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5月22日16:35:04 熱門 1172

平新喬

現在全國上下都在努力創立有中國特色的學術體系，創造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其實，厲以寧教授從1980年代至今所出版、發表的全部論著就已經形成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理論的重要成果。

厲以寧是江蘇儀徵人，1930年出生於南京，在上海上的小學，1941年不滿11歲時考入上海南洋模範中學。1943年隨家遷到湘西沅陵，考上雅禮中學。1946年回南京，在金陵大學附中完成高中。南洋模範中學、雅禮中學和金陵大學附中這三所名校奠定了厲以寧一生的事業基礎。高中畢業後，厲以寧回到湖南沅陵，在一個消費合作社裡當過兩年會計，從而積累了與顧准、薛暮橋一樣的從會計出身，學習、研究經濟學的寶貴經歷。1951年厲以寧考入北京大學，1955年畢業留校，長期擔任北京大學經濟系資料員，他認真研讀《經濟史評論》等外國學術刊物上的論文，編寫內部學術資料。厲以寧在「文革」前就與馬雍（後成為歷史學者）一起翻譯《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他在北京大學經濟系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1985年出任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系主任，1993年任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1994～2005年擔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厲以寧在1988～2002年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七屆、八屆、九屆常務委員，2003～2018年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常務委員。2018年厲以寧獲得「改革先鋒」獎章。

厲以寧的經濟學研究經歷大體分兩段。第一段是1978～2000年，即前22年。在這一時期，厲以寧以現實的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運行為主要研究對象，比較系統地提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和他的經濟學基本理論。第二段是從2000年至今，即後22年。這一時期，厲以寧也關心、參與現實經濟問題與改革發展的討論和設計，在民營經濟發展與土地確權等重大改革上提出了一系列理論見解和政策主張，但其主要精力是在比較經濟史和文化經濟學的研究上，是以史為主，兼顧現實問題研究。

在1978年至今長達44年的學術生涯里，厲以寧出版、發表了80多部著作和數百篇論文，撰寫近2000萬字，其思想容量之大，可與前輩學者于光遠先生媲美。我認為，厲以寧的經濟學研究貢獻主要有五個方面：（1）獨立提出了中國經濟改革思路與股份制改革設計；（2）形成一個比較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理論；（3）提出了「三種調節與三次分配」理論；（4）作為一個中國學者，厲以寧對外國經濟史和外國經濟思想史貢獻了獨立的、系統的研究成果；（5）初步形成了文化經濟學與經濟倫理學理論框架。

在這篇序里，我主要談談厲以寧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經濟學理論成果，即集中於討論他的前三個貢獻。關於厲教授的比較經濟史研究和文化經濟學貢獻，當由另外的文章來加以討論。

一、厲以寧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與股份制改革設計

厲以寧提出了經濟改革要以企業改革為基礎、為重心的思想。同時，他主張以股份制改革來改造傳統的國有企業體制，以資產交易機制來啟動對計劃經濟下的公有制模式的改革，這是在堅持公有制的前提下實行的對原來的所有制結構的再改造，以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來替換原來的全民所有制的實現方式。因此，厲以寧的改革經濟學理論又被稱為「所有制改革論」和「股份制改革方案」。這個思想是厲以寧在1980年初步醞釀、小範圍建議，到1986年正式系統提出並公開討論的。

1986年之前，尤其是在1984年，中國經濟學界關於經濟改革的主流觀點是以價格改革為中心。這個思想不但體現在大量公開發表的論文里，而且也寫進了最高決策層的決議與文件里。以價格為中心進行經濟改革的主張的依據是：既然是搞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機制在本質上就是價格機制，讓價格調節供求乃是最基本的。而且，當時現實里發生的價格「雙軌制」把經濟關係搞得很亂，各種投機倒把引發腐敗。因此需要理順價格體系，消除價格「雙軌制」，這就是價格改革。至於如何進行價格改革，是調還是放，內部又有若干分歧。

價格改革當然是重要的。但是厲以寧提出兩個問題：首先，如果經濟中仍然是政府經營的全民所有制企業為主體，政企不分，即使價格放開了，這類企業會對市場價格做出正確的反應嗎？其次，如果作為市場的供方主要是政企不分的國營企業，其所決定的價格能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從而改善資源配置的效率嗎？

因此，厲以寧主張要將由政府經營的國有企業改為股份制企業，成為按市場調節的全民企業，以市場價值來評判企業效率，使全民所有制企業成為真正是為全體勞動者謀利的企業，真正解決經濟中利益、責任、激勵、動力問題。厲以寧認為，價格改革雖然也關係到經濟利益與動力，但是若沒有所有制改革，價格改革和其他各種改革能夠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

整個1986年，厲以寧集中精力就如何讓全民所有制企業上市成為股份制企業進行設計。他創造性地提出了「增量資產上市」與「存量資產上市」的方案，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為股份制企業可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資金增量的股份化，即新創辦的企業按股份集資方式建立，以及原有企業擴大經營時採取發行股票的方式。第二階段是資金存量的股份化，即將原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核定價值折成股份，這部分股份又可分為「國有股」和「法人股」：原有企業資金存量里由國家投資的部分形成「國有股」；而原有企業資金存量里由企業本身投資的部分形成「法人股」。所以，「國有股」和「法人股」是起源於全民所有制企業存量資金的股份化，本來是為了防止在股份制改革中國有資產流失才設計的股權控制模式，後來由於「國有股」與「法人股」流轉滯後，影響了資本市場深度與效率，才在20年後（2006年）又進行了深化股權流轉的資本市場改革。

在提出股份制改革設想的同時，在1986年，厲以寧還在所有制改革上提出了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同時並存的混合所有制模式：不但整個國民經濟是全民所有制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與個體並存的混合經濟，而且一個企業也可以是全民、集體與個體等多種經濟所有制共同投資而組成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厲以寧還提出了「金融控股公司」的設想：即國有商業銀行可以通過對企業的參與而形成社會主義銀行財團，社會主義銀行財團與社會主義公司財團一起實行跨部門、跨地區的經營。這個設想比金融控股公司大力推廣的今天提早了40年。

對於國有企業通過股份改造後能否保持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問題，厲以寧提出了國家投資公司和國家控股基金的方案。他認為，國有企業上市後，只要國有股份是有控制權的，則企業性質就還是全民所有制的。他主張將國家出售企業股份所得到的資金集中起來，形成國家基金，國家可再以這個基金對別的企業與產業進行投資、控股。這實質是國有投資公司和國家控股公司的概念。

因此，在厲以寧的股份制改革思路里，不但主張全民所有制企業上市，而且對於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對於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混合經濟，金融控股公司、國家控股公司與國有投資公司等方面都有周密的考慮。這些思想在80年代以來的國有企業改革實踐中產生了重要影響。

實踐證明，從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價格改革與企業改革是相互補充的，說不上孰先孰後。事實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一方面放開了部分產品和生產資料的價格，另一方面也在國有企業推進諸如利潤留成承包制的改革，還在準備股份制改革。到1993年，價格「雙軌制」在中國走向尾聲，而中國股市也在前一年正式開市。但厲以寧以企業改革為基礎的理論仍是成立的。在作為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兩個部分之間，即價格機制與產業組織之間，厲以寧實質上認為產業組織建設是更為根本的。價格機制說到底就是要以競爭性價格作為資源配置的信號，以價格來提高資源配置的有效性。但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產業組織恰恰不是完全競爭的，蘇聯模式下的產業組織和全民所有制企業體制，是根本阻遏競爭性價格機制的形成的，更談不上讓價格機制發揮作用了。由此可見，厲以寧提出以企業改革為中心，是從中國實際出發的，這是對西方經濟學在既定資源條件和價格機制條件下運用價格理論的主張的否定。因此，厲以寧的改革理論是對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理論的重要創新。

後來的中國改革實踐表明，價格改革是快於企業改革的步伐的。中國的價格改革從1984年左右起步，大約到1994年就基本放開價格了，即價格改革基本上花了10年時間。可是，中國的國企改革實質是從1995年起才動真格進行改革，到2007年才基本告一段落。這說明，第一，價格改革並沒有自動帶來國企效率的提高，國企恰恰是在市場價格全面放開後才全面陷入困境的。說明價格改革不是改革的全部，也不是改革的中心任務。改革的中心任務是讓中國經濟全面煥發活力，而價格改革沒有擔當起來這個任務。第二，國企效益的改善要靠企業本身的改革，而中國的實踐證明，國企改革是比價格改革更艱難的改革，需要企業本身在動力機制、產權配置、勞動用工制度和治理結構上進行深入改革。第三，國企改革的基本思路還是大型國有企業走股份制的道路，中小企業實行併購重組、租賃、拍賣的方式，這恰恰是厲以寧提出的企業改革思路。第四，許多重要的生產資料與要素，如煤電、鹽、藥品、產權價格、勞務價格、土地價格等，在1994年後長久沒有實行市場定價，有的還是價格「雙軌制」，其背後與企業制度有關，需要進行深層次的制度改革。

這樣看來，厲以寧在1986年系統提出企業改革中心論與所有制改革理論，是被中國改革實踐所證實的經濟改革理論，既具有中國特色，又具有國際意義。這個理論的國際意義在於：在社會主義改革中，對於國有企業，既不能全盤私有化，也不能在原來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原封不動的前提下就放開價格，而要在公有制基礎上對國有資產實行市場化改造，並且在股份化過程中保持國有股的控制權，同時實行多種經濟共同發展。

二、厲以寧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理論

厲以寧在1985～1990年系統提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理論。這個理論主要是體現在其三本書中：1986年出版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1988年出版的《國民經濟管理學》和1990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

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一本教科書，這本書貢獻了到那個時期為止的最新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從今天來看，這當然只是中國眾多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的一本，但是與同類教科書相比，厲以寧教授的這本書有其特色。

其一，其研究對象與理論內容有創新。厲以寧遵循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製為基礎、在分配上實行按勞分配這一基本原則。從勞動價值論出發，他當時還固守非生產領域不創造收入的觀點，並且認為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的原則不能成立，理由是成本屬於舊價值轉移，而利潤屬於新價值創造，兩者不能在同一個價值層面比較。然而，從總體上說，厲以寧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體系上有兩大創新：第一，他主張把財富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第二，他主張把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下的經濟運行作為考察的重點。這就區別於以前的政治經濟學體系。

其二，厲以寧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在考察經濟運行過程時明確區分了「封閉型擴大再生產」的價值平衡與實物平衡，和「開放型擴大再生產」的價值平衡與實物平衡。儘管開放條件下的宏觀經濟分析在20世紀80年代在國內經濟學界已比較普及，不過，厲以寧在該書里指出，無論封閉型的總供給與總需求，還是開放型的總供給與總需求，都有實物部門之間的結構問題，因此在內循環和外循環中要關注結構問題。這是中國經濟學界關於「內循環」和「外循環」的最早的理論分析之一。

其三，厲以寧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里明確提出了「三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思想：全民所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主導力量，集體所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應該大力發展。當時還沒有民營資本企業和外資企業，但是，集體經濟與個體經濟後來成為「非國有經濟」，與「國有經濟」相對應，全民、集體經濟合稱「公有經濟」，與個體、民營資本企業、外資企業合稱的「非公經濟」相對應，這都是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這個思想並不是厲以寧的獨創，厲以寧的可貴之處在於，他不僅在1986年的教科書里論述了多種經濟共同發展，而且一直堅持並發展這一思想，使之在21世紀初成為他堅持民營經濟發展的理論出發點。

其四，厲以寧認為，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中，有「四個要素」缺一不可：一是一套完善的市場體制；二是高度有效的政府；三是一批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四是符合社會主義倫理原則的經濟行為規範。可見，對政府調節的評價標準不應該是「有為」，而應該是「有效」，離開有效的「有為」就是亂為。並且，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體系里，光提市場與政府是不完全的，還應該加企業家和倫理規範。

其五，什麼才是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厲以寧提出了「五個市場」：消費品市場、生產資料市場、資本市場、勞務市場、技術市場。

因此，「一個前提」（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前提）、「兩個循環」（封閉與開放）、「三種經濟成分」（全民、集體與個人）、「四種要素」、「五個市場」，這些綜合起來形成了社會主義經濟運行體系。

厲以寧在創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時，遇到了兩個不可迴避的難題：如何解決社會主義經濟增長過程中發生的收入不平等問題？勞動價值論如何與作為資源配置的信號的市場價格體系相協調？

關於收入不平等問題，厲以寧從三個方面加以討論：一是判斷不同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認為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是導致危害社會安全穩定的問題；二是非按勞分配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的判斷，認為這需要適當控制；三是非正常收入方面的差異與不平等，即由財富佔有不平等所引起的問題，這才是應引起重視與控制的。這是一個分層次、分結構的收入不平等問題的分析架構，他區分了收入的不平等與財富的不平等，認為財富的不平等才是更應該控制的；在收入不平等里又區分了按勞動分配收入與非按勞動分配收入，認為後者比前者更應該引起重視。

在勞動價值論與作為資源配置的信號的市場價格體系之間，顯然有一個價值轉型的理論問題。厲以寧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提出兩條研究思路：一是承認勞動價值論，但價格可圍繞價值波動，價格層面就是資源配置價格，按每種資源在市場中帶來的邊際收益確定其收益分配水平；二是在研究中不直接涉及價值形成和價值量決定問題，也不再涉及價值與價格之間的背離問題，而是直接研究資源配置價格的決定，按資源的市場邊際收益決定收入分配。無論是哪一種思路，他都主張從要素邊際貢獻與要素所有者的收益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價格。這至今仍是我們「按要素的市場貢獻決定其收益報酬」的分配原則的理論基礎。

2.《國民經濟管理學》提出作為政府調節理論基礎的短期、中期和長期的宏觀經濟學

不同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是從「橫」的角度全方位分析社會主義經濟里的企業、個人、市場和政府行為及其相互關係，《國民經濟管理學》是從「縱」的角度，以「近期」、「中期」和「長期」這三個時間長度，討論、分析了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中的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問題。

厲以寧在《國民經濟管理學》里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的近期任務是維持經濟穩定，應當通過政府調節來維持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基本平衡。這種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平衡，既是總量的，又是結構的，即要協調總量與結構之間的諸多不平衡問題。厲老師將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平衡關係分為投資、消費和國際收支這三個子領域，由於每個子領域都有供大於求、供小於求、供求相等這三種可能，所以，近期的宏觀經濟管理格局實質上有27（=）種可能。比如，消費領域的供不應求可能會與投資領域的供過於求並存，國內消費和投資領域的供求均衡可能會與國際收支領域的不平衡並存，等等。《國民經濟管理學》共討論了20種短期宏觀經濟不平衡的格局。

與國內外討論分析宏觀經濟問題的諸多論著相比，這本書最顯著的特色是，在理論上第一個提出「中期」的宏觀經濟管理任務是解決經濟結構問題。具體是三個結構：產業結構、技術結構和區域結構的轉變、升級。這就是說，在客觀上存在一個既非短期、又非長期的「中期宏觀經濟學」（Medium-Run Macroeconomics）問題，而「中期」的形成是由於經濟結構的調整時間一般需要8～10年，為中期。

厲以寧進一步指出，經濟結構的調整，是以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為基礎的。產業結構調整、技術結構調整和地區經濟結構調整的主體，不是政府，而是企業。是企業按市場需求結構變化而在生產資料市場和投資品市場上調整投資方向，才引起產業結構的變化。而企業調整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又必須依託資金市場（20世紀80年代還不提資本市場）與外貿市場、國際資本市場。這就是說，經濟結構調整的實施主體、調整的手段、調整所依託的基礎，都是市場導向的，而不是計劃經濟的導向。

同時，厲以寧教授討論、分析了「中期」宏觀經濟學中產業結構變化與周期之間的關係。他思考了為什麼任何產業都會有周期，即會發生上升、高峰、衰落的變化？為什麼產品的發展會經歷「投資增長—投資顯著增長—投資熱情衰退」這樣的過程？並發現，這樣的周期不是幾十年的長周期，而是中周期。「中周期」的休整階段就是產品結構、產業結構調整發生的時期。厲以寧還認為，中期宏觀管理與短期宏觀管理相比，短期管理側重於需求管理，而中期宏觀管理則側重於供給管理；需求易增不易減，而供給易減不易增。

至於長期宏觀管理，厲以寧認為應側重於環境管理、收入水平的調節和社會保障體制的建設。因此，長期的宏觀經濟管理是與社會管理結合在一起的，這同樣已被中國30多年的經濟發展實踐所證實。

厲以寧教授關於近期、中期和長期宏觀經濟管理的理論體系是一個獨創，尤其是「中期」宏觀經濟管理的理論在國際學術界也是領先的。美國經濟學界是在1997年以後才發現「中期」宏觀經濟學具有與短期、長期宏觀調控問題不同的特殊內容。也就是說，厲以寧教授關於「中期」宏觀管理的思想，至少比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提早了10年以上。

3.《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一書從方法論上為厲以寧的經濟改革理論提供了基礎

「非均衡」的概念並不是厲以寧的創造，它最早出現在西方經濟學文獻里。非均衡還是一種均衡，只是非瓦爾拉斯那種市場出清的均衡。非均衡是指不存在完善的市場，不存在靈敏的價格體系的條件下所達到的均衡。有一些凱恩斯理論的解釋者認為，凱恩斯經濟學就是一種最初的非均衡理論。非均衡理論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在西方有較大的發展，主要用於研究在市場不完善和價格機制不能自行調節供求時，各種經濟力量如何被調整到彼此相適合的位置，並在這個位置上達到均衡。

厲以寧的非均衡理論並非照搬西方的非均衡理論，他首先提出兩類非均衡。

第一類經濟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需要或超額供給都是存在的，需求約束與供給約束都存在，但作為市場主體的微觀單位都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有自由選擇權，自行承擔風險。厲以寧認為，西方學者所討論的非均衡，是這類非均衡。

但厲以寧辨別出當時中國經濟所面臨的是另一類經濟非均衡：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需要或超額供給都是存在的，需求約束與供給約束都存在，但作為市場主體的微觀單位並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與經營方式的自主權，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與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沒有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

這就是說，兩種非均衡之間的區分主要是微觀經濟單位的性質和行為不同而造成的。如果說西方的經濟非均衡是由於價格與市場機制失靈造成的，那麼中國的非均衡除了價格與市場機制失靈以外，還有企業作為微觀經濟單位是政府的附屬物這一特性造成的，是市場價格體系失靈與微觀經濟單位不自主之間互為因果的產物。因此，厲以寧指出，中國只有通過企業改革，將國有企業改造成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的微觀單位，先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然後再使第一類非均衡中的非均衡程度逐步縮小。

從非均衡出發，厲以寧對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又有新的發現。

（1）作為非均衡表現形式的「滯漲」，在社會主義經濟里會呈現結構複雜的「滯漲」：「漲」有公開的漲和隱蔽的「漲」（即表面上價格未變，實際上有價無貨），「滯」也有公開的滯和隱蔽的「滯」（即表面上GDP增長，實際上有效供給並未增加）。所以，「滯」和「漲」的組合共有四種，應對這四種組合方式下的「滯漲」，也應該採取不同的政策組合方式。

（2）中國經濟的非均衡與產業結構問題有密切關係，產業結構的調整之所以困難，與企業運行機制的弊病、企業行為短期化以及社會行為短期化有關。只有加速企業改革，改造企業運行機制，克服第二類非均衡中微觀經濟單位的弊端，才能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

（3）在中國的第二類非均衡經濟里存在著各種「剛性」，除了「工資剛性」「就業剛性」「福利剛性」以外，還存在一種特殊的剛性——「企業剛性」：企業負盈不負虧，企業破產難以實現，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殭屍企業」問題。即非均衡不但表現在產品市場與要素市場上，還表現在制度市場上。

（4）非均衡會導致價格「雙軌制」長期存在。在商品短缺條件下，如果存在較大的資源約束，那麼即使表面上取消了兩種價格（計劃價格與非計劃價格），實際上仍會形成新的兩種價格（公開價格與地下價格）之差。在條件尚未成熟之時過早全面放開價格，除可能引起社會經濟動蕩外，還會使一些人利用公開價格與地下價格之差牟利。

總而言之，《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一書不僅指出了兩類非均衡，更是以第二類非均衡為基礎論述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建立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從而深化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調節理論，對於中國特色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建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厲以寧的三種調節機制與三次分配理論

三種調節機制（或力量）與三次分配理論是厲以寧經濟學的獨創，是他在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學研究的主要成果。儘管這個理論在80年代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里已有端倪，在那本書里也論證了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但當時只論述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兩種調節機制，沒有把道德作為「第三種調節力量」來論述，因此沒有「三種調節機制」，也沒有「三次分配」理論。「三種調節機制」和「三次分配」理論主要是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1995年出版的《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和1999年出版的《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三本書中系統闡述的，在2018年出版的《文化經濟學》里也有許多論述。

1. 「三種調節機制」理論

三種調節，就是市場調節、政府調節和道德力量調節。關於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的定義，厲以寧教授的解釋與別人沒有什麼區別，他的「三種調節機制」理論的新意在於對道德力量的調節作用賦予與市場、政府相同甚至更高的地位，同時，對市場、政府與道德力量三者之間的關係給出了新穎的論證。

厲以寧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里就已經提出了「第二次調節理論」。那是在市場調節與政府調節之間的關係上，他認為市場調節是「第一次調節」，政府調節是「第二次調節」。這就鮮明地把市場機制放在基礎性的地位上，在當時是具有創新性的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改為「三種調節機制」理論，就不僅僅是從「二」到「三」的「加一」的變化，而是有質的飛躍。

第一，厲以寧指出，如按歷史上發生的次序來排，道德調節是先於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的。市場出現在原始社會解體階段，但在這以前，人類社會至少已存在幾萬年了，那時既沒有市場，也沒有政府，當然就沒有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人類社會在那漫長的歲月里是靠什麼力量進行調節的呢？靠的是道德力量的調節，其中包括了習慣的調節、風俗的調節以及共同遵守的設定或慣例的調節。這種靠道德力量作為唯一調節機制的經濟就是希克斯在《經濟史理論》中所稱的「習俗經濟」。

第二，就是在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機制產生並起作用之後，在一些邊遠地區或封閉的海島上，仍有可能既沒有市場調節，也沒有政府調節（天高皇帝遠）。那就只能依靠道德力量來調節經濟活動。還由於人類經常發生大的戰亂，「小亂居城，大亂居鄉」，無論是居城還是居鄉，在戰亂期間，道德力量的調節使得不論官員還是普通民眾，都不至於餓死、凍死。

第三，在當今高度發達的市場調節機制和政府調節的法規、政策與文件的條件下，道德調節仍然是基礎性的。市場調節的方式主要是定價，但定價的均衡點其實焦距於人們內心，價格不可能持久地離譜，人人心中有桿秤，這桿秤就是基於道德的公平。市場講究的就是誠信，不守規矩、損人利己，這樣的市場是無序的。政府調節首先必須廉潔清正，從皇帝辦公廳到地方政府衙門的法庭，都懸掛著「正大光明」的匾額，如果沒有道德調節，皇帝和官員很難做到廉潔清明。因此，政府調節必須建立在反腐的基礎之上。

第四，社會活動分為交易領域與非交易領域。在交易領域，是市場、政府與道德力量共同調節；在非交易領域，如家庭關係、家族關係、鄰居關係、同鄉關係、同學關係、師生關係、同事關係等，還有如學術活動、宗教活動、公益活動等，市場調節進不去，政府調節的法規只能設一個邊界與底線，平時的活動主要依靠道德力量進行調節。

因此，厲以寧關於三種調節機制的理論，是對人類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的調節機制的全方位的研究，他將「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相結合，將經濟調節與道德調節相結合，實質上是將經濟學與倫理學相結合，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學研究對亞當·斯密學說中的合理內容的批判性繼承。

2.「三次分配」學說

與「三種調節力量」或「三種調節機制」相對應，厲以寧教授提出了「三次分配」學說。

與市場調節相對應的收入分配是收入的第一次分配。收入按其構成可分為工資、薪酬以及與工資和薪酬聯繫在一起的獎金、補貼等。這是由市場決定的收入分配。市場是根據各類人員所提供的生產要素的數量、質量和效率，經過市場評價，來決定第一次分配中的各種收入水平。

社會收入的第二次分配是政府主持下的收入再分配。第二次收入分配是與政府調節相對應的，但是並不是與政府調節的全部機制相對應，而只是與政府的收入調節相對應。政府一方面通過徵收個人所得稅、遺產稅、贈予稅、財產轉移稅，另一方面通過建設社會保障制度，對失業人員和低收入家庭、老弱病殘群體給予補助、救濟或津貼，以此實行收入的再分配。這叫作「第二次分配」。

第三次收入分配是在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後形成的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基礎上展開的，是個人出於自願和愛心和社會責任感而做出的捐贈。這是基於道德力量而做出的收入再轉移、再分配。顯然，第三次收入分配是與道德調節機制相對應的。

厲以寧的「三次分配」學說的創新點有四個。第一創新點，厲以寧將這三次分配置於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三種調節機制之下，是由三種調節機制衍生出來三次分配方式。第二個創新點，厲以寧論證了第三次分配區別於第一次、第二次分配的社會內涵，即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引導下，帶有人情味的收入轉移，而非市場調節下的第一次分配那種冷冰冰的生產要素轉移後的收入分配，也不像政府調節那種依靠法律、法規、規章制度的收入轉移。第三次分配增進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是一種捐獻人與受助人雙方都感到幸福的交往過程。第三次分配完全是基於個人自願的公益活動，不像第一次分配中各種生產要素所有者多多少少要被迫服從市場價值評價才能獲得屬於自己的收益回報，也不像第二次分配時人們必須服從國家法律納稅，第三次分配完全是個人自主的。這三次分配實質上揭示了人類在分配關係上三種不同的自由程度。第四個創新點，第三次分配實質上填補了第一次、第二次分配後留下的社會空白：第一次分配發生於市場交易領域，第二次分配發生於政府法律、法規所覆蓋的領域，但是社會尚有既非市場又非政府調控所覆蓋的空白區，這些廣大的社會空間需要公益事業、慈善事業的發展來彌補，來投入，來支持其發展，這個領域同樣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和為人民謀利益的重要領域。我們可以說，厲以寧的「第三次分配」理論實質是拓寬了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的研究領域。

總之，厲以寧的經濟學研究，提出了從傳統的社會主義體制如何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改革的經濟學理論，提出了「股份制改革」的制度設計；而且從中國實際出發，從微觀、宏觀和市場調節體系提出一整套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理論，尤其是提出了「中期宏觀經濟管理理論」和「第二種非均衡經濟理論」；還將市場調節、政府調節和道德力量調節統一起來，提出了一個全面的社會主義經濟調節理論，提出「三種調節」和「三次分配」的學說，將社會主義經濟分析與經濟倫理學相結合，將對「有形之手」的調節與「無形之手」的調節的分析相結合，這實質上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比較系統的中國式的經濟學理論成果。

我們正處於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新時期，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向全面建設現代化的方向前進。在這個歷史關頭，學習總結中國社會主義改革和發展實踐中形成的中國學人自己的經濟學成果，包括像厲以寧教授這樣的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對我們繼續探索真理大有裨益。

平新喬（經濟學家，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學術委員會主席，博士生導師，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師從陳岱孫、厲以寧、胡代光；著有《微觀經濟學十八講》等；曾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厲以寧課題組成員）——《博覽群書》注）

2022年8月29日於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本文為《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式現代化：重讀厲以寧》代序，標題和內容由《博覽群書》雜誌修改確定）

《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式現代化：重讀厲以寧》，尹俊（經濟學博士，師從厲以寧教授，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院長助理）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