑富揚貧的同情傾向,但他採取了對稱或平行的結構來塑造人物,指出衝突的雙方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從而達到了置身其外的冷靜、客觀和公正。

譬如《鬥爭》一劇中作者表達的重點不是勞資雙方你死我活的鬥爭,而是對罷工領導人羅伯茨和公司董事長安東尼所代表的極端主義的鞭撻。可在對他們進行否定的同時,高爾斯華綏並沒有把他們描寫成反面角色。相反,他以同情而冷靜的、不偏不倚的態度把他們刻畫成各自陣營中最出色的人物。除了政治觀點和社會地位的差別外,羅伯茨和安東尼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倆有著同樣的優點:堅守各自的原則,為各自的階級或集團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並富有犧牲精神。同時,他們倆也有著相同的缺點:不能了解和團結自己的同伴,固執己見、一意孤行,全然不顧因罷工引起的苦難和不幸,堅持要較量到底。在董事會上,安東尼對董事、兒女們的勸告置之不理,認為必須以"鐵腕政策"來對待罷工工人,不住叫囂著"決不讓步"。而堅韌不拔,無私無畏的羅伯茨也發出了"決不妥協"的誓言。鬥爭的艱巨,家庭的不幸,生活的貧困都不能動搖他的信心。

高爾斯華綏的寫作風格表現在文筆流暢、語言生動、優美,富有感染力。 高爾斯華綏正是在繼承現實主義傳統的同時,還吸取了自然主義的手法,描寫著一個個社會悲劇,記錄著本世紀初英國真實的社會生活,作到了真實與客觀的高度統一,使他在以社會問題為主要內容的新戲劇作家中獨具風格。儘管高爾斯華綏的寫作風格也遭到了一些評論家的責難,認為其過於中庸、妥協,但是他的做法無疑為社會問題劇的發展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他在劇中所採取的疏離、客觀、公正的態度,給當時以討論為主要方式的社會問題劇注入了一股新鮮的活力,調動了讀者的積極性,激發了他們閱讀的興趣,使他們參與到作品中,充分發揮自己的想像力。這樣,劇本通過讀者的閱讀獲得了生命力,它的意義也在此過程中產生並得以升華。

人物評價

約翰·高爾斯華綏為其(高爾斯華綏)描述的卓越藝術--這種藝術在《福爾賽世家》中達到高峰。(瑞典文學院)

高爾斯華綏的創作在源泉、構思和結局上都把偉大的民族藝術在歷史道路上向前推進了一步。(康拉德)

高爾斯華綏早期的一些戲劇和小說的確留下了一種韻味、一種氛圍,與鄉村風景和倫敦上流社會的晚宴混雜在一起。(喬治·奧威爾)

創作特點

布局特點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在布局與情節上很有特點。作品一開卷就疑雲密布,奇事迭出,讓讀者產生了迷惑與好奇心。讀克里斯蒂的作品,高潮迭起,令讀者欲罷不能,緊緊盯著她時,也猜不出克里斯蒂的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當讀者稍一疏忽,她就會讓你大吃一驚。作者熟悉歷史、地理方面的知識,在兩次世界大戰時她還在醫院中工作過,對藥劑(尤其是毒藥)很有研究,這也為克里斯蒂設計兇手作案提供了條件。

在有名偵探作為主角的作品當中,往往結局是由名偵探召集所有活著的人來揭示真相,這一模式被廣為採用。但是作者眾多的作品當中也有不少題材重複的,特別是謀求遺產這一殺人動機幾乎在她所有的作品當中屢試不爽。

心理描寫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每部偵探小說都是心理學在文學上的巧妙運用。她筆下的波洛的頭腦里有無數"灰色細胞","灰色細胞"就是這位矮個子偵探對每個人的心理到動作科學推理的因子。波洛擅長從對方的服飾、舉止、愛好、經歷和人生觀諸方面作綜合分析,然後進行邏輯推理。波洛幾乎沒有與任何兇犯搏鬥過,他總是慢吞吞很悠閑,像一隻經驗豐富的老貓觀察一群嘻鬧的老鼠,從中找到作案是哪一隻"老鼠",把它繩之以法。克里斯蒂筆下另一位女偵探馬普爾小姐,表面上是一位愛扯鬧的老姑娘,外號叫"老貓",其實,馬普爾小姐利用閑扯來進行推理,她總是把無關緊要的閑話與有意的謀殺聯繫在一起,透過罪犯的某些細節與不尋常的舉止來窺視其內心的秘密。她和波洛一樣,都是心理學家。在《東方快車謀殺案》中,波洛對12個旅客的心理活動作了推測,並了解了每個人歷史,從中得出了殺死雷切特的正是12個人共同作的案,原來他們是要為無辜的孩子復仇。在《迷霧》一書,雪柏醫生表演得極其出色,但波洛並沒有被假象所迷惑,他精於推理,終於將雪柏醫生繩之以法。在《偷寶石的貓》中,波洛對梅多班克學校作詳細調查,運用嚴密的推理揭露了真兇安·沙普蘭的真面目。馬普爾小姐則在《牧師住宅兇殺案》和《書房的死屍》兩案中,有驚人的表現,以她的智慧與心理學知識,讓迷霧中的真兇從幕後走到了幕前。充分顯示心理推理在偵探小說中的魅力。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克里斯蒂的偵探小說儘管寫了兇殺與男女之情,但她創作的態度是嚴肅的,沒有渲染暴行,更沒有色情描寫,文筆相當潔凈。

語言特色

阿加莎·克里斯蒂儘管沒有進過正規的學校,但她的文字精巧優美,語言流暢自然,明顯地受到狄更斯小說的影響。她的小說在結構上超過了柯南道爾。柯南道爾擅長寫短篇,而克里斯蒂則駕馭眾多人物與複雜情節,致力構思長篇偵探小說。她小說中的伏筆與線索也比柯南道爾得多。克里斯蒂擅長用多側面的表現手法來反映社會現實,並在每一樁兇殺案的背後插入時代背景與風俗人情的描寫。如在《尼羅河上的慘案》中用優美的文筆描繪水上風情和名勝古迹;而在《偷寶石的貓》一書中,則對中東的地理環境與當地風俗描寫富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尤其在描寫兇殺案發生後,每個與案件有牽連的人的心理活動,可謂惟妙惟肖。克里斯蒂的語言風格也頗具現代主義意蘊。她的語言含義豐富,有著廣闊的闡釋空間。讀者在達到結局之前,根本無法確定她語言符號的真正所指。這種描繪的模糊性正與偵探小說這一文體的敘事口標相一致,促使讀者懷疑每個人物的動機,增強了懸念。

人物影響

法國總統戴高樂自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迷",英國皇太后瑪麗也把讀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作為一種最好的享受。在瑪麗王后80歲生日時,英國BBC電台為女王祝壽,瑪麗女王指定要播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被譯成一百零三種文字。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61年的報告,阿加莎·克里斯蒂是當時世界上作品最暢銷的作家。她的著作在一百零二個國家出售。美國雜誌《紐約人》指出,克里斯蒂的作品其銷售量在書籍發行史上僅次於莎士比亞的作品和《聖經》。她的《東方快車謀殺案》、《尼羅河上的慘案》、《陽光下的罪惡》等優秀作品被改編成電影,譯成多國語言,在世界各地廣為上映,頗受歡迎。她的由小說改編的《捕鼠器》一劇連續上演多年,經久不衰。克里斯蒂這個名字,在英美等國連續數年被列為暢銷書作者榜首。1971年,因她在文學上取得的成就,英國女皇授予她大英帝國阿加莎夫人的稱號。她的作品有不少被譯介到中國。

阿加莎·克里斯蒂開創了偵探小說的"鄉間別墅派",即兇殺案發生在一個特定封閉的環境中,而兇手也是幾個特定關係人之一。歐美甚至日本很多偵探作品也是使用了這一模式。

人物評價

克里斯蒂的作品具有永久的價值。(偵探小說家程小青《論偵探小說》評)

克里斯蒂在社會背景、人物描寫和對話上表現出的敏銳觀察力無人能及。(歷史學家C·V·韋洽伍德評)

克里斯蒂是將"殺人"這一情節遊戲化的第一人,因為此前,柯南道爾以謀殺為主題的小說多充滿了血腥和恐怖,而克里斯蒂的小說中殺人既不壓抑也不血腥,真正做到遊戲化和娛樂化。克里斯蒂的懸疑小說無人可比,事實上讀克里斯蒂的作品,讀者能找到一種和作家對弈的快感,可惜的是在每個回合里,讀者都會落下風,最好的結果也是打個平手。(作家馬原平)

第二次婚姻

失去了經濟來源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不得不重新投入寫作。在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島休養期間,她完成了《藍色特快上的秘密》。熱愛生活的她,終於還是鼓起勇氣回到英國,於1928年簽訂了離婚協議書。在這段人生中的低潮期,阿加莎·克里斯蒂創造了簡·馬普爾小姐這個終身未嫁的可愛老太太形象。

1929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在朋友的建議下登上東方快車,遠赴中東。特異的風土人情翻開了她生命中嶄新的一頁。她慕名參觀了考古學家倫納德·伍利在烏爾(現伊拉克境內)的發掘地,並和伍利夫婦成為好友。

1930年,當阿加莎·克里斯蒂重訪此地時,伍利的助手馬克斯·馬洛溫被委派接待她,並陪她在返回英國的路途中一路遊歷。然而不期而至的電報傳來女兒羅莎琳德患上肺炎的消息,令她驚慌失措。善解人意的馬克斯護送阿加莎回到英國。看到女兒已在姐姐的照料下逐漸康復,她如釋重負。生活彷彿又將歸於平靜。然而,比她年輕14歲的馬克斯的突然求婚打破了平靜,令她又驚又喜。在反覆權衡並徵求了家人的意見後,她克服了對愛情生活的恐懼,於1930年9月11日與她外甥的大學同學馬克斯·馬洛溫步入婚姻的殿堂。

這以後,寫作和一年一度的探親成為阿加莎·克里斯蒂生活的主旋律。她懷著對生活的熱愛把她細緻觀察到的點點滴滴都寫進了自己的偵探小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打亂了所有人的生活秩序。馬克斯參軍,作為中東專家被派往北非。女兒羅莎琳德結婚生子,可丈夫卻在1944年陣亡。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忙亂中又參與了當地醫院的志願工作,業餘時間仍然奉獻給寫作。獻給羅莎琳德的《帷幕》和獻給馬克斯的《神秘的別墅》在炮火聲中寫就,這分別是波洛和馬普爾小姐的最後一案,直到完稿後30年才公佈於世。她為保險起見,還專門將手稿的副本保存在保險箱里。

1945年,馬克斯終於回到英國。

垂暮之年

1947年,阿加莎·克里斯蒂應BBC之邀為瑪麗王太后的八十壽辰創作了廣播劇《三隻瞎老鼠》。隨後,馬克斯在伊拉克尼姆魯德開始了挖掘工作--這使他在多年後獲封爵士。

1950年,阿加莎·克里斯蒂第50部偵探小說《謀殺啟事》出版;她結識了戲劇製作人彼得·桑德斯;她還在尼姆魯德考古現場她的專用書房貝特·阿加莎(古阿拉伯語,意為阿加莎之屋)開始了歷時15年的自傳寫作。同年阿加莎·克里斯蒂成為英國皇家文學院(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會員。1952年11月25日,彼得·桑德斯將根據《三隻瞎老鼠》改編的劇本《捕鼠器》搬上舞台。正是從那一天起,這部作品開始創造連續上演五十餘年(僅逢周日休息)從不間斷、至今不衰的世界戲劇史上空前的紀錄。

除了推理小說和戲劇之外,阿加莎·克里斯蒂還把她的創作熱情投入了其他類型作品的創作,例如真實記錄了她中東生活的《情牽敘利亞》,兒童文學《伯利恆之星》,以及詩集等等。她還偷偷地以瑪麗·韋斯特馬考特的筆名出版了數本情感小說。

1958年,阿加莎·克里斯蒂成為偵探俱樂部會長,並連任終身。1961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被埃克塞特大學授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1965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自傳》完成。次年,馬克斯完成其著作《尼姆魯德及其遺址》。

1973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寫完老年湯米和塔彭絲的故事《命運之門》後便擱筆了。

1975年,《帷幕》出版,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許多西方報刊爭相刊登了波洛的訃告。1976年,《神秘的別墅》出版,這是馬普爾小姐的謝幕。兩本書分別登上了當年英美暢銷書排行榜的榜首。

1976年1月12日,逝世於英國牛津郡的沃靈福德家中,安葬在牛津郡的聖瑪麗教堂墓園,終年85歲。

人物生平


1707年菲爾丁生於英國薩默塞特郡,出身鄉紳家庭亨利·菲爾丁的妹妹薩拉·菲爾丁後來也成為了著名兒童作家。他13歲就讀於伊頓公學。1728年進入荷蘭的萊頓大學學習。一年半後,他由於父親無力提供經濟資助而退學,回到倫敦獨自謀生。去荷蘭前他在倫敦上演過他的第一部戲《歌舞會中的戀愛》,模仿威廉·康格里夫的風俗喜劇。回倫敦後的戲劇創作持續到1737年。

1734年,他結了婚,為維持生計,租下"小劇院"自任經理自編劇本。他寫作、改編了不下25部不同類型的戲劇,多數是小歌劇形式的鬧劇或風俗、陰謀喜劇,最重要的是諷刺劇《巴斯昆》(1736)和《歷史記事》(1737)。《巴斯昆》上演歷久不衰,前半部諷刺選舉中的賄賂舞弊,後半部諷刺牧師、律師、醫師等行當的腐敗情形。《歷史記事》,借用當時記述國內外大事的年鑒的名稱,寫發生在1736年社會、政治、戲劇方面的情況。在政治場景中五個政治家商議徵稅的事,他們決定向無知徵稅,因為大多數有錢人是無知的。劇中有場戲影射當政首相羅伯特·沃波爾用搜刮來的錢財賄賂反對派。這部政治諷刺劇大大激怒了羅伯特·沃波爾,1737年5月,政府通過"劇院檢查法案",封閉大批劇院,菲爾丁不得不結束戲劇創作。

菲爾丁為生活改學法律,3年時間修完7年課程,1740年獲得律師資格。同時他進行寫作,先後主編《鬥士報》等四個刊物並開始創作小說。

1740年11月理查森的《帕梅拉》出版,此時,菲爾丁偶然看到了理查生的帕梅拉,因為不喜歡其中的道德說教,菲爾丁寫了部戲仿作品,《對沙米拉·安德魯女士生活的辯解》,被認為是對喬納森·斯威夫特和約翰·格雷的繼承。

1742年他發表了約瑟夫·安德魯傳,以帕梅拉的弟弟約瑟夫為主人公。 1743年他發表了三年前已經寫好的《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這本書被認為是對沃爾波爾的諷刺,其主人公江奈生·魏爾德和沃爾波爾呈現平行發展的關係。其中帶著一堆小偷,滿心志向成為"大偉人"的魏爾德,被認為是影射沃爾波爾領導的輝格黨。

1748年他奉派為倫敦威斯敏斯特區警察廳長,訓練了最早的一批偵察犯罪活動的偵探警察,接觸到社會生活的形形色色,為他的小說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他在小冊子《為窮人採取有效措施的提議》(1753)里,表示了對窮人的同情。1754年,他由於痛風病加劇而退休,遵醫囑到葡萄牙的里斯本療養,寫了《里斯本航海日記》(1755),但到達不久後便去世。

1921年5月,林紓與陳家麟合譯菲爾丁(譯名斐魯丁)的小說《從陽世到陰間的旅行》,並以《洞冥記》為書名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

人物評價

菲爾丁被蕭伯納認為是除莎士比亞外英國從中世紀至19世紀之間最偉大的劇作家。

菲爾丁的戲劇作品主要屬於笑劇、模仿嘲諷劇和諷刺劇。曾為劇院編寫劇本,一度主持小劇場。先後寫了《堂吉訶德在英國》、《歷史紀事》等二十五部政治諷刺喜劇,均遭禁演。

沃爾特·司各特稱菲爾丁為"英國小說之父"。

40年代後菲爾丁致力於寫作長篇小說《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尖銳諷刺當時的社會、政治制度,其《約瑟夫·安德魯斯傳》,以幽默筆調揭露了社會的不平等現象。代表作《湯姆·瓊斯》,通過一個棄兒的身世,諷刺和抨擊當時貴族資產階級社會的庸俗、虛偽和道德敗壞,菲爾丁還在各卷緒論中提出關於小說創作的意見,認為作家應該熟悉生活。菲爾丁奠定了至19世紀末一直支配著英國小說的全面反映當代社會的現實主義傳統,其作品對歐洲小說的發展影響很大。

主要作品

安德魯傳

菲爾丁是傑出的戲劇家,但他對文學史貢獻最大的是他的小說

《約瑟夫·安德魯傳》創作。1741年出現了戲擬理查生《帕米拉》的小說《沙米拉》,據說是菲爾丁的作品。嘲諷《帕米拉》而又確定是菲爾丁作品的是《約瑟夫·安德魯傳》(1742)。

這部小說拋棄了慣常的書信體,以作者的口吻直敘。帕米拉的兄弟約瑟夫在《帕米拉》中B先生的親戚布比的家裡當男僕,遭到布比夫人引誘。約瑟夫像姐姐一樣有美德,但遠不如姐姐幸運,因為拒誘而被布比夫人逐走。約瑟夫從倫敦去鄉村找他的情人、女僕芳妮,路上遇見本村牧師亞當斯,兩個同行,又與去尋約瑟夫的芳妮相遇。小說從卷一第十章以後不再戲擬,而是寫三人在路上的經歷,構成作品的主要部分。他們在路上遇到各色人物:客店老闆、斷路強盜、善良和邪惡的牧師、仁慈和自私的旅客、糊塗的治安法官、企圖凌辱芳妮的鄉紳以及地主、管家、隱士、窮人等等,對路上場景、畫面的描寫,反映了當時英國鄉村社會情況。作者還塑造出生動的癖性人物--亞當斯牧師,他是個堂吉訶德式的人物,心地善良,愛打抱不平,但性情古怪,對人情世態缺少了解,相信好心會有好報,作者以這個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來和社會惡習作對照。

大偉人傳

《約瑟夫·安德魯傳》是菲爾丁出版的第一部小說,而他寫作的第一本小說是《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1743 )。魏爾德是18世紀聲名狼藉的罪犯首領,有"偉人"的稱號,最後被處以絞刑。18世紀早期便出現關於他的謠曲、虛構性對話、小傳和小冊子,其中就有笛福寫的小傳。反對派作家將魏爾德與首相華爾浦爾相比,認為他們都是強盜。菲爾丁也是以魏爾德的事迹為根據來諷刺華爾浦爾型的政客,但他的諷刺最尖刻、最有藝術性。

小說以魏爾德的傳說為敘述框架。魏爾德從小便偷盜,成人後他組織盜賊集團,實行嚴格紀律,贓物大部分歸他所得,對不服者便向政府告發。在獄中他還和另一強盜爭奪控制和勒索其他犯人的權利。故事中心是政治諷刺。在諷刺性定義里,"偉大"是與善良相反的,事業的成功往往是與德行不相干的,"偉大"便是壓迫、剝削、欺騙普通民眾,因此"征服者、絕對君主、首相"與盜賊並無區別。菲爾丁攻擊了謀私的政客們,獄中兩派囚犯爭奪"帽子"的一章,影射了兩黨間爭奪的可笑和他們在掠奪本質上的一致。小說中塑造了正面形象珠寶商人哈特夫利夫婦,他們遭受到魏爾德的無情迫害,最終苦盡甘來。但他們形象刻畫得並不成功,哈特夫利善良,富有感情,但了無生氣,哈特夫利太太無從魏爾德手中的逃脫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湯姆·瓊斯


全名為《棄兒湯姆·瓊斯的歷史》(1749 ),是菲爾丁的代表作,也常《湯姆·瓊斯》被看作英國18 世紀小說的最傑出巨著。故事首先敘述主人公在鄉村的經歷。富有、善良的鄉紳奧爾華綏收養了棄嬰湯姆·瓊斯,與妹妹伯里琪的兒子布立非一起撫養。兩個孩子逐漸長大成人,湯姆真誠、善良、俠義但輕率任性。布立非則虛偽、工於心計。湯姆得到了鄉紳魏斯頓的女兒蘇索亞的愛,但魏斯頓強迫女兒嫁給能繼承大筆遺產的布立非,布立非也出於自私打算想娶蘇索亞,他竭力中傷湯姆,終使得奧爾華綏一怒之下趕走湯姆。索亞聞訊也帶侍女前往倫敦投親. 以便找尋湯姆。

小說第二部分是湯姆和蘇索亞在路上的活動。本想出海的湯姆迷路去了倫敦,他與蘇索亞多次近在咫尺,但始終沒有遇上。他在客店遇見一夥軍人,因與人爭吵受傷,遇見以前的塾師巴特里奇,二人同行。路上他們遇見隱士、乞丐、藝人、律師、吉卜賽人、劫盜、稅官等人。這部分佔了小說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小說中最有趣也是最有意義的部分,描寫了社會各階層人物,表露了對不幸者的同情。

主人公在倫敦的經歷構成了小說的第三部分。尋找蘇索亞的湯姆遇見蘇索亞的表姐貝拉斯頓夫人,受到她的誘惑。貝拉斯頓夫人還唆使費拉摩爵士佔有蘇索亞,幸而魏斯頓及時趕到救了女兒。湯姆因自衛傷人入了獄。最終真相得以大白,湯姆實際上是伯里琪的私生子,布立非的同母異父兄弟。布立非的種種詭計被揭穿,被無罪釋放的湯姆成為奧爾華綏先生的繼承人,一對歷盡苦難的情侶終成眷屬。

菲爾丁塑造了出色的人物形象。湯姆不是個理想化的青年,他性情急躁、衝動魯莽,特別不能遏制自己的情慾,經不起誘惑,與女性關係不夠檢點。但是他天性善良,光明磊落,富有同情心,樂於助人,從不有意地損人利己。湯姆不是道德的化身,但他生機勃勃,體現了健康、自然的人性。正如浪漫派詩人柯勒律治說:"讀完理查遜後捧讀菲爾丁的書,如從火爐烘烤的病房出來走入五月惠風和暢的露天草地上。"布立非與湯姆彷彿處於兩極,他外表看來篤信上帝,遵守一切規定了的行為準則,不忘責任和道德,實際上內心詭詐,自私貪婪,虔誠和美德只是他謀取私利的面具。布立非與湯姆的對立是虛偽的清教道德和"自然道德"之間的對立。

菲爾丁譴責文明世界的偽善和庸俗,讚揚純樸的人的善良,與啟蒙時期"返回自然"的思想相似。他借山中隱士之口敘述城市文明條件下經歷的不幸,但他不贊成隱士解決問題的辦法,希冀通過人們的道德改善去達到社會和諧。

《湯姆·瓊斯》因為它出色的結構備受稱讚。小說篇幅宏大,有鄉村、路上、倫敦三部分,描繪鄉村、城市生活的全景、各色男女肖像,但線索清晰、故事連續、引人入勝。湯姆的身世之謎成為強烈的懸念,直到結尾才解開。結尾是出人意料的,但以前的伏筆又是令人信服的。小說的語言也清晰、靈活、機智。

阿米莉亞

《阿米莉亞》(1751 )是菲爾丁的第四部也是最後一部小說,

《阿米莉亞》是他最心愛的。作品出版後反應冷淡,菲爾丁就此不作小說。出身富家的阿米莉亞不顧母親反對與窮軍官布斯上尉結婚,他們彷彿便是婚後的湯姆和蘇菲亞。布斯心地善良但意志薄弱,他嗜賭,因群毆而入獄。在獄中,他遇到舊相識馬修小姐,兩人相好。阿米莉亞一直對丈夫寬容, 她忍受著生活的貧困,堅決抵禦有權勢人物的誘惑,堅守操行,終於換來幸福的報償:布斯認識了自己過去的錯誤、他們得到了阿米莉亞母親的遺產,全家生活和美。

這部小說比作者其它小說要沉鬱,描寫的是社會黑暗面,很少有前兩部小說的滑稽幽默成分,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帶有感傷主義因素。小說中批判了社會的不平等,特權人物為所欲為,美德被任意踐踏,法律也幫助富人,窮人處處受壓迫和凌辱。阿米莉亞悲憤地說:"老天哪!我們的大人物是些什麼東西做成的啊?難道他們確實屬於另一類型而跟別人不同嗎?難道他們生來就沒有心肝的嗎?"這部小說具有很強的批判性,但在情節結構上卻組織欠佳。小說有兩個明顯分開的部分,即布斯對早年生活的敘述及阿米莉亞的遭遇和不幸。故事的敘述冗長,長篇對話也相當乏味。但對主要人物的心理、感情的刻畫、描寫細緻。

小說理論

菲爾丁對小說理論也有很大的貢獻,他首先確定了小說在文學形式中的地位。在《約瑟夫·安德魯傳》序言里,他把自己的小說稱為"散文滑稽史詩",在《湯姆·瓊斯》各章緒論中,他闡述了自己的小說理論。他認為小說最接近史詩,除了沒有韻律,有史詩的一切特徵:"故事、情節、人物、感想和文體。"他的小說具有滑稽可笑的特點,但也不同於喜劇,"它的情節所涉及的更寬,包羅的更大,內容包含著的事件範圍更廣,它所介紹的人物更是多種多樣。"在人物塑造上,他強調"典型"。在情節方面,他強調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結合。他特別注意小說的結構,認為要詳略得當。故事引人入勝,要具有內部的統一性。他在小說中確立起全知全能的敘述形式,令敘述語言與人物語言區別開來,使英國小說不再是簡單的敘述而成為一種有意趣的文體。

從小說理論到實踐,菲爾丁為英國小說的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

作品列表

《一七三六年歷史紀事》(1737)

《大偉人喬納森.菲爾德傳》(1743)

《湯姆·瓊斯》(1749)

《艾米莉亞》(1751)

《里斯本航海日記》(1754)

生平

塞繆爾·理查遜(SamuelRichardson,1689-1761), 英國小說家。出身於小資產階級下層。父親是傢具製造商,屬於清教徒,堅信誠實、忠貞、勤儉等美德是社會的支柱。他在後來所寫的小說中高度讚揚這些美德。 16歲時去倫敦出版商約翰·魏爾德處當學徒。利用閑暇自學。1721年自行開辦印刷廠,他的印刷廠在18世紀30年代是倫敦 3家最好的印刷廠之一。當過書業公會的理事長、王室印刷人,除經營出版業外,他也從事寫作。

1739年,兩位書商請求理查遜寫一本"書信手冊",以指導讀者(尤其是婦女)如何寫信,不僅提供人們可參考模擬的尺牘範本,也進行訓世說教。結果於1741年出版了名為《寫給好朋友的信和替好朋友寫的信》的書。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理查遜回憶起他以前聽到的一個關於女僕拒絕男主人求愛而最後又嫁給男主人的故事,他從1739年11月開始動手把它寫成小說,1740年 1月完成,書名是《帕美勒,又名美德受到了獎賞》,前兩卷於1740年出版,後兩卷於次年出版。這是一本書信體小說,受到讀者歡迎,在文學史上被稱作第一部現代英國小說。它把對社會環境的描寫和對人物心理活動的分析結合起來,通過有趣的故事使讀者受到清教徒道德的教育。理查遜著重描寫人物的感情,把傷感主義引進了西歐文學,導致了18世紀末浪漫主義運動的興起。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狄德羅在他的《理查遜贊》(1761)一書里把理查遜與摩西、荷馬和索福克勒斯並列,稱讚他深刻洞察人的心靈活動。另一方面,理查遜也繼承了笛福的現實主義小說傳統,使傷感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這樣就產生了現代小說這個新的文學類型。

理查遜的第 2部小說《克拉麗莎,又名一位青年婦女的故事》(1747~1748)是最長的一部英國小說,也是最優秀的悲慘小說之一,約有100萬字。它敘述少女克拉麗莎不顧家庭反對,愛上了青年男子羅伯特·洛弗拉斯,但是洛弗拉斯只想玩弄她,並不真心想娶她。以後克拉麗莎被他強姦,悲憤而死。她的親戚莫登上校和洛弗拉斯決鬥,殺死了他,替克拉麗莎報了仇。這部小說也是用書信體寫成。理查遜善於用書信體敘述故事,並用以分析人物的心理活動和行為的動機。《克拉麗莎》寫得十分動人,對西歐文學影響深遠。法國啟蒙運動作家盧梭寫的書信體小說《朱麗,又名新愛洛綺絲》(1761)就是嚴格模仿理查遜的小說《克拉麗莎》而寫成。德國作家歌德的早期書信體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1774)也是間接模仿理查遜的小說寫成。義大利劇作家哥爾多尼曾把理查遜的第一部小說《帕美勒》改編成兩部劇本。

理查遜的第 3部小說《查爾斯·葛蘭底森爵士》(1753),也用書信體寫成,為勸世的愛情小說。理查遜的散文寫得生動、自然、有力,包含了豐富的英語習慣用語。這也是他的小說在當時極為流行的原因之一。

他和丹尼爾·笛福、喬納森·斯威夫特、亨利·菲爾丁是18世紀英國現實主義小說產生時期的四位代表作家。笛福以散文著稱,斯威夫特以諷刺小說著稱,理查遜以書信體小說著稱,菲爾丁以傳奇小說著稱。

理查生是一個保守派作家。他企圖樹立資產階級清教徒式的道德規範,以維護資本主義社會秩序。他的小說不寫冒險和奇遇,而寫家庭日常生活,注意人物心理描寫,在結構上也突破流浪漢小說的串聯方法而集中描寫一個完整的故事。這些都為小說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因素。

作品

帕米拉

他的第一部書信體小說《帕米拉》(1740-1741),副題是"美德有報"。小說的故事很簡單,年輕女僕帕米拉·安德魯寫信給父母和兩個朋友講述在東家的經歷。少主人B屢次欲誘惑她,她堅決地拒絕並離去,B仍糾纏不休。帕米拉的美德終於使B產生了真愛,決心娶她為妻。小說出版後大受歡迎。理查生把帕米拉作為美德和正義的化身。她對B的抗拒,出於一種"女德",也是出於對自己尊嚴的維護。她在給父親信中寫道:"..可以看出窮人是如何受驕傲的國人的輕視!但是我們是平等的,許多紳士們誇耀他們的門弟,其實未見得象我們的身世清白。--這些驕傲的人一定是從未想到人生如何短促,儘管榮華富貴,總有一天他們須和我們立於平等地位。哲學家說得好,國王的骷髏與窮人的骷髏並無兩致。再說,他們不知道,到末日,最富有的王侯與最貧窮的乞丐都要站在同一個偉大的裁判者面前.."。這種摻雜宗教色彩的平等觀念是18世紀資產階級典型的心態,他們要求與上層社會的人士平起平坐,而政治要求又與清教觀念揉合在一起。在帕米拉的故事裡,包含了基督徒擯棄私慾、經受考驗而後得救的清教道德觀念,即常見的抵禦誘惑的主題。資產階級清教觀念中既有進步、真誠的一面,也有虛偽、功利的一面。帕米拉的美德獲得了可觀的收入和較高的社會地位為報償,似乎也成了商品,當時便遭致菲爾丁的嘲諷、戲擬。《帕米拉》是第一部以人物刻畫為中心的小說,由"流浪漢小說"傳統的寫事轉為寫人,對人物心理進行細緻的刻畫,帕米拉一封封天真純樸、多愁善感的書信,引起了讀者感情上的共鳴。

克拉麗莎·哈婁

理查遜最成功的小說《克拉麗莎·哈婁》(1747-1748)也是書信體的,長達一百萬字以上。克拉麗莎是鄉間中產階級的女兒,美麗聰慧、富有美德,她不願嫁給家庭許配的富有但可厭的青年,在多才多藝的青年羅伯特·勒甫雷斯的幫助下出奔。勒甫雷斯對克拉麗莎百般誘惑,最後以卑劣手段侮辱了她。克拉麗莎羞憤痛苦,她拒絕了勒甫雷斯的求婚,悲傷含恨死去。理查生打算對於"父母與子女雙方在婚姻上的錯誤行為所能產生的災害"加以警告。克拉麗莎是個在精神上追求理想的女性,反抗家庭的包辦婚姻,追求新的生活,雖然她不幸落入壞人之手,但她始終抗爭,這不僅是捍衛自己的貞操,也是維護人格的尊嚴。她的美德雖然沒能得報,但惡行終於受到懲罰。這部小說情感細膩,感傷氣氛濃厚,如著名評論家約翰遜所說"故事只當作是發揮情感的場合",書中充滿了女主人公心靈感受的描寫和各種道德問題的議論。這部小說比《帕米拉》更受歡迎,影響到歐陸,如法國作家盧梭的《新愛洛綺斯》便受到了明顯的影響。

生平簡介

托比亞斯·斯摩萊特Tobias Smollett(1721-1771)英國小說家。出生於蘇格蘭。祖父是法官,父親因非長子,沒有繼承權。作者出生後不久,父親去世,成為孤兒。稍長入格拉斯哥大學,同時給醫師當學徒。青年時期就創作了一本詩劇《弒君者》,寫蘇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的事迹,表現了愛國精神。1739年帶了這部作品到倫敦,希望上演,但未成功。1741年他擔任海軍軍醫助手,參加了英法爭奪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島殖民地的戰爭。後退出海軍,在牙買加居留,結婚後於1744年回英,以行醫、寫作為生。1763年前往國外養病,1771年死於義大利。

斯摩萊特寫過詩和醫學論文;還為托利派辦過雜誌(《批評評論》、《不列顛人》),並為此入獄;寫過一部 4卷本英國史及《法、意遊記》(1766);翻譯過《吉爾·布拉斯》和《堂吉訶德》。

作品簡介

受西班牙文學傳統的影響,流浪漢小說在18世紀的英國流行一時。斯摩萊特的小說處女作《藍登傳》(1748)就是一部典型的流浪漢小說,它將一系列有趣的事件串聯在一起,表現主人公尋找愛情與財富的經歷。小說有很強的自傳性,是英國第一部揭露海軍內幕的小說,廣泛揭露了英國社會從貴族到賭徒和妓女的各階層,以及他們在法、德的冒險。主人公藍登出生於蘇格蘭的紳士家庭。因不堪其祖父的暴虐,藍登的父親在他很小便離家出走。在沒有父愛的環境成人後,藍登帶上一名侍從到倫敦謀生。經過努力,他獲得醫師資格,當上助理海軍醫生,在海上經歷過種種磨難,一度淪為奴僕並愛上主人的侄女。由於愛情無望,他返回倫敦,因債務纏身被關進監獄。後來,叔父將他救出,兩人一起四處流浪,在西班牙遇見早年離家出走現已身為富豪的父親。藍登從此過上衣食無憂的紳士生活。

《藍登傳》是斯摩萊特改造西班牙流浪漢小說傳統的產物。它非常"適合英國現代讀者的現實主義欣賞趣味,並且描寫了一個可以辨認的現代世界"。小說最大的特點是故事情節驚險曲折,但人物塑造卻過於平淡無奇。而在其代表作《亨佛利·克林克》中,情況正好調了過來。

《佩雷格林·皮克爾傳》(1751年)的主人公是一位英格蘭人,包含了斯摩萊特一些最為機智和歡快的諷刺。《皮克爾傳》(1751)也是流浪漢小說,以主人公在英、法、荷等地的冒險為線索,刻畫了一系列較好的人物,如令人生畏但心地善良的船長特倫寧。《斐迪南伯爵》(1753)寫一個無惡不作的惡棍的行徑。這部作品和《朗斯洛·格里弗斯爵士》(1760~1762,分期發表,寫一個堂吉訶德式的人物)寫得較差。1769年發表《原子傳》,假託寫日本歷史,以日本和中國作戰為線索,諷刺英國政治。

作者的最後一部小說《亨佛利·克林克》(1771)用書信體裁,通過威爾士紳士布蘭勃爾一家人在英國和蘇格蘭的旅途中發出的書信,描寫了社會風貌,人物刻畫細膩、幽默,主人公古怪而善良,接近感傷主義小說,常被看作是斯摩萊特最好的小說。 主要記述身患疾病的威爾士紳士馬修前往巴斯療養,妹妹碧莎及其侍女等人一同前往,然後又途經倫敦,北上愛丁堡,返回威爾士的經歷。書名中的克林克是他們在旅途中收留的男僕,後來得知是馬修的私生子。全書由不同人物所寫的八十二封書信組成,從不同側面描繪18世紀英國的社會生活圖景,塑造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如令人生畏但心地善良的船長特倫寧。糅合理查遜的藝術手法與菲爾丁的小說主題,表明作者已經擺脫早年模仿流浪漢小說的創作模式,具備了更強的藝術創造能力。

文學地位

斯摩萊特的小說既具有很強的寫實成分,又帶有很強烈的主觀色彩。與菲爾丁和理查遜一樣,斯摩萊特是18世紀英國小說發展過程中起到極其重要作用的人物。經過這些小說家的不懈努力和探索,小說這種文學樣式在英國已臻成熟,從而為現實主義小說在19世紀的繁榮打下堅實的基礎。

生平簡介

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1631-1700年),英國詩人、劇作家、文學評論家,是英國戲劇史上戲劇評論的鼻祖人物。從王政復辟(1660年)到十七世紀結束,他一直是英國文學界的主導人物,1668-88年,擔任桂冠詩人一職。他影響了亞歷山大·蒲柏和其他年輕的作家,被這些人稱為"光榮約翰"(Glorious John)。

生於北安普敦郡一個清教徒的家庭。約在1644年進入威斯敏斯特學校學習,受到良好的古典文學的教育。1650年就讀於劍橋大學,1654年畢業,獲得文學士學位。他於清教徒攝政政體結束前開始文學創作,曾把第一部長詩《紀念護國英雄奧利弗·克倫威爾》(1659)獻給理查·克倫威爾,稱頌這位清教徒領袖。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復辟,他寫了《回來的星辰》一詩歌頌復辟及查理二世複位。1663年,德萊頓娶了朋友兼詩人羅伯特·霍華德爵士的姐妹。婚姻生活雖然不幸福,但卻幫助德萊頓躋身王室和貴族的生活圈子。這一年的早期,德萊頓的第一部劇本《狂熱騎士》(The Wild Gallant)上演,不過反響平平。他早期著名的詩歌《奇異的年代》(1667),寫1666年倫敦大火、瘟疫以及荷蘭戰爭等重大事件。

1670年,德萊頓受封為桂冠詩人,並在宮廷任職。此後,他寫了許多政論詩。如《押沙龍與阿奇托菲爾》(1681),攻擊力圖確立蒙茅斯公爵為王位繼承人的輝格黨人,被認為是他的優秀的諷刺詩。《獎章》(1682)一詩也攻擊輝格黨,嘲笑他們在煽惑人民。同年又寫了諷刺詩《馬克·弗萊克諾》(1682)。德萊頓原是清教徒。1682年他寫的《俗人的宗教》一詩斥責天主教,歌頌英國國教,反對不信國教的人們。1687年詹姆斯二世企圖把英國變成一個羅馬天主教國家,德萊頓改信天主教,並寫了《牡鹿與豹》(1687)一詩讚揚羅馬天主教會,把它比作潔凈、不朽的牡鹿,辱罵英國國教為骯髒兇殘的豹。

光榮革命後,為了謀生,德萊頓再次轉向戲劇和其他類型的創作。德萊頓寫的頌詩中著名的是他獻給音樂女神聖西西莉亞日而寫的抒情頌歌:《聖西西莉亞日之歌》(1687)和《亞歷山大的宴會,又名音樂的力量》(1697),詩中把音樂頌揚為美妙無比的藝術(後來由亨德爾譜成曲子。德萊頓的頌詩和諷刺詩標誌著英國詩歌中古典主義的確立。《古代和現代寓言集》(Fables Ancient and Modern)(1700年)以詩歌的形式來講述奧維德、喬叟和薄伽丘的作品。儘管他在倫敦的文學聲望無人能敵,他自己也很努力,但正如他自己說的,他晚年生活在"困窘和疾病"中。德萊頓死後被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詩人角"。

德萊頓是作品豐富的劇作家,他寫了將近30部喜劇、悲喜劇、悲劇以及歌劇。他主要模仿法國悲劇詩人高乃依,寫了許多"英雄劇"。其中較好的劇作有《格拉納達的征服》(1672)和《奧倫-蔡比》(1676)等。這些英雄悲劇的主題是愛情和榮譽之間的矛盾。德萊頓還把莎士比亞的悲劇《安東尼和克莉奧佩特拉》改寫成《一切為了愛情》(1678)。他雖然仍採用無韻詩體,但嚴格遵守古典主義的三一律規則,寫出一部完美的古典悲劇。

德萊頓是英國文學批評的創始人,他的著名的文學批評著作有《論戲劇詩》(1668)、《寓言集序言》(1700)等。他首先對喬叟、斯賓塞、莎士比亞、瓊森、鮑蒙特、弗萊徹作出正確的評價。由於他在文學上的多方面的傑出貢獻,文學史家通常把他創作的時代稱為"德萊頓的時代" 。

文學評論

德萊頓的文學評論不同於早先的傳統方法,它們不僅包括理論,還包括技巧等實用性話題,不僅探討古典時期的詩人和劇作家,也討論近期的作品。他對莎士比亞的好評特別有影響力。

在他的諷刺詩作中,德萊頓通常提出一些宗教或政治觀點。《押沙龍與阿齊托菲爾》(Absalom and Achitophel)(1681年)譴責了沙夫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y)企圖讓蒙茅斯公爵(Monmouth)成為王位繼承人的陰謀。《麥克·弗萊克諾》(Mac Flecknoe)(1682年)諷刺的是支持沙夫茨伯里伯爵的詩人托馬斯·沙德威爾(Thomas Shadwell)。《牝鹿與豹》(The Hind and the Panther)(1687年)旨在捍衛天主教教會。

德萊頓的詩歌大都採用英雄雙韻體(兩行一押韻,每行五個音步,每個音步採用抑揚格形式)。他的散文清晰、簡潔、有力。他的文學評論展現出良好的判斷力。

德萊頓是英雄劇的推廣者。英雄劇是悲劇的一種,它氣勢恢弘,採用英雄雙韻體,以愛情和榮譽為主題。在德萊頓創作的英雄劇中,以《格拉納達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Granada)(1670年)最受歡迎。《一切為了愛情》(All for Love)(1677年)是根據莎士比亞的《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改編的,可能是他最優秀的悲劇作品。德萊頓的喜劇粗野下流,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公共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