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首相，出軌不斷、瘋瘋癲癲，卻把歐洲鬧了個天翻地覆

鮑里斯·約翰遜的家族從來沒能徹底擺脫不安全感。他們家族上數五代是奴隸，曾曾祖父則來自土耳其Anatolia Kalfat的一個金髮村莊，這也是鮑里斯家族世世代代都擁有一頭金髮的原因。

鮑里斯的曾祖父Ali Kemal是個很有故事的人，他是個虔誠的土耳其親英派穆斯林，6歲起便可熟練背誦古蘭經，生活在奧斯曼帝國時期，經歷了一戰，1888年，19歲的Ali因成立學生社團被捕，後被流放了很多年。一戰後，他和一些英國人建立聯盟，反對當時在Kemal Ataturk領導下的民族主義運動，1919年5月被任命為蘇丹最後一屆政府的內政部長，被同時代人評論為「傀儡的傀儡」。但不幸的是，他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站錯隊，1922年Ataturk重新奪權，Ali被當成賣國賊處置，被人用棍棒、石頭、刀子輪番折磨，最後被絞死。

（鮑里斯的曾祖父Ali Kemal）

這個慘烈的故事教育了一代代包括鮑里斯在內的約翰遜家族的人，他們非常明白認死理和正面對抗能有多危險。這也是鮑里斯後來在政界很少和誰產生公開正面的衝突的原因之一，他更傾向於使用圓滑而有效的方式逐步削弱對手。

Ali的兒子是Osman，他的母親生完他後不久就因為產褥熱去世，Osman和姐姐Selma不得不從小和遠在英國的外婆一起生活，並跟了外婆的英國姓氏約翰遜Johnson。根據Osman的成長經歷，不難想像他有多麼渴望愛和安全感，因此他非常熱愛讓他擁有了安定生活的英國，再加上當時土耳其人在英國會受到歧視，因此他讓別人叫自己更為英式的名字Johnny，並刻意隱瞞自己的土耳其血統。

1936年，Osman和Irene Williams結婚，Irene的家族上數幾代和法國貴族能扯上關係，因此她對自己家族的輝煌過去非常眷戀，並十分渴望象徵著她出身的、來自母親那邊的姓氏de Pfeffel能留在家族裡，因此後來鮑里斯的全名（Alexander Boris de Pfeffel Johnson）里也有這個名字。

她對自己的兒子，也就是鮑里斯的爸爸Stanley，寄予了極高期望，而Stanley也非常有野心，覺得自己可以單槍匹馬打造屬於自己的政治和傳媒帝國。他性格冷酷，甚至自己都承認自己有點冷漠，8歲那年他第一次離家上寄宿學校，晚上聽到同屋男生因為想家而哭，他只是冷靜地說，「我也想我媽，但也不至於哭吧」。很多和他認識了幾十年的人，甚至從來沒聽他提起過他有兄弟姐妹。

Stanley的性格有幾個非常明顯的特點，這幾個特點有些直接遺傳給了鮑里斯，而有些則從側面上影響了鮑里斯的性格。第一個特點是自視甚高，但能力有限。其實Stanley算是聰明的學生，他19歲得到Stapledon獎學金，考入牛津大學，心氣兒很高的他給自己的大學生涯定了三個目標：一是贏得橄欖球比賽獎項，二是成為學生會主席，三是學業上拿到第一名。但實際上這三個目標都沒實現，學生生涯唯一的高光時刻是得到了Newdigate獎。但這絲毫沒有打擊Stanley的自戀心理，在他後來出版的個人傳記《Stanley I Presume？》里，花了大量篇幅詳細列舉他在學校里獲得的所有獎項、高分科目、體育比賽里的出色表現等等。

第二個特點是不分場合地開玩笑，甚至是葷段子，比如當他的一個小學同學痛苦地回憶小時候被校長性虐待的往事時，Stanley非常輕率地說了一句「他從來沒騷擾過我」；而在他出版過的書里也充滿了數不清的黃段子。Stanley自己也承認他在人際關係方面有點難以把握尺度，缺乏同理心和共情能力。

第三個特點是花心、不顧家。1963年，年僅22歲的Stanley和21歲的同學Charlotte Fawcett（也就是鮑里斯的媽媽）結婚了。Charlotte出身名門， 爸爸是James Fawcett爵士，媽媽Beatrice是傑出的古地理學家Elias Lowe教授的女兒，著名的女權組織福西特協會就是Fawcett家族的祖先創辦的，家族有很多貴族人脈關係，且都非常熱心於人權運動，全家都是左翼，因此當他們知道Charlotte和支持保守黨的Stanley在一起的時候都非常吃驚。

二人結婚後Stanley通過贏得Harkness獎學金得以來到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留學一年，Charlotte於是中斷學業來美陪讀，很快就懷孕了。而當時的Stanley發現自己在英國得獎的詩作在美國卻反響平平，因此為了給自己散心，決定帶著懷孕的新婚妻子去墨西哥旅遊。在當地他們很幸運地遇到了Stanley同學的父親Boris Litwin招待他們，為了表達感謝，Stanley承諾如果孩子是男孩，就給他起名Boris鮑里斯。這就是鮑里斯名字的由來。

1964年6月19日鮑里斯出生，因為Stanley向來不愛花錢，因此Charlotte生孩子的地方是紐約當地窮人常去的一家小診所。鮑里斯從小就非常安靜，一直到8歲之前都有被稱為「膠耳」的聽力障礙，這種病症會帶來嚴重的疼痛和感染，因此鮑里斯不得不一直呆在床上。直到現在鮑里斯都會把自己性格中喜歡迴避的一面歸結於小時候的聽力障礙上，因為他非常害怕自己會說錯話。直到青少年時期這個病才完全治癒，也正是從那時起鮑里斯真實的性格才開始慢慢浮現。

約翰遜家族的老朋友們至今都對鮑里斯的公眾形象感到吃驚，因為他們記憶中，十幾歲的鮑里斯是個非常安靜好學勤奮的男孩，也絲毫看不出有任何野心。在旁人的眼裡，那時的他是個嚴肅而喜歡獨處的男孩。

說回Stanley，婚後的他常常不在家，1965年他和Charlotte離開牛津，幾經波折後Stanley進入世界銀行工作，經過Charlotte獨自一人辛苦的整理、打包和搬家工作，這個歷經奔波的年輕的家庭終於到華盛頓順利落腳，有了他們的第一個房子，也開始在華盛頓當地結交了自己的社交圈，其中包括著名的BBC記者Charles Wheeler（此處留一個伏筆，此人後來在鮑里斯人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Charles Wheeler）

但Charlotte嚮往的這種平靜生活沒過上幾年。1968年的4月1日，Stanley開了一個非常誇張的愚人節玩笑：他給老闆提交了一個1億美元的正式申請，希望將該筆貸款投入到建造三座新的金字塔和一個獅身人面像上。他當時的上司Robert McNamara顯然不覺得這個笑話很好笑，開除了Stanley。

雖然Stanley後來很快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但因為工作地點在紐約，這家人不得不再次搬家。當時的美國局勢動蕩不安，馬丁路德金、約翰肯尼迪、羅伯特肯尼迪等名人相繼被刺殺，這讓需要照顧孩子的Charlotte非常不安，但Stanley完全沒有要體諒妻子的意思，他的新工作——國家人口控制政策小的項目主任——讓他能夠在一年內出差里程數達到3.5萬英里，完全讓他愛玩的性格得到了滿足，一年後工作報告完成，1969年的夏天，一家人終於回到了英國。

約翰遜家庭對子女的教育偏重藝術和文學，電視幾乎不讓看。鮑里斯年幼時有點繪畫天賦，至今愛畫畫。Stanley對孩子們都抱有強烈期望，這也讓幾個兄弟姐妹間有了些許競爭的意味，比如鮑里斯至今對妹妹Rachel識字比自己早耿耿於懷。但這種競爭沒有影響他們之間的關係，因為早年一直搬家，除了兄弟姐妹外，他們實在很難交到別的朋友。鮑里斯也是在那時養成了一種和同性保持一定距離的習慣：他只和女人親近，和男人總有點禮貌的疏遠，沒有特別鐵的哥們。

因為工作關係，1973年約翰遜一家再次搬家，到了布魯塞爾。上文提到的他們在華盛頓結交的Charles Wheeler一家也在，這使得鮑里斯得以和兒時認識的Charles的女兒、安靜直率的Marina Wheeler「再續前緣」。他們在同一個學校上課，Marina對鮑里斯沒什麼興趣，但鮑里斯非常努力地吸引Marina。

在Stanley和Charlotte的整個婚姻期間，Stanley出軌了無數次，且基本不顧家，Charlotte因此承受了巨大精神壓力，1974年還曾因此崩潰到住院，直到1979年，忍無可忍的Charlotte終於離婚。這期間Stanley曾未經Charlotte允許，直接把鮑里斯和妹妹Rachel送到寄宿學校，兩個青春期的孩子在缺乏母愛又不得不依靠不靠譜爸爸的環境下長大。鮑里斯也成了媽媽的情感支柱，這讓他後來成了一個特別善於傾聽女人心事的男人（諷刺的是，雖然成長過程中目睹了自己媽媽吃盡苦頭，長大後的鮑里斯卻重複了爸爸的老路）。

家裡亂成一鍋粥不說，在學校里鮑里斯也因為自己的土耳其血統受到過欺負，所有這些強烈的不安全感，讓他形成了一套獨有的自我保護體系：他外表不修邊幅，實則博覽群書、非常勤奮，希臘語和拉丁語成績遠超同齡人。在阿仕頓預科寄宿學校鮑里斯考取了國王獎學金，得以進入英國最著名的貴族中學伊頓公學。

伊頓是全英國最頂級貴族中學，學生大多是英國最頂級權貴後代。在這裡，鮑里斯接受了標準的精英思想洗禮，他的好學程度遠超其他同學，但沒有拔尖的科目，更接近一個通才。他的老師David Guilford說：「儘管在伊頓已經教過幾百個非常聰明的學生，但鮑里斯仍然是其中數一數二的。我也教過卡梅隆（即前英國首相戴維·卡梅隆），但當時對他完全沒印象，（相比鮑里斯）卡梅隆就是比較循規蹈矩的學生。」

（伊頓時期的鮑里斯）

鮑里斯的「人設」也在這個階段逐漸形成。他在學校是個風雲人物：雖然外在非常狂放不羈，但作為一個高智商的學生，他的搞笑行為沒有招到同學嘲笑，反而能讓其他人和他一起笑，而且他從那時起就學會了用幽默和自嘲來掩蓋自己的野心。他也敏銳地意識到，如果想出人頭地，就不能當反叛者，於是他積極地學習、融入所有伊頓的傳統，並在此過程中激發了自己身上試圖領導其他人的精英意識。

（伊頓時期的鮑里斯）

但正如上一篇文章里也提到過的那樣，他雖然受歡迎，卻和每個人都保持一定的距離，和誰都沒有特別熟絡，僅有兩個密友：Charles Spencer（黛安娜王妃的親弟弟）和Darius Guppy。因為關係親密，三人被稱為鐵三角。

（左：Darius Guppy，右：Charles Spencer）

鮑里斯對新聞工作的興趣也在這個時期表現出來，他爭取到了校報《Chronicle》的編輯工作，他的個人魅力和聰明才智通過這個職位得到展現，也因此提升了在自己圈子裡的地位，和出身遠超自己的貴族階級同學結下了人脈。

1981年，鮑里斯加入了伊頓的POP社團，這個社團是僅面向伊頓最頂級、最受歡迎的一小撮人開放的私密社團，通常只有最有錢、最聰明或者最受歡迎的人才能加入，並且學校也不干涉這個社團的具體運營情況，鮑里斯為了加入這個社團，只和學校里出身最頂級的同學打交道。但鮑里斯性格中比較可貴的一面是，雖然他為了進入核心圈努力經營貴族人脈，但他也會對其他普通同學很友好，比如他對當時伊頓非常罕見的黑人同學也能一視同仁地對待和相處，完全沒有那個年代白人精英對外來者居高臨下的態度。

（最右為鮑里斯）

鮑里斯在伊頓完成的另外一個重要成就是加入辯論社並成為社長。曾在當時和他辯論過的Emma Jenks說：「當時我們都提前準備發言稿，只有鮑里斯是臨場寫的，並且寫得非常好，但我不確定他是真的沒準備還是只是假裝沒準備。我更傾向於是後者。」

對伊頓時期的鮑里斯的整體表現，可以從一些旁觀者的評價中了解一二。上段提到的Emma Jenks的爸爸Brian Jenks爵士早在那時就預測說鮑里斯以後會成為英國首相，因為他有非凡的感染力。而擔任過鮑里斯某場辯論比賽評審的歷史學家Tim Connor則認為鮑里斯辯論風格輕鬆機智，喜歡痛斥對方辯手。Eric Anderson爵士說鮑里斯毫無疑問是他在伊頓教過的最有趣的學生，並說只要和鮑里斯待過一小時的沒有人會忘掉他。但也有人說儘管鮑里斯很有個人魅力，但性格流於表面，處理不了認真嚴肅的事情。

後來鮑里斯以全額獎學金考入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學習古典文學。在間隔年（意為正式升學之前為期一年的旅行/實習等社會實踐）期間，他選擇去澳洲頂級私校Geelong Grammer School教英語和拉丁語，而不是像其他同學那樣去非洲等落後地區支教。這個選擇是非常有約翰遜家族的價值取向特點的。

（Geelong Grammer School）

到了牛津，鮑里斯依然如魚得水，他延續了伊頓時期的幽默搞笑又不修邊幅的人設，在一群上層階級出身的同學中也是風雲人物。牛津學生向來被灌輸要成為領袖和人上人的思想，他們都十分確定自己會成為名人或掌權者（事實上也確實如此），鮑里斯的同學名單中包括英國前首相戴維·卡梅隆在內的大批名流，連鮑里斯自己回憶起來都帶著喜悅和驕傲的神情。這批牛津同學中很多同時也是鮑里斯在伊頓時的同學，他們建立了堅不可摧的內部小圈子。鮑里斯在伊頓時期建立的鐵三角圈子延續到了牛津。和鮑里斯競爭過牛津大學辯論社主席的Mark Carnegie說，鮑里斯性格非常封閉，不和除了鐵三角以外的任何人敞開心扉。

正如在伊頓上學時加入了POP社團那樣，鮑里斯在牛津也加入了一個著名的精英社團——布靈頓俱樂部，成員非富即貴，主要活動內容是非常放縱的玩樂打鬧。很多和鮑里斯同期參加了布靈頓俱樂部的人說，鮑里斯並不常出現在俱樂部那些放縱的社團活動中，因為他不喜歡酗酒後失控的感覺，也幾乎不抽煙。

在大學時期鮑里斯談了第一個正式的女朋友：貴族出身的Allegra Mostyn-Owen。Allegra是學校里的著名美女，登上過《Tatler》雜誌的封面，追求者甚眾，非常搶手。一般學生和Allegra相處時都非常緊張拘謹，但鮑里斯非常放鬆自在，給她寫的信里也毫不避諱地說她讓他想到他媽媽。一段曖昧期過後，鮑里斯下了最後通牒：如果Allegra不和他交往，那麼他們以後連朋友都沒得做。兩人於是正式確定關係，鮑里斯還向她求了婚，但被老練的女方父親Willie一眼看穿，他說鮑里斯太貪心，而且他不整潔的外表也都是故意做出的樣子。

（Allegra Mostyn-Owen）

鮑里斯對辯論社的興趣也延續到了牛津。他曾兩次競選牛津大名鼎鼎的辯論社主席，第一次競選的他缺乏經驗，沒有像其他競選人一樣廣撒網拉票，而是集中力量拉攏原來老伊頓關係網裡的精英份子，手段上也沒有任何技術含量可言。鮑里斯毫無懸念地輸了，但這也教會了他重要一課：沒有人在從政路上僅僅依靠自己就能成功，光靠原來伊頓的那些人脈是遠遠不夠的，他必須打造一個響亮的個人品牌形象。

第二次競選的鮑里斯學聰明了，他淡化個人政治立場，突出了自己的幽默性格，並不吝於對自己的外形自嘲。為了淡化自己的老伊頓精英氣息，他對外表現出一副疏遠了Darius Guppy等老友的樣子。雖然外表依然是一副插科打諢的形象，但這次鮑里斯準備的非常專業，他甚至組建了專業團隊，團隊負責人Anthony Frieze說他們把觸角伸向了很多之前大學社團競選不會考慮到的地方。由於辯論社不允許公開競選，因此他們偷偷做了很多準備，列了無數可供拉攏的投票人名單，完全超越了普通校園競選的水平。付出得到了回報，1985年11月28日，鮑里斯的競選演講得到了如潮好評，最終以809比466的大比分贏得選舉。

成為牛津辯論社主席後，他和Allegra這對情侶更出名了，被戲稱為「美女與野獸」組合。辯論社主席歷來在女生中都是非常搶手的，鮑里斯也不例外，多了很多女粉絲，大批女生主動投懷送抱。不過對於他成為辯論社主席後的工作表現，同學們褒貶不一。有人認為他總是謹慎地迴避很多事，沒有原則，也有很多人在那時就已經看穿了他用凌亂外表掩飾精明內心的本質。

（鮑里斯和Allegra Mostyn-Owen）

和爸爸Stanley一樣，鮑里斯也給自己的大學生活定了三個目標：一是成為辯論社主席，二是找到一個老婆，三是在學業上拔尖。第一個實現了，第二個也基本有戲，唯獨第三個目標遙遙無期。一來這不是僅靠智力就能實現的，需要非常專註努力，二來他偏科，古典文學和哲學成績很好，其他科目成績則較為普通。老師們對他的評價也兩極化，要麼很喜歡他，要麼很不喜歡他。

1987年鮑里斯從牛津畢業了，同年他和Allegra舉辦了婚禮。鮑里斯畢業的那個年代適逢管理諮詢顧問公司的興起，這些公司以高薪吸引了一大批名校畢業生，相比之下任職公務人員則顯得過時了。鮑里斯也投身時代浪潮，在LEK諮詢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年薪1.8萬英鎊。但沒過多久鮑里斯就發現自己不適合做諮詢顧問的工作，於是靠著學校積累的人脈和母親那邊的背景，他在1987年年底成為《泰晤士報》的一名實習生。入職後的第一個任務是出差去伍爾弗漢普頓待三個月完成一個專題採訪。那時Allegra也處在事業轉變期，正在為考取訴訟律師資格而做準備。這次長期分別讓他們本就不穩定的年輕婚姻雪上加霜。

鮑里斯在《泰晤士報》的工作經歷實在難說愉快，他那種散漫的外表也沒給領導們留下好印象。長期做一些沒有技術含量的底層初級重複工作，對於鮑里斯這樣在學校當慣了風雲人物的人來說是非常壓抑的。大概是為了打破這種死氣沉沉的局面，有一次在寫一篇和愛德華二世相關的文章時，為了增加可看性，鮑里斯在文中加了一段非常煽情的描述，並引用了鮑里斯的教父、牛津大學博士Colin Lucas的一段話，但實際上這段話Lucas並沒有說過。Lucas知道此事後自然是非常生氣，因為這嚴重影響了他作為學者的專業性。鮑里斯的報社領導知道情況後，決定解僱鮑里斯。

後來鮑里斯在《每日電訊報》找到了新工作。這家報社的氛圍更適合鮑里斯，他們能包容他這種聰明的怪咖。他當時的同事Quentin Lets評價鮑里斯是說：「雖然他來的時候名聲並不好，但他對和別人套磁搞社交沒興趣，他極其努力，看待世界的角度和常規的記者不一樣。他本質上不是個新聞工作者，他總是試圖尋找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

這種平淡的生活過了一年多，鮑里斯的事業就迎來了一個轉機，《每日電訊報》布魯塞爾分部出現了職位空缺，鮑里斯積極地爭取了這個機會，並於1989年3月前往布魯塞爾就職。這個工作機會的意義需要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來看：1988年，時任英國首相的撒切爾夫人發表了布魯日演講，1989年年末柏林牆被推倒，這些世界級大事件，讓歐洲和歐洲事務成了世界關注的焦點，而作為一個新聞記者，鮑里斯的選擇，相當於讓自己降落在了一個完美的風暴中心上。

事實證明鮑里斯賭對了。在來到布魯塞爾後的幾年內，他創立了一種全新的寫作模式，並被其他媒體紛紛效仿。他文風幽默，擅長以搞笑的方式把原本拿不上檯面的立場表達出來，比如他會寫「義大利橡膠產業因製作的安全套尺寸太小而觸犯了歐盟原則」這種話。

鮑里斯真正的天才之處在於，他敏銳地意識到，必須和主流觀點唱反調才能出名。於是他成了著名的歐洲懷疑論者，這個觀點在那時還是很罕見的，但大約五年後就變成了主流觀點，鮑里斯也成為了唯一一個通過這個立場在民眾中引起情感共鳴的媒體人。鮑里斯把這種情況比喻為股市：「這是一個自由市場，因此總會有人和大眾唱反調，隨時準備低價買入（支持某個不同觀點）。如果這時有人能抓住這個機會，提供其他的股票（提出和主流不同的看法），那麼就會出現引爆點，突然之間所有人都會開始買這個股票（支持這個觀點），而不是賣股票。」

工作之餘，他「不羈」的外表和人設也和以前一樣，完全沒變。他會隱藏實力，絕不展現出聰明的一面，還會故意模仿拙劣的法國口音逗笑大家，但實際上他的法語說得非常好。在人人衣著得體的布魯塞爾，他毫不避諱地穿著已經髒了的衣服。

鮑里斯也會像其他媒體人那樣批評政要，但他絕不是隨便攻擊別人的愣頭青，被他點名批評的都是經過他仔細考量和篩選的。比如那時他長期抨擊時任英國外交部長的Douglas Hurd，導致Hurd不堪其擾，說每次看鮑里斯寫的文章都覺得他在向自己扔手榴彈。Hurd還在外交部特設「鮑里斯部」，專門研究如何反駁鮑里斯的批評言論。當時曾有官員憤怒地打電話給鮑里斯，質問他為什麼這些寫，鮑里斯含糊其辭地敷衍對方說那些只是他的個人看法。

（Douglas Hurd）

但形式比人強。儘管爭議不斷，但鮑里斯的幸運之處在於，他的職業生涯是伴隨著歐盟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1990年隨著撒切爾夫人下台，歐洲一體化問題變得更加尖銳，作為歐盟總部所在地的布魯塞爾更是被各大媒體派駐了大量明星級別的記者長期駐紮，但即便在這群人里，鮑里斯依然是「唱反調大王」，乘著這股東風，他成了家喻戶曉的明星媒體人，文章的影響力和分量越來越重。

但也不乏一些人看出了他的問題，時任英國政府新聞秘書的Richard Stagg爵士說，鮑里斯和其他媒體人最大的區別是，他的文章不客觀，充斥著自己的判斷和政治目的；上文提到的Hurd，以及Charles Gran都認為鮑里斯骨子裡其實是個親歐派，Peter Guilford則認為鮑里斯這麼寫文章，除了能提高辨識度外，另一方面也是為以後的職業生涯鋪路。當然鮑里斯也不是省油的燈，《英國金融時報》的David Gardner曾發表過一篇批評歐盟某項新政策的文章，鮑里斯看到後非常生氣，於是瘋狂地給Gardner的辦公室傳真發郵件，一直發到傳真機缺紙。

（David Gardner）

那段時間鮑里斯最具爆炸性的文章寫於1992年5月。那時歐洲外交部長會議正在葡萄牙吉馬良斯舉行，部分成員國需要對商討當中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進行投票，丹麥的一票至關重要，於是需要在丹麥國內全民投票進行表決。這時鮑里斯寫了一篇名為《德洛爾計劃統治歐洲》的文章，說時任歐共體主席的雅克·德洛爾決定取消歐盟主席國輪值的制度，改為把權力集中在布魯塞爾。這篇報道被丹麥國內黨派利用，並大肆在丹麥國內宣揚，最終丹麥迫於壓力，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上投了反對票。鮑里斯的行為毫無意外地引起了大量爭議，甚至連他的部分支持者都倒戈抨擊他，但顯然鮑里斯自己不這麼認為：直到十年後，鮑里斯談起此事時，仍然非常得意。

(《德洛爾計劃統治歐洲》)

工作上順風順水，但家庭生活的裂痕已經掩不住了。那時鮑里斯和Allegra的婚姻已經到了難以維繫的地步，鮑里斯沉迷工作、無心顧家，有時候Allegra甚至需要打電話到鮑里斯的報社才能知道他在哪。1990年10月，忍無可忍的Allegra獨自打包行李返回倫敦，和鮑里斯分居了兩年。不甘寂寞的鮑里斯和本系列第一篇文章（點這裡看）里提到的、當時也在布魯塞爾工作的、青梅竹馬的Marina Wheeler舊情復燃。

Marina畢業於劍橋大學菲茲威廉學院，畢業後成為律師，意志堅定、事業有成，內心非常強大，和性格敏感的Allegra完全不同。在鮑里斯的瘋狂追求下，Marina也同意和鮑里斯在一起。這種三人行的關係徹底惹毛了Allegra，她於1992年年初把自己的所有家當全部搬離布魯塞爾的家。1992年10月，Marina和鮑里斯訂婚，並懷上了他的孩子。1993年4月，鮑里斯辦好了離婚手續，5月，他和Marina舉辦了婚禮，6月12日Marina生下了她和鮑里斯的第一個孩子Lara。

（這令人窒息的時間線......）

(中間的粉衣女孩是鮑里斯的大娃Lara)

1994年，鮑里斯帶著種種爭議，離開布魯塞爾，返回倫敦老家。他和Marina在倫敦北部安家，家裡被Marina管理得井井有條，1995年、1997年、1999年他們分別有了自己的另外三個孩子，分別是Milo、Cassia、Theodore。看了這個系列文章的讀者朋友們大概也猜得到，以鮑里斯大男子主義的風格，當然是不會帶孩子的，家務事由Marina和保姆全部包攬，鮑里斯不僅不幫忙，還曾因為自己的襪子配不上對而埋怨Marina，他和妻子在教育方面唯一的共同點是，相比同為精英階層的其他父母，他們不會苛求孩子以便實現自己的野心，鮑里斯甚至有點瞧不起那些喜歡逼迫孩子的父母。但在兩件事上鮑里斯是非常嚴格的：首先他要求孩子們有獨立性和積極性；其次他嚴禁孩子玩任何形式的電子類遊戲，他認為電子類遊戲是最嚴重的毒品。

（鮑里斯的二娃Milo）

（鮑里斯的三娃Cassia）

（鮑里斯的四娃Theodore）

大概是被老婆照顧得太好，以至於鮑里斯在外有點缺乏生活能力。有一件軼事可作為佐證：鮑里斯曾為GQ雜誌寫過一段時間的專欄，當時和他對接的編輯Dylan Jones說雜誌社給他付的錢是史上最高的，因為其中除了稿費外，還有因為鮑里斯到處亂停車而被罰的款，鮑里斯說罰單多得像雪片一樣。這個款項鮑里斯自己當然是不願意付的，於是GQ雜誌全部「買單」。

（Dylan Jones）

說回鮑里斯的工作。回到英國後他仍然在《每日電訊報》任職，年僅30就成為助理主編及首席政治專欄作家。雖然職位高升，但面臨的困難沒有減少：作為政治記者，鮑里斯缺少真正的政治立場，每次被迫表態時，說來說去都是反歐洲主義和反死刑的老生常談，這些讓他很害怕被外界認為自己是黔驢技窮了。時任英國首相的John Major也看鮑里斯不爽，說他的文章是給保守黨內部煽風點火，是引起內訌的行為，甚至早在鮑里斯1993年還沒回倫敦的時候，Major就曾阻止過他競選歐洲議會議員。

（John Major）

但這些內心的種種焦慮，都絲毫沒能改變鮑里斯的文風，他的爭議性言論有增無減，也根本不把「政治正確」放在眼裡。他曾在1997年6月25日發表的文章上寫道，「來自炎熱的馬托格羅索的黑鬼們讓英國人陷入了兩難境地」，後來還說「英國女王愛上了英聯邦，因為這能讓她經常享受到一群搖旗吶喊的黑鬼們的歡呼」。他對女人和女性主義的評價也很負面，說「我們活在一個女權主義時代，我們活在一個在公開場合裝可憐就可以贏得選票的時代」。但如果對自己的看法產生動搖，鮑里斯的態度也可以隨時大反轉，比如他在2001年時對小布希讚譽有加，到了2004年則說小布希在某些問題上的表態能力連自己七歲的孩子都不如。

1995年，鮑里斯遇到了整個媒體從業生涯最嚴重的危機。事情要說回1990年，在本系列第二篇文章里提到的鮑里斯學生時期的摯友Darius Guppy因涉嫌騙保，被《世界新聞報》記者Stuart Collier調查，焦頭爛額的Guppy找到鮑里斯，希望他能提供Collier的家庭住址，聲稱要找人揍他。鮑里斯同意提供地址，但又怕事情鬧大、把自己卷進去，因此一直反覆確認Guppy會不會把人揍得太狠。1993年Guppy最終還是被判了五年刑期。這事直到1995年6月才被爆了出來，而爆料人正是當年Guppy一起騙保的同夥Peter Risdon。

（Darius Guppy）

事情曝光後，鮑里斯澄清說自己當時沒有提供地址，也和自己的上司Max Hastings進行了長談。具體談了什麼，外界不得而知，最終Hastings出人意料地沒有解僱鮑里斯，只是對他進行了譴責。鮑里斯常年打造的「小丑」形象也在後期危機公關中起了作用，畢竟人們實在很難把這樣一個喜歡插科打諢的人，和預謀鬥毆的形象聯繫在一起。那段時間雖然難熬，但最終鮑里斯平穩落地。

早在1993年鮑里斯還在布魯塞爾的時候，就動過從政的念頭，表達過希望以保守黨候選人的身份參加1994年歐洲議會選舉的想法，但因為當時得罪了時任英國首相的John Major而未能實現。後來他轉移目標，改為通過在英國下議院獲得席位。

（John Major）

1997年，鮑里斯從政的心思再次活絡。經過多番嘗試後，他最終被選為北威爾士勞動黨安全席位南克維德黨的候選人，但在1997年的大選中，以9091比22901的票數大比分輸給了工黨候選人。鮑里斯政治生涯的開局不可謂不坎坷，他當時的上司Max Hastings也不看好他從政，覺得他雖然聰明，但性格滑稽，不適合當政治家。

Nick Robinson曾私下問鮑里斯為什麼明明當記者當得風生水起，卻還如此執著於從政，鮑里斯的答案是：當記者改變不了任何現狀，只有議會裡的那些人才能做出改變。所以不順利的競選結果沒有改變他的想法，但以鮑里斯圓滑的性格，他沒有在一棵樹上一直吊著，1999年7月他被任命為《觀察者》的主編，而提拔他的領導Conrad Black做出這個任命，原因正是因為鮑里斯承諾已經徹底放棄從政的想法。

（Conrad Black）

但實際上鮑里斯完全沒有改變主意：2001年5月，他被選為牛津郡泰晤士河畔亨利鎮選區的保守黨議員，正式踏入英國政壇。這件事把Conrad Black氣壞了，怒斥鮑里斯是個讓人無語的騙子。而身段柔軟的鮑里斯則對Conrad各種道歉，想爭取在媒體界和政界身兼兩職。Conrad考慮到鮑里斯如果身兼政客，對報紙的曝光率也有幫助，最終同意了這個想法。報社給他配備了兩名助理Stuart Reid和Ann Sindall，幫他打理所有工作上的雜活，以便他專註於工作。

鮑里斯的亨利鎮議員位置的前任Michael Heseltine德高望重，和鮑里斯一貫弔兒郎當的公眾形象形成了強烈對比，因此鮑里斯剛上任時一度引起輿論的極大反彈，很多人辭職表示不滿，還招來了一些關於競選黑幕的指控。BBC記者Anna Ford評價說：「鮑里斯這樣的人怎麼能當好議員？他連自己都照看不好。」另外鮑里斯身兼議員、主編、專欄作家的多重身份也引起了同僚的不滿，畢竟這幾個工作存在利益衝突。處於平息民憤的考慮，鮑里斯在2001年10月接受採訪說自己降低了在《觀察者》的薪資，以抵消自己減少了的工作時長，但他的上司Dan Colson毫不客氣地拆穿說：「我可不記得給他進行過任何減薪，他總是哭窮，很會討價還價。」

鮑里斯的工作量很大，他當時的秘書Melissa Crawshay-Williams說自己每天要處理至少200封電子郵件和200封信件，數量上遠高於其他人，鮑里斯本人需要經手的工作可見一斑。因為年紀和工作壓力，那時的鮑里斯開始發福，為了健康考慮他養成了慢跑和騎單車的習慣，並把這些運動充分地利用起來，成為了他塑造公共形象的途徑，每次跑步必穿著花里胡哨的短褲讓記者拍。

忙歸忙，鮑里斯擔任議員的第一個任期毫無亮點，在659名議員排名525名，意興闌珊的鮑里斯在政治工作之外花了很多時間在副業上，2002年還出了本書。這種不投入工作的狀態惹毛其他議員，對鮑里斯的不滿在2002年3月達到了頂點：在他的一次演講中，工黨議員Eleanor Hards扔了一個法棍到鮑里斯臉上。這件事給鮑里斯敲響了警鐘，他開始更加努力地討好亨利鎮選取的媒體和選民，還特意為取悅他們而開了一個新專欄。為了方便工作，他特意在亨利鎮花65萬英鎊買了一棟房子，舉家搬了過去。這聽起來貌似家庭團結一致，但實際上鮑里斯的老婆Marina根本不喜歡亨利鎮，她和鮑里斯的政治立場也一直不同。作為一個事業成功的律師，她對成為政治家附屬物一般的太太毫無興趣，極少陪同鮑里斯出席公開活動。Marina的不妥協讓鮑里斯很惱火。

鮑里斯政治生涯第一個小高潮開始於2003年。那年10月29日，Michael Howard成為新黨魁，這本來對鮑里斯來說不是好事，因為當年他曾在《觀察者》上寫文章痛罵時任內政大臣的Howard，但高升後的Howard不計前嫌，反而提拔鮑里斯為保守黨副主席，還讚美鮑里斯是議會和保守黨的寶貴財富，力排眾議重用了鮑里斯，並在2004年5月的改組中進一步提拔鮑里斯為影子大臣。鮑里斯自己都受寵若驚，在接受採訪時對這一連串的任命感到意外。

（Michael Howard）

在「腹黑小丑」這個系列中筆者幾乎每篇文章都會提到鮑里斯從學生時代起就漸漸形成的人設，而這一人設在鮑里斯開始從政生涯後更是變本加厲。當時曾短暫地擔任過鮑里斯上級的Julie Kirkbride說鮑里斯私下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條，非常聰明，目標感極強，他不修邊幅的外表只是讓外人放鬆警惕的煙霧彈；Andy McSmith則說，鮑里斯曾對兩個記者的相似內容的採訪問題，給出過一字不差的答覆，這說明他的對外行為都是進行過排練和準備的。

在中文網路描寫鮑里斯的文章中幾乎都會提到他的數次婚外情，本文不再列舉那些小三、小四、小N的名字。鮑里斯這種紅旗不倒、彩旗飄飄的婚姻模式，就是在這段時間形成的。鮑里斯最著名的一個婚外情對象是當時倫敦著名的交際花Petronella Wyatt。Petronella出身優渥，三歲時就擁有了自己的Dior裙子，當年大衛·卡梅隆（前英國首相）還未婚時，倆人還相過親。Petronella私生活作風「豪放」，進入媒體圈後對工作時接觸的各類人士也毫無避諱，接受過她採訪的英國前國防大臣Denis Healey在採訪完畢後甚至直接說「很遺憾這次沒時間和你打炮（rumpy-pumpy）了」。

（Petronella Wyatt）

在鮑里斯成為《觀察者》主編之前，Petronella任職前主編Frank Johnson的副主編，鮑里斯上位後她就被報社解僱了，但鮑里斯給她開了個專欄作為補償。過沒多久二人就搭上線了，他們的關係成了公開的秘密，《每日郵報》還曾在文章中暗示過。時間久了Petronella想「轉正」，但鮑里斯沒同意。兩人的關係持續了4年，Marina心知肚明，但她只當這是無足輕重的插曲。Petronella也不是沒想過結束這種地下關係，中間也交過一個美國律師男友，但最終發現還是和鮑里斯在一起最開心，於是這段地下戀情就一直持續了下去。

Petronella為鮑里斯打過兩次胎，而把這段關係鬧得滿城風雨的，正是在第二次打胎的時候。那是2004年10月18日，Petronella肚子里的孩子已經7個月了，她下決心打掉，但鮑里斯的想法一直在變：他一會兒說可以出錢撫養孩子，一會兒又不承認自己是孩子的爸爸。打完胎後，他最終連1500英鎊的打胎費用都沒有支付，因為他覺得太貴了。

兩周後的2004年11月7日《星期日鏡報》和《星期日快報》等媒體都把這件事爆出來了，後來又有多家媒體跟進。鮑里斯言辭非常激烈地否認了這件事，他的丈母娘也幫著維護了女婿。議會相關人士要求鮑里斯辭去議會的相關職位，但鮑里斯堅決不同意，畢竟他自己當年在柯林頓「拉鏈門」事件上是支持柯林頓的，因此壓根也不覺得這是個大事，甚至覺得自己只是被眼紅的同僚給陷害了。但因外部影響過於惡劣，Michael Howard還是罷免了他。

這個婚外情事件的兩個當事女主反應大相徑庭：Petronalla大受打擊，她媽媽甚至聲稱《觀察者》報社把她女兒的人生毀了；而Marina在公眾面前則表現得雲淡風輕，儘管還有媒體人挖苦她當年也是「帶球上位」，如今遭到了報應，但她表現得彷彿什麼都沒發生一樣。Marina其實也不像很多中文媒體描寫得那樣苦大仇深，她自己也有過一些和男演員Neil Pearson的花邊緋聞。

這個沸沸揚揚的婚外情甚至還被人改編成了名叫《Who』s the daddy？》的舞台劇，劇場就在離鮑里斯家一英里的地方。鮑里斯大女兒每天上學、放學都會經過那裡，而且她因為每天被同學詢問自己爸爸的婚外情而倍感困擾。

而鮑里斯的這次婚外情也只是整個《觀察者》連環性醜聞的一個序幕而已。這之後，員工家屬Rachel Royce爆料前夫Liddle在《觀察者》工作時，報社特別喜歡辦臭名昭著的派對，讓一群有權有勢的中年男人和很多年輕女孩共處一室。而鮑里斯找的年輕女孩里包括當年只有20歲的牛津辯論社主席Ruzwana Bashir。再加上2004年8月引起全城熱議的《觀察者》出版人Kimberly Fortier和內政大臣David Blunkett的婚外情，一時之間《觀察者》報社的私生活成了整個英國關注的焦點，民眾給報紙起了個別名叫「亂性者」（Sextator），連對岸美國的《名利場》雜誌都對這種情況嘖嘖稱奇，諷刺英國媒體圈和政壇的私生活作風混亂。

（Ruzwana Bashir）

掉到低谷的鮑里斯沒有放棄對政壇的嚮往。2005年5月，他重新被選為亨利鎮的議員，重回戰場。另外他看準了當時38歲的老同學大衛·卡梅隆身上的潛力，對卡梅隆當時競選保守黨領袖的活動全力支持，並在各種文章里對他大肆吹捧。儘管剛開始卡梅隆看起來勝算並不大，競選過程也多有波折，但鮑里斯把自己重新成為前座議員的希望全部押注在卡梅隆身上。不僅如此，為了向卡梅隆表明自己的決心，還在各種電視節目採訪中堅定站隊和表態。

鮑里斯賭贏了。2005年，卡梅隆成為保守黨領袖，鮑里斯出任保守黨影子內閣教育大臣，並於同年12月辭去了《觀察者》主編的職務。

不死心的鮑里斯，一方面除了向老同學卡梅隆表忠心外，出於恢復公眾形象的考慮，也開始參與制作偏向學術性的電視節目。2006年，他和導演David Jeffcock合作，拍攝了紀錄片《The Dream of Rome》，其中David Jeffcock負責主要的寫稿工作，而鮑里斯需要做的是把稿件內容潤色成鮑里斯的風格，並展現給觀眾。

但在製作這個記錄片的過程里也鬧出過不太光彩的新聞。這個紀錄片的製作方是Charles Brand的公司Tiger Aspect，鮑里斯曾暗地裡讓David Jeffcock另起爐灶創立新的製作公司，負責《The Dream of Rome》系列衍生作品的製作，這樣一來鮑里斯能賺到的錢就更多了。Charles Brand當然怒不可遏。大概是處於愧疚心理，很少掏腰包的鮑里斯主動請Charles Brand到一家印度餐廳吃飯，並直截了當地說，自己這麼做是因為對政治生涯沒有把握，所以必須通過在電視台的工作多賺點錢。後來Charles Brand回憶說，鮑里斯的坦誠讓他無話可說，但自那以後兩人也無可避免地決裂了。

鮑里斯和David Jeffcock創辦的這個電視製作公司叫Finland Station，後來也陸續製作了一系列影響力不大的節目。2006年那段時間鮑里斯也確實是缺錢，他和《每日電訊報》主動要求把他的專欄報價從每年20萬英鎊提高到25萬英鎊，而且為了提高自己文章的閱讀量，他很喜歡當標題黨，寫一些諸如《為什麼說大衛·卡梅隆是個混蛋（cunt）？》這樣的標題來吸引眼球。

經過不懈的努力，他通過寫專欄、出書、做演講、做電視節目等方式賺了不少錢，也讓自己之前已經跌倒谷底的公眾形象有了好轉。但好景不長，2006年4月2日，鮑里斯又被媒體抓住了婚內出軌的證據。《世界新聞報》把他和時年29歲的Anna Fazackerley幽會的全過程作為頭版頭條進行了報道。事件爆出後不久，鮑里斯因公出差去了中國，躲過了一劫，可憐了鮑里斯的老婆Marina，被媒體圍追堵截，氣得她把婚戒從無名指換到了中指戴。被爆出來的新情人Anna Fazackerley的生活也是被鬧得天翻地覆，她被公司解僱，並且被媒體界列入黑名單，找不到新工作。為了補償Anna，鮑里斯建了一個顧問機構Agora，並把Anna聘為唯一一個僱員，每年給她發27250英鎊的年薪。

鮑里斯這麼容易吸引媒體注意，除了私生活之外，和他從來不懂得收斂的外放風格也是密不可分的。舉個例子，2006年9月，英國著名美食家Jamie Oliver試圖在英國推廣他的健康午餐套餐，遭到了家長們的反對，他們隔著學校圍欄給孩子遞送午餐。對這種情況，保守黨領袖卡梅隆只是中規中矩地表示支持Jamie Oliver；反觀鮑里斯，則非常激烈地公開表示反對：「讓孩子們吃他們想吃的！為什麼家長不能給孩子們送飯？如果我是管事的人，我就讓Oliver滾蛋！」這種旗幟鮮明的論調非常能贏得那個情景下家長們的心，鮑里斯天生就精於這一點。

隨著影響力的擴大，鮑里斯也有了新的事業野心。2007年3月開始，他就與幾個密友商討自己成為倫敦市長的可能性，並通過各種渠道明示暗示卡梅隆選他成為保守黨的市長候選人。但不知卡梅隆是出於什麼心理一直無視鮑里斯，他考慮的很多人選最後都無疾而終，一直拖到年中都還沒定下合適的人選。

而鮑里斯這邊情況就麻煩很多。2007年2月，鮑里斯的脖子里發現了一個腫塊，到了6月，已經惡化到需要進行為期半年的治療，不得已只好打電話給卡梅隆說他要退出7月份的競選。但這些都只是鮑里斯的策略，他不想讓卡梅隆覺得自己太猴急、太有野心。眼看著最後一個「備胎」都快沒了，走投無路的卡梅隆只好決定讓鮑里斯成為保守黨的倫敦市長競選候選人。

鮑里斯的競選對手是政壇老炮、時年62歲的Ken Livingstone，他被認為是英國近代唯一成功的左翼政治家。為了削弱鮑里斯在民眾中的好感度，Ken的團隊把重點放在抨擊鮑里斯曾經的種族歧視言論上，說鮑里斯這樣的人無法成為倫敦這種多元文化城市的領導人云雲。

（Ken Livingstone）

不過即便Ken的團隊不做任何攻擊，在那時大眾也普遍不看好鮑里斯。但鮑里斯自己倒好像一點都不心急，他甚至在競選倫敦市長的時候都還一直經營自己的副業：在六個不同的國家拍攝了三個不同的電視節目，其中包括《Have I got news for you》等，他給《每日電訊報》的專欄也沒停過，而且他還給自己的詩集《The Perils of the Pushy Parents》做了宣傳。

鮑里斯的競選班子也非常年輕，剛組建時的負責人是年僅32歲的Dan Ritterband，鮑里斯原來的助手Rachel Wolf也被拉過來幫忙，另外還有二十齣頭的年輕人Tom Dyke、Alex Crowley等等。這些人儘管在同齡人里都很優秀，但對於這麼重要的競選活動毫無經驗。在很多人看來，要對付Ken這樣的政壇老炮，這些小孩子根本不是對手。

（Dan Ritterband）

這個年輕的團隊也確實犯了很多錯，常常毫無策略地對外釋放信息。鮑里斯情急之下拉來了Chris Cook幫忙，但Cook了解到團隊運營情況後也覺得一團亂麻、無從下手。

關鍵時刻，還是鮑里斯的老同學卡梅隆起了重要作用。卡梅隆給鮑里斯拉來了「財神爺」Jonathan Marland勛爵，他非常精通政治募捐之道，並計劃為鮑里斯的競選籌集150萬英鎊的資金。正是通過這些資金，為鮑里斯的隊伍吸引來了更多的人才，其中最重要的是Lynton Crosby。此人曾幫助John Howard贏得了澳大利亞總理的職位。

（Jonathan Marland勛爵）

Crosby的到來，讓鮑里斯的團隊運營水準上了好幾個台階。他一開始就警告鮑里斯，一定要打起精神，競選是個艱巨的工作，需要嚴格的自律，尤其需要保持私生活的乾淨，並「威脅」鮑里斯說，如果他輸了，會被釘在十字架上。「財神爺」Marland更是直截了當地告訴鮑里斯：「如果你讓我們失望，我們會打爛你的膝蓋！」正是這兩個強勢狠角色的加入，讓鮑里斯真正開始投入到競選的每一分鐘中去，他的媒體接觸也受到了嚴格控制。

（Lynton Crosby）

通過觀察民眾對鮑里斯的反應，Crosby非常敏銳地意識到，鮑里斯的競爭對手低估了他的個人魅力：他們要麼把鮑里斯當成小丑，要麼把他當成腹黑的精英階層，卻沒有對他形成準確全面的認識。而且Ken的團隊越是把鮑里斯描繪得像個笨蛋，鮑里斯就越得到民心，因為正如英國老話說的那樣，英國人最喜歡的就是弱者（underdog），尤其喜歡一個有著自嘲的智慧的弱者。Crosby認為，媒體越是嘲諷鮑里斯，其實對他越有利。

總之，經過Crosby的精心操盤，2008年1月鮑里斯的支持率上升到了44%，這也是所有人第一次意識到鮑里斯好像真的有可能會贏。鮑里斯的妻子Marina也開始罕見地面對公眾，公開支持丈夫的事業，給鮑里斯在感情方面樹立了正面形象。到了2月底，鮑里斯的支持率已經超過了Ken五個百分點，到了3月，領先優勢擴大到了十個百分點。同時Ken自己也被爆出和兩個情婦生了三個私生子，送給鮑里斯一記神助攻。

正式選舉之前那段時間，種種調查數據都表明鮑里斯會贏得選舉，而最終的結果也確實如此：鮑里斯以1168738張選票，打敗了1028966張選票的Ken Livingstone，成為新一任倫敦市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