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判刑4年的鈕承澤，曾在陽光燦爛豬八戒里跑龍套

文/地中海螃蟹

策劃：書本編輯部

利用不對等的身份地位實施性侵、事發後以談戀愛的名義辯駁。除了鮑毓明性侵養女案，我們可以在絕大多數熟人性侵事件里找到這兩種元素。

比如剛剛被判刑4年的台灣導演鈕承澤性侵女下屬。

18年，鈕承澤新片《跑馬》開拍，這名女下屬進組開工。出乎意料，一向脾氣暴躁的鈕承澤對她關懷備至。11月下旬，鈕承澤以身心狀況不佳為由取消了劇組會議，但卻發消息讓受害者的上司到自己住處聊天，並且特意提到可以帶受害人一起來。

這不是單獨邀約，於是受害人赴了約。當時屋裡還有其他人在。但很快，其他人陸續離開，只留下鈕承澤、受害人和那位上司。再過了一些時候，受害人上司也因為宿醉想回家，鈕承澤讓對方安心先走，並強調自己「很尊重女性」。

出於對鈕承澤心理狀況的擔憂，受害者沒有隨上司離開，一開始兩人也只是聊天。但很快，鈕承澤就開始靠近，並對受害人下手。

他先是靠近、撫摸受害者的頭和肩膀，然後將她撲倒在沙發上，強行狂吻、脫衣服，據受害人表示，過程極度粗暴。而據受害者友人敘述，鈕承澤雖然征服欲強烈，但因為無法勃起，最後只能靠手指草草了事……

「不能人事」成了媒體的噱頭，但案發時，鈕承澤已經52歲了。早在學生時期，鈕承澤就跟同學比賽過看誰強吻女同學多，也混過社會，《艋舺》就是他獻給自己混混朋友的作品……

在不能人事的年紀發生這樣的事兒，對他來說並不稀奇。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品堪憂的人，除了在案發時轟動全台灣，一年多後才宣判的官司結果也能在疫情期間搶一波熱度。

這不僅僅是因為他的《艋舺》讓台灣電影似乎看到了回光，更是因為國光藝校畢業的他師承侯孝賢，童星出道的鈕承澤親身經歷了台灣電影的起落興衰。

1、國光幫

2018年3月29日，一名台灣交換生在美國被捕。因為他對同學說「5月1日別來學校，因為我要開槍」。

這件事在台灣引起轟動，因為講出這句恐怖性質話的交換生，是台灣藝人狄鶯和孫鵬的兒子孫安佐。

12月10日孫安佐，在被拘留8個月後，孫安佐被遣返回台灣，終身不得踏入美國境內。返台當日，他的母親狄鶯去機場接機，被媒體、警方人員和圍觀群眾組成的人牆圍擋著壓根進不去，只能奮力擠來擠去。

狄鶯

據說，為了兒子的事兒，孫鵬狄鶯兩口子停工八個月，還要請最好的律師打官司撈孩子，幾個月前就傳出他們急售內湖和北投的獨棟別墅來變現籌款的消息。

孫鵬與狄鶯這邊自顧不暇，他們的國安老同學鈕承澤也深陷漩渦。幾天前，台灣聯合新聞網爆出鈕承澤性侵女工作人員的消息。

事情發生的時候，他正在拍攝自己的最新電影《跑馬》。而受害女性就是《跑馬》劇組的工作人員，受到侵犯時，這位受害人正處於生理期。

鈕承澤、任賢齊《跑馬》

事後，女子連夜辭職，並在友人的陪同下去報警驗傷。面對嘩然輿論，鈕承澤解釋兩人是戀人關係，但遭對方聊天記錄打臉。經過一年多的審訊，因為鈕承澤不認罪還歸責於女方沒有拒絕，法院認為「不宜輕縱」，最終法院一審以「強制性交罪」判了4年，並向受害女性支付了「七位數」的調解金。

孫鵬和鈕承澤，這兩位晚節不保的台灣老前輩，都有一個共同身份：國光校友。

與中戲、北影的畢業生靠自己的知名度為母校爭光不同，國光藝校的出圈，完全就是靠鈕承澤為主的國光幫，在公眾面前揭露各自在國光的奇葩學生生涯。

《康熙來了》曾經做過國光幫的專訪，鈕承澤直言，在國光上課，就是喝酒划拳。他說他讀書時跟孫鵬比賽，把學妹帶到廁所里去親。孫鵬，也曾是校園一霸，甚至自曝掀過女老師的裙子。

物化女性，是國光的傳統。據另一位國光同學張世回憶，當時國光一期只招十幾個男生，而女生則有45個。「平均一個男生可以分配三個女生」。

但同時，國光擁有台灣最好的硬體資源，20世紀80年代初期就「每個教室都有冷氣，有最好的音像和錄像設備，上課有沙發，有學生抽屜」。

而且跟其他藝校不一樣，國光是公立的，讀書不要錢，學生女多男少而且還有機會出道做演員，對當時台灣年輕人誘惑力很大，基本上是報名幾萬人才錄十幾個。

張世進入國光是被父親送進去的。他爸爸是個軍人，出身黃埔軍校，1950年到台灣出任「空軍訓練中心」主任，後以少將退役，離世後的告別式是有「覆旗榮典」的。但在國光，張世很明白，只有跟混混同學一起玩才能得到出頭的機會。

「其實在當年，我的瘋狂也是很清醒的，我會跟他們一起玩，一起鬧。但我很明白自己是要幹什麼，我是軍人的小孩，而其他人在影視圈都很有關係，我只有跟他們玩在一起，才可能得到機會。像《風櫃來的人》就是鈕承澤推薦我去演的。「

《風櫃來的人》 右1鈕承澤 右2張世

除了《風櫃來的人》，讓鈕承澤一舉成名的《小畢的故事》，其實也帶上了自己的同學張世和孫鵬。

1989年，《香蕉天堂》讓23歲的張世拿下當年金馬最佳男配角——這部電影的男主演正是鈕承澤。

至於鈕承澤，從來人緣都不好，愛搶人女朋友，即使在學生時期給同學介紹資源，但國光幫里的庹宗華、孫鵬、張世跟他關係都不好，也從來沒人請他參加同學會。

他出了名的脾氣不好，跟他合作過的演員基本上都吐槽過他愛亂髮脾氣，在片場瘋起來連自己都打。陳意涵說被嚇死，阮經天說「溫和就不是鈕承澤」。《軍中樂園》的工作人員爆料說他拍片有個「小天使制度」，要專門安排一個好看的女生坐在他旁邊，幫他做場記該做的雜事，同時還要倒酒服侍、安撫其易燃易爆炸的情緒。

但這個人品存疑的導演，確實是國光幫的核心人物，幾位同學早年的資源，幾乎都由他一手牽線。原因就在於：鈕承澤是上世紀80年代台灣新電影運動的見證者，作為侯孝賢的御用演員，16、17歲的年紀，就出演了《小畢的故事》《風櫃來的人》等重要影片。

2、新電影

台灣電影史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更像是一部政治史。1949年以來,台灣實施了38年的"戒嚴令"。"戒嚴令"實施期間,台灣電影大多是些政宣意味濃重的影片,此時的台灣電影更像是當局政宣下的附庸。

在"戒嚴令"時期的最後五年，台灣發起了新電影運動。

「台灣新電影——香港鮮浪潮」學術分享會訪談

70年代末, 「美台」斷交, 島內人心動蕩, 台灣民眾已不再信任政府, 政宣片自然遭到排斥。《大湖英烈》耗資四千萬元，賣座不到五百萬元，而另外一部耗資五千萬、宣稱要囊括金馬獎的《苦戀》慘敗，連廣告費都沒收回……

隨著一系列政宣片在票房上的慘敗導致「中影」的財政虧空, 於是, 中影為了重振旗鼓, 不得不啟用一批新人走進創作團隊, 其中吳念真和小野是第一批進入「中影」的新人。

左1吳念真 《一一》

1982年, 楊德昌、張毅、柯一正、陶德辰共同執導了四段式影片《光陰的故事》, 通過從童年到少年到青蔥再到中年這四個人生不同階段的故事表現了人的成長, 以及成長過程中必須面臨的煩惱, 反映了台灣社會幾十年的變遷。

這部電影拉開了台灣新電影的序幕。在體制上，起用年輕導演，突破了中影用人成規：低成本拍攝減少商業回收的壓力來換取創作的自由。

繼《光陰的故事》之後, 1983年, 侯孝賢、曾壯祥、萬仁一起執導了《兒子的大玩偶》, 該片與前輩胡金銓等人執導的《大輪迴》同年上映, 但是《大輪迴》反應一般, 《兒子的大玩偶》卻十分賣座。

《兒子的大玩偶》由三段不同的影片構成, 其中第三段故事《蘋果的滋味》因其明顯的政治隱喻意味, 在社會中引發了「削蘋果事件」, 因為在影片中出現了台灣人在面對美國人時卑躬屈膝的卑微心態, 使台灣當局感到極為不滿, 於是要求刪除這一片段。

最終台灣當局還是沒有敵過社會輿論, 電影仍然以原片上映。電影創作者敢於公開和政府進行對抗, 台灣電影開始走向創作自由。

1983年，中影啟用了很多新導演拍攝影片，形式與立意也越發不同。陳厚坤指導、鈕承澤主演的《小畢的故事》上映，36歲的楊德昌也在這一年，厚積薄發，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片電影《海灘的一天》，轟動一時。

《海灘的一天》

這一年被稱為台灣新電影的第一次高潮。與此同時，台灣新電影越發傾向個人化、藝術化的表達,主流電影圈開始歧視商業電影。但因為不注重電的宣傳和推廣，這些個人化作品在票房上接連慘敗。

從商業的角度來看, 新電影的成就極其微弱, 1982年-1986年, 新電影生產了58部, 只佔台灣全部影片產量的14%, 產量非常低。商業與藝術的矛盾在1985年集中爆發。

當年金馬獎提名名單公布時, 台灣媒體界發起了一場論戰, 主要針對新電影, 有兩個主題, 一是「藝術與商業的矛盾」, 一是「新電影的個人崇拜」。在金馬獎大會上, 新舊兩派影評勢力公開對峙, 形成了「擁侯派」和「倒侯派」。

這個「侯」，就是侯孝賢。作為新電影運動的代表人物，侯孝賢承擔了台灣電影因新電影運動走向商業衰落的責任。但很快，他就像世人證明了藝術片也能在商業上獲得成功。

1987年, 實施了38年的「戒嚴令」終於廢除, 台灣真正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兩年後年侯孝賢拍攝了電影《悲情城市》。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個黑道家族, 在經歷了台灣光復, 「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後, 整個家族由盛轉衰的歷史。

拍《悲情城市》時，梁朝偉這邊的片酬，由監製兼投資人詹宏志來談：

「跟梁朝偉的經紀人談他的檔期、時間、拍片所需要的所有安排，細到什麼程度？連一天要洗幾件衣服合同上都寫清楚。侯孝賢的強項在電影本體方面，他的表演也是一流的，可以教每個藝人怎麼演戲，我的工作則是外圍的，設法保護投資人手不要伸進創作的地方，這是我的強項。」

這部電影獲得了第46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也成為投資人詹宏志賺得最多的一部電影。1989年10月，《悲情城市》在台灣上映，由於在此之前，它在威尼斯電影節奪得金獅獎，因此大批觀眾走進影院想一睹影片真容。

兩個月後，《悲情城市》以3491萬新台幣的票房偽位列台灣華語電影票房第二名。

可是絕大多數觀眾都沒撐到影片放映結束就提早離開了，誰都沒料到這部電影會那麼沉悶。侯孝賢的老搭檔吳念真後來回憶說：「他們因為得獎所以來看，看了又看不懂，抱怨怎麼那麼差。」

觀眾覺得悶，卻不妨礙侯孝賢因此成為聞名世界的導演。《悲情城市》的商業成功很大程度上在於它講出了之前無人講過的「二二八事件」,在時間的洪流中, 個人的悲痛和時代的悲痛是相通的。該片過後，強加在台灣電影上的政治因素也逐漸消失。

但從《悲情城市》起，台灣電影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沒落。因為它開了一個藝術片賺錢的新模式，國際拿獎、海外賣片，電影還沒上映，成本就已經回收了過來。台灣本土的商業電影愈發不受青睞。

為了刺激電影市場， 1989年, 台灣當局設立了台灣電影輔導金。李安在輔導金的資助下拍出了「父親三部曲」, 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蔡明亮的《愛情萬歲》等都是在輔導金的資助下拍攝的。

右2張震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但是正因為這些新導演沒有了經濟憂慮, 開始沒有顧忌地大走藝術道路, 本地電影市場無法得到電影人的青睞, 於是台灣電影滑向了一個惡性循環。

與此同時，台灣當局支持參加國際影展的藝術電影, 認為在世界範圍內推廣台灣電影獲得海外認同。於是, 商業電影無法得到電影輔導金的幫助, 也得不到台灣當局的青睞。自新電影運動開始以來, 整個台灣電影界都輕視商業電影, 但是藝術電影不能帶給台灣電影界票房的保證, 無法促進台灣電影工業的發展。

到了90年代, 台灣電影界唯一一個始終堅持商業化道路的只有朱延平。朱延平自擔任導演以來, 電影票房始終居於前列。但是, 在電影評論界, 朱延平始終被批判為低級, 得不到認可。在好萊塢的衝擊下， 陷入純藝術泥沼的台灣電影最終走向衰落。

3、北上

1994年，內地導演黃建新拍攝《五魁》，找到了台灣演員張世。這部影片讓張世提名了金馬最佳男主，還拿到了荷蘭鹿特丹影展觀眾票選最佳男主角。

早早就北上內地的張世相繼拍攝了《風月》、《漢武大帝》、《粉紅女郎》、《神話》等作品，有了自己的資源，重心也不在台灣，張世逐漸脫離了國光幫，最後出家。

新電影浪潮過去後，童星出道的鈕承澤發展並不順利。也曾北上，在徐崢那版的《春光燦爛豬八戒》里跑龍套。直到轉戰幕後，成為導演。

鈕承澤飾演北海龍王

在拍《軍中樂園》的時候，他帶著該片攝影師、姚晨老公曹郁以「冒名」的方式偷偷進入海軍基地勘景，被判刑。後來法院判他緩刑兩年，要履行60小時義務勞動，台北地檢署點名叫他拍修複式司法微電影來抵消處罰。

在《軍中樂園》前兩年，他召集一眾大牌執導的影片《愛》在內地上映。同《艋舺》一樣，這部電影力捧台灣小生阮經天、趙又廷，彭于晏也在片中打了個醬油。遺憾的是，離開了台灣本土，該片並沒有獲得多少人注意。唯一被拿出來說的，就是鈕承澤本人涉嫌在拍攝時吃舒淇豆腐。

如今阮經天和趙又廷早已不復當年的流量，彭于晏卻靠著出演林超賢、姜文等大導演的作品，保持著自己的咖位。2015年，侯孝賢的《刺客聶隱娘》公映。全劇耗資約4億5千萬台幣，一半資金來自大陸。

無論藝術片還是商業片，都離不開資金的扶持。台灣當局的輔導金在新電影后圓了李安們的藝術夢，而當資金的來源發生變化後，台灣的電影人們又該何去何從？

當我們在談論台灣電影的時候，似乎在談論台灣。

作者：地中海螃蟹（胖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