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剃頭匠」到「印尼糖王」的愛國華僑企業家黃奕住

2022年10月19日07:24:22 熱門 1164

君真健者今人豪，

但憑七尺涉波濤，

金豆摭拾充囊橐，

乘風長謠歸故國

黃奕住先生是從印尼歸國定居在鼓浪嶼的愛國華僑企業家。

本世紀 20 至 40 年代閩南一帶流行著一句話：「要想富，就學黃奕住」，說明當時民間對他地欣賞和羨慕，其實他對鼓浪嶼、廈門，乃至福建和全國的現代社會經濟建設所作出的卓越貢獻，更值得後人敬仰和紀念。

黃奕住出生於 1868 年 12 月 7 日(清同治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福建省南安縣十四都(今金淘區)樓霞圖(今樓下鄉)石筍村。其祖先來自湖北的江夏，定居南安後，其世系有族譜可查，且知其職業與家境的，是曾祖父、祖父和父親，他們都是貧苦的農民。

黃奕住是長子，他的父親盼他能早日支撐其家業，光宗耀祖，所以家裡雖窮，在他五六歲時，還是送他到私塾讀書，才讀幾年，儘管塾師認為他「聰慧過常兒」，但因他的三個弟弟和兩個妹妹相繼出世，家庭人口增加，父親辛勤耕作，母親替人紡紗，起早摸黑，終年勞動，全家人還是以甘薯度日，過著半飢半飽的日子，真是一貧如洗。萬般無奈，只好把一個弟弟送給遠親領養，小妹妹則送給人家做童養媳。黃奕住也只好輟學幫助父母勞動，清晨就要上山砍柴，挑去賣了，回來後下田幹活，與父母一起挑起養家的擔子。年復一年，還是不能改變家庭經濟狀況，只好另謀生路。幸好黃奕住的伯父黃伯順會剃頭，父親就將黃奕住送去伯父處，拜他為師，學習理髮的手藝，那時黃奕住才 12 歲，從師三年，他學成出師成了一個獨自行業的青年理髮匠。他每天挑著理髮擔子，沿村串鄉，上門為人服務。除本區外，還到鄰近的安溪縣去。這種活路很辛苦，收入微薄，但聊勝於無，可以有現錢收入貼補家用。

黃奕住串鄉理髮，接觸的人多，了解的情況也多。他從人們的言談中，得知東南亞各地氣候溫熱，雨量充沛，適宜農作，華人勤快，那裡就業和發展的機會很多，其中經營有方者，已成富翁。到南洋去謀出路，成為南安當時青年的一種嚮往。黃奕住是一個有志青年，他對人說：別人能去，我也能去，「事在人為耳。」到南洋去的念頭，在黃奕住的心中變得越來越強烈。

1884 年的一天，黃奕住為一豪紳理髮，在修容時，該豪紳突然咳嗽，黃奕住冷不及防，手中剃刀微傷其額角。豪紳頓時大發雷霆，大聲呵責謾罵，揚言日後要找他算帳。黃奕住知道惹不起他，又怕父母受累，只好遠走南洋避禍，與父母一商量，父母都支持。父親賣了祖傳的一丘田，得價 36 銀元，交給他作盤纏。母親手執行裝，讓他帶著幾件衣服和理髮工具去廈門，隨同鄉前輩出國。

當時閩人出國的方向，以南洋為主。在南洋諸島中，集中於英國殖民地新加坡和荷蘭殖民地爪哇等處，路程雖比去菲律賓遠一些，但入境手續簡便，只要買張從廈門出發的船票，即可入境。閩人出洋，向南走的，差不多都是先到新加坡，然後到馬來西亞各埠、東印度群島、泰國等地。黃奕住與鄉親們商量也走此線，於 1885 年春搭木帆船從廈門出發到達新加坡。

新加坡位於亞洲大陸馬來半島南端，太平洋和印度的航運通道馬六甲海峽出口處，交通方便。1824 年 8 月新加坡淪為英國殖民地，英國殖民當局為了開闢新加坡，一方面將它闢為自由港，另一方面廣招移民，參加修建港口、船塢、興建城市。這個城市華人很多，但是由於清政府國勢的軟弱，華僑深受英國殖民者的欺侮。

黃奕住到達新加坡後，住在一個開商店的鄉親家中。依舊以挑擔理髮為生，後輾轉雪蘭莪港、蘇門答臘島的棉蘭市、爪哇的三寶壟(Semarang)。但理髮這一行當，接觸面廣，容易學習當地方言，熟悉當地情況。

黃奕住在這個過程中，了解到經營商業可以有較多賺錢的機會。而當個理髮匠，無論是在新加坡，在雪蘭莪，在棉蘭，還是在三寶壟，與在南安一樣，只能得點工錢糊口，一輩子發不了財。他想我背井離鄉，難道只是為了糊口嗎?家中人怎麼辦?想來想去，認為自己在印尼漂泊四年，已粗通方言，也熟悉不少當地民族風俗，這是做小本買賣的有利條件，便想放棄理髮業，改行做商販。

一天在為老華僑魏嘉壽(亦作魏家壽，三寶壟富戶，1904被聘為三寶壟中華會館第一屆董事會的顧問)理髮時，向他談了這個想法。魏嘉壽也是從做小本生意發家的，很支持他的想法，就借給他 5 就作本錢，這使黃奕住堅定了改行的決心。把剃髮刀連同所有的理髮工具，用破布一裹，丟進滔滔的大海中去。表示了破釜沉舟，誓不回頭的改行決心。

黃奕住將魏嘉壽借給他的 5 盾，加上節約下來的積蓄作為資金，販些日用小雜貨及食品，挑到郊區土著村落，沿途叫賣，同時收購土特產，挑回三寶壟賣，從買賣的兩頭中賺得蠅頭小利。這個時期，在三寶壟地區，從事城鄉商品交換的，幾乎都是吃苦耐勞的華僑。

黃奕住因為腿腳勤快，翻山越嶺，走到別人少去的荒僻村落。採取賣價比人略低，買價又略高，多買多銷，利薄收入不薄的辦法，以及用顧客可以自家生產的土特產與之易貨，和替顧客代購代售的靈活手段，加上友善的態度，良好的信用，人多樂與交易。兩個月後，便將貸款還清。黃奕住成了自有資金的肩挑小販。他踏上了經商之途。

黃奕住放下理髮擔，挑起了貨郎擔。理髮擔子與貨郎擔子，是同樣靠肩膀挑，也同樣是走街串巷，同樣是上門服務，但卻是兩種生計，兩個行業，兩條前途。扔掉剃頭刀，挑起貨郎擔，黃奕住走出謀生職業的新步子。這是他一生中具有轉折意義的一步。

黃奕住挑著貨郎擔，細心觀察市場動態，籌謀新的生計。他看商店招待主顧，居民招待來訪的親友，常常是在街上咖啡擔子或咖啡攤點叫幾杯咖啡，配點糕餅。挑咖啡擔或擺咖啡攤無需店鋪，不交店租，所得足以養身，於是他改變經營對象，買了點咖啡、白糖、糕點和杯碟，將肩上的雜貨擔改為咖啡擔子，走街串巷，上門服務，將做生意的範圍從鄉村轉移到了城市。

挑擔賣咖啡飲食，就每一杯咖啡和每一碟糕點而言，僅蠅頭小利，靠著起早摸黑，腿快口勤，賣出的多，又省吃儉用，錙銖累積，也就日有盈餘。有了本錢，他便添置爐灶、桌椅之物，在美國花旗銀行樓前，租一固定地點，擺設咖啡茶檔，兼賣食品。由挑擔子到擺攤子，由移動到定點，收入也由少到多。黃奕住的生意，做得頗為順手。

黃奕住從買賣雜貨到賣咖啡糕點，表現了他對市場有敏銳的觀察力。正是這種能力，使他從此時來運轉，從窮到富，由小富到大富。

黃奕住的和藹、誠實、勤勞、節儉和會做生意，使顧客越來越多。他一個人要進貨，要煮咖啡，要給一些顧客家中送咖啡糕餅，又要洗杯盤，深深地感到需要有人幫忙。在海外，一個單身男人，忙了謀生的活計，自己的生活便有多方面的困難，也需要人照顧。這時，一位僑生姑娘蔡韁娘，在他的咖啡攤旁擺咖啡攤。他們先是互相關照。

時間一長，黃奕住的為人，博得蔡韁娘的喜愛。僑生女子，聞見較廣，知識較高，又受土著婦女婚姻習慣的影響，對於擇偶有較大的自由。由於華人血統及家中保留華人生活習慣，大多數僑生願與華人成親。蔡韁娘這個熱情的南國姑娘，先是主動提出合夥經營，後來又表示願意與他結為夫妻。

對於蔡韁娘的美意，黃奕住的思想是矛盾的。這是因為，經過長期的接觸，他喜歡蔡韁娘。他不僅營業上需人幫助，生活上也要人照顧。可是，他已有童養媳王時在南安家中。考慮及此，黃奕住坦誠地告訴蔡韁娘，中國老家裡已有一個童養媳，雖未成親，但卻是奉父母之命訂下的夫妻關係。蔡韁娘表示她不計妻妾名分。

黃奕住遵從家鄉傳統的規矩，將此事告知父母。慈祥的父母徵求王時的意見，受封建意識束縛，無自立能力，心地善良的王時，雖然心情痛苦，可是一則對遠在異國他鄉發生的這種事情無可奈何，二則不傷自己的尊嚴，三則華僑中有「兩頭家制」的傳統，四則從關心親人的心情出發，希望有一個人能代替自己照顧好黃奕住的生活，做她想做而又不能做到的事情，也就認可了這件婚事。

黃奕住於 1890 年與蔡韁娘成親。蔡韁娘不久成為黃奕住在三寶壟創業的伴侶。與蔡韁娘結婚，還使黃奕住後來在社交、經商、購置產業上得到了不少便利條件。因為，在印尼的三寶壟、巴達威與泗水，蔡、簡數姓是華僑中的大家族。這幾個家族的人，在當地都已居住數代。

蔡姓子 1753 年由福建漳州蔡坂遷往爪哇，到19 世紀 80 年代，已有 130 余年。蔡家已在當地紮下根，他們享有土著居民的一切權利，例如，1800 年建立的荷印殖民地政府，規定後到的華僑不得購買土地，而先於該政府規定定居的華人，則可以購買。黃奕住後來能在三寶壟等地購置地產、種植園，就得益於蔡韁娘已享有當地土著居民的權利。

黃奕住與蔡韁娘成親之後，為了多賺些錢，兩個人便開始分工。蔡氏主持咖啡攤，黃奕住騰出手來另尋財路，經營蔬菜與雜貨。營業的地址在新興起的佐哈爾市場(PasarDjohar)。

1890 年以後，正是三寶壟進出口商業和本地商業發展很快的時期。卡里峇魯(KaliBaroe)的倉庫愈來愈多，原有的貝達馬蘭市場無開拓的餘地，三寶壟市政府將佐哈爾廣場開闢為自由市場，並在市場內建起攤棚點，修建攤棚的費用為 1800 盾，每個攤位的租金為 65 盾，新興的佐哈爾市場發展迅速。黃奕住在該市場租了一個固定攤位，經營日用食雜及土特產品。由於地點適中，夫妻起早摸黑，精心經營，生意很好，資金越積越多，規模也越來越大，攤位已容納不了，於是黃奕住租了房子，辦起了一個掛有「日興」招牌的雜貨店。此事發生在 1891 年。

「日興」招牌的掛出，標誌著黃奕住由行商——小販變成了坐賈——店主。結了婚，有了家，辦起了雜貨店，算是立了業。這樣，黃奕住自離開南安，在新加坡、雪蘭莪、棉蘭、三寶壟漂泊了四五年之後，終於成家立業，也就在三寶壟落地生根了。

日興雜貨店賣的商品真可謂之雜，既賣咖啡，也零售咖啡粒、白糖、蔬菜及土產雜貨等。它們都屬於土特產。黃奕住之所以經營這些商品，是有原因的。

一是因為他原來擺咖啡攤，對咖啡、白糖等的貨源、品種熟悉，有經驗；

二是由於在印尼的福建籍華僑，長汀籍的多經營藥材，漳州、泉州籍的多經營土特產。後者在土特產經營方面有勢力，有網路，有經驗。

日興商行的成立，標誌著黃奕住一生中一個階段的結束：黃奕住已不再在窮人之列了。他手中有了頗豐的積累。與大多數華僑一樣，他認為是可以回歸故鄉的時候了。在華僑中的傳統觀點是：華僑在外營業興盛之後，必回國完婚，以誇耀於鄉里。普通華僑雖在南洋娶有土人婦，但一般人不以正式婚姻看待。除此以外，黃奕住此時雄心勃勃，想在生意上大幹一番，為此他要在家鄉找人做幫手。

黃奕住到達南洋後，時刻思念家鄉，惦記著過苦日子的父母、弟弟和未婚妻王時，家書未曾間斷，到三寶壟設攤有了積累之後，匯回家中的錢逐漸增多。他的父母按照當地華僑家庭的習慣，在收到兒子的匯款後，將其中的一部份留下來，供兒子將來回國成親之用。

1891 年，王時 16 歲時起，父母疊函催黃奕住回來與王時圓房，使他的家庭後繼有人。1894 年，黃奕住回到闊別十年的家鄉，與王時舉行結婚典禮。

黃奕住雖先與蔡疆娘在爪哇成親，但王時是奉父母之命定下的婚約，在名份上，王時到黃奕住家生活之日，便已是他的妻子。按照中國傳統的家庭習俗與華僑兩頭家習俗，王時是元配，屬正宗。黃奕住在家庭生活中也是這樣對待的。

1894 年到 1895 年間，黃奕住在南安物色了兩個幫手：葉原坪與黃則盤。他們兩人與黃奕住一起到達三寶壟，成為日興店的主要夥計。後來一直是黃奕住的得力助手和代理人。

黃奕住在南安家鄉住了幾個月，又奔回海外。這次再度出洋，他帶著幫手，準備大幹一番，開拓他生意的新階段。此時，他又遇上了開拓生意的好機會。

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年和 20 世紀的頭幾年，三寶壟對外對內的商業發展也很快。此中原因之一，是水陸交通事業發展很快，使它聯繫的地區更廣闊了。原因之二是當地華人商業資本發展快。華人商業區比起歐洲人商業區發展得更快，在擠滿了人群的街道上，華人的商店櫛比鱗次，使人眼花繚亂，生意十分興旺。

這個時期正是中爪哇地區甘蔗種植業及製糖業進一步發展的時期。三寶壟成為蔗糖的主要集散地之一。莫佐 (Modjo)、塞達尤(Sedajoe)、扎巴拉(Tjapala)、卡里翁姑(KaliWoengoe)、澤比靈(Tjepiring)和格穆(Gemod)等地所產的蔗糖都運往三寶壟銷售，其中有一部份還輸出至歐美各國。黃奕住洞察到經營糖業的發展前景，因此，1895 年以後，他即以經營糖業為主。

黃奕住的日興行到各地糖廠收購蔗糖，轉手交易，獲利豐厚，經營規模與資本像滾雪球一樣在發展。到 1897 年黃奕住剛滿 30 歲時，已擁資近百萬盾。隨著資本的增多，黃奕住將業務擴展到三寶壟以外，先後在中爪哇的北加浪(Pekalongan)、西爪哇的巴達維亞(Batavia)、東爪哇的泗水(Soerabaja)、蘇門答臘島的棉蘭和巨港(Palembang)設立日興行的分行。

在 1895 年以後的 10 多年內，爪哇糖維持在 100 公斤價 10 盾至 12 噸左右，比較平穩。黃奕住以較低廉的價格向各中小榨糖者收購後，批發轉售至爪哇各地及輸出至新加坡及歐美各國，獲得可觀的利潤。黃奕住已經營蔗糖的出口貿易，其生意範圍擴大到了荷屬東印度的境外了。

經營規模的擴大，使日興商行組織形式難以適應。日興商行的組織形式具有當時華僑商業的特點。印尼華僑來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在中國，傳統的商人絕大多數人都是按地緣、血緣關係進行經濟活動。他們的企業自然受到地緣、血緣束縛，如父子公司，兄弟公司等，自立門戶，不利於與外界同業互助合作，具有質，不能擴大投資，積累資本，投向較大規模的企業中去，來創立「托拉斯」「康采恩」或跨國公司之大企業，也不可能採用現代化的經營方式來代替陳舊的效率不高的經營方式。所以印尼華僑商人很少有大企業家。黃奕住卻想進一步擴大他的業務，當大企業家，所以他在 1908 年將日興商行改組為日興有限股份公司，註冊資本 40 萬盾，實際上仍是他的獨資公司。日興有限股份公司成立後，在黃奕住家中，在日興公司職員中，在業務往來上的熟人中，仍習慣地稱該公司為「日興行」或「壠日興」。

日興有限股份公司的成立，標誌著黃奕住在經營方式上朝現代化方向邁出了堅實的一步，標誌著他的經濟事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從中國中世紀的傳統商業形式躍入 20 世紀現代化的商業形式，也是黃奕住雄心勃勃想大幹一場的表現。

日興股份公司成立後營業的擴大，原有的店面已不敷應用。1910 年，黃奕住在三寶壟市繁華的商業街―中街(中間華人區，Patjinan Tengah)，買了一座較大的店屋，改建為兩層、五個店面的商業樓房(現為三寶壟國際銀行行址)。

就在日興股份公司成立的這一年，三寶壟至井裡汶的鐵路通車。這兩個地方與北加浪岸之間的交通方便了。這給商人帶來不少的利益，日興股份公司資金積累很快。黃奕住為了擴大業務範圍，1910 年到新加坡籌建日興公司的分行。此分行的設立，是黃奕住具備了跨國經濟力量的第一個標誌。

自日興公司成立以來，因年年勝算，擁貲日多。1913 年，他的資產在 300 萬盾至 500萬盾之間，躋身於三寶壟四大糖商(亦稱四大王)之一。其他的三大糖王也是華人，他們是黃仲涵(建源公司)、郭春秧，即郭河東(錦茂公司)、張永福(盛隆公司)。在這四大糖商中按資本實力排隊，黃仲涵居首，黃奕住在末位。可黃奕住的經營方式比較現代化，正處在上升之中。

黃奕住因業務活動而與外國人的交往日漸增多。凡與人往來商務涵件，宜用中文時，署名「黃住」；宜用英文時，署名「OEI TJOE」(黃住)或「OEI IK TJOE」(黃奕住)。

在 1914 年出版的歐洲人編的《世界商業名人錄》中，列有 OEI TJOE，即黃奕住。在世界級的商業名人中，有中國人入選，這件事轟動了華人社會。

在中國封閉山村環境中土生土長的貧窮農民阿住，經過二三十年的艱苦奮鬥，變成了一個腰縮纏數百萬，眼觀國際市場動態，經營著跨國企業的、揚名世界、頗有幾分「洋氣」的糖業資本家

1914 年 7 月 28 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從這時開始至 1919 年黃奕住回國，是他一生中遇到的風險最大的年代，也是大顯身手、財富膨脹最快的年代。

在印尼，首先是工農業產品的價格上漲，給生產者與經營者帶來巨大利益，牽動經濟的增長。

1914 年 8 月 5 日，英國對德國宣戰。就在這一天，爪哇各地的米價即上漲 50%，從每擔(pikoel)10 盾漲至 15 盾。政府公布糧食限價，同時禁止糧食出口。

在 1914 年，三寶壟的貨船屬於兩個船運公司。它們擁有 214 艘船，總載重量約 7600延(kojan)。貨運力量不夠。更嚴重的是，到了 1915 年初，由於歐洲商品不能運來，所有來自歐洲的進出口貨物價格日益高漲。這帶動了其它商品價格的上漲。有存貨的商店都不願意急急忙忙將存貨出售。

1915 年 2 月，德國宣布有了潛艇，從那以後，英國及其他國家的商船經常被德國潛艇「送」到海底去了。在這種情況下，從 1916 年初，荷屬印尼地區的所有外國進口商品的價格直線上升。印尼本地出產的商品，包括日常用品，也跟著漲價。

黃奕住分析了形勢和自己的條件，認為：

第一，他經營的主要是蔗糖和糧食，它們都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即使是參戰國，也需要它們。因此，從長遠的觀點看，它們不會沒有市場。

第二，他的資本雄厚，非一般中小糖商可比。

第三，在大糖商或四個糖王中，黃仲涵等糖王的資本，有很大的部分是在蔗田與糖廠等生產領域，而他的資本集中在商業領域，比較靈活好調撥。

第四，他已建立起了前文所及的世界性糖市信息網，信息靈通。

第五，糖的出口量雖在減少，但糖價卻未下降。黃奕住憑著他的這種勝人一籌的見識、過人的膽略和優越的條件，充分利用荷印殖民政府實施鼓勵多買政策的時機，採取了與眾不同的舉措，逆流而進，大宗買進現貨與期貨，特別是遠期期貨。糖價的變動對他的行為極為有利。

到 1917 年夏，他的資本比 1913 年增加了 3 倍左右，即達到 1000 萬盾至 1500 萬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特別時期在荷印政府實行鼓勵投機政策的特殊環境中，黃奕住因為採取與眾不同的特殊行為，一躍成為一個千萬富翁。

在 1919 年春季，黃奕住面臨一次三十五年來最重要的選擇：是當一個荷蘭籍或日本籍的華人，在國外賺大錢，還是堅持中國籍，並攜資回國，參加祖國的建設?這裡有一個義與利孰先孰後、誰輕誰重的問題。

在 20 世紀頭 20 年間，在印尼，零售商幾乎完全是華人(華僑和僑生〕，在進口業和出口業中，絕大多數中間人是華僑。這些華僑一方面聯繫著內地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一方面聯繫著國際貿易商人。華僑的經濟勢力在印尼的社會中佔有重要的份量。

黃奕住是印尼商界名人，握有巨資，又是僑商中的一個領袖，影響力大。他因此備受青睞，同時也因樹大招風惹來了不少麻煩。

黃奕住在印尼遭受荷蘭殖民政府的歧視、排擠、勒索。他經濟上難求發展，精神上忍辱屈從，政治上更無地位可言。他痛恨殖民主義者，赤子思歸，以保存中華民族的自尊心。

與此同時，在中國有一股召喚他回來的難以抗拒的力量。清政府孱弱，對華僑長期採取不管的政策，使華僑在國外的地位低下。在印尼，荷印殖民政府將居於爪哇的居民，分為荷蘭人、歐美人、日本人、土著和華僑等幾個等級。把華僑壓在社會的最底層。

黃奕住期望有一個強大的祖國，他痛恨清朝廷，積極資助孫中山創辦的同盟會。清政府被推翻，新的國家的建立，這件事激起他建設富強祖國的深切厚望。他想為中國的建設，為祖國的富強出一份力量。

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的歷屆政府，已懂得華僑是國家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對華僑採取撫慰和鼓勵投資國內文教事業的政策，給予回國辦企業的華僑以經濟方面的優惠和政治社會地位方面的殊榮，投資環境大有改善。

1919 年春節之後，黃奕住下定了回國的決心，並為回國作準備。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在印尼的產業的處理。他將日興行另行註冊，改由三兒子黃浴沂任總經理，長子黃欽書等任各分行經理，繼續經營；不動產房屋，則分別劃歸其在爪哇的妻子蔡韁娘和女婿許春隆接管。將大批流動資金經各種渠道匯回國內。當一切準備工作完成之後，他懷著「業成返國」的心情，乘輪迴鄉。

1919 年 4 月 5 日，黃奕住離開印尼的三寶壟，踏上歸國之途。29 日到達廈門，定居鼓浪嶼。三十五年前從廈門動身出國時，他是一個貧困的、走投無路的青年農民，前途渺茫，心事惶恐。

現在，他是腰纏數千萬，想回國辦點大事，光宗耀祖，躊躇滿志。這正如蘇大山在《黃奕住先生墓志銘》中寫的：「君真健者今人豪，但憑七尺涉波濤，金豆摭拾充囊橐，乘風長謠歸故國」。

1920 年年底，三寶壟地區所有商品的價格都大幅度下降。黃奕住令其在印尼的子婿與夥計見好即收，有計劃地縮小業務範圍。抽調資金約合美金二千數百萬元匯回國內，逐步結束了棉蘭、巨港、北加浪等地的分行及辦事處；黃欽書、黃浴沂等先後回國；另設德豐號代其管理留在印尼的財產與業務，由女婿許春隆管理。

黃奕住攜資回國的決定是很正確的。只要與另一糖王黃仲涵的遭遇對比一下便見分曉。在印尼的華僑中，直到 1919 年黃奕住回國時，黃仲涵的資本比黃奕住多得多，根基比黃奕住深得多。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黃仲涵總資本超過 4 億元銀元。擁有機械化大糖廠 9 所。其總資產，最盛時約達 13 億至 16 億荷盾，成為當時世界聞名的『東方糖王』和『東亞首富』，在世界大富翁之中排行第 13 位。」荷印殖民政府鑒於他的經濟勢力，在華僑中的地位和作用，先授給他甲必丹官職，1890 年又授給瑪腰榮譽銜，加以拉攏。黃仲涵建源貿易有限公司的興盛，早已引起荷印殖民政府的垂涎。從 1917 年 9 月，荷印政府頒布戰時所得稅條例起，至 1921 年荷印政府要黃仲涵繳納「戰時所得稅」及「雙重收入稅」3500萬盾，這對黃仲涵和建源公司是個沉重的打擊。

黃仲涵用重金收買了政府的帳簿管理人員，把他的帳本偷出來匿在外地，使政府查不出他的真正收入數字，同時，繳納 200 萬盾所得稅。以後，荷印當局企圖用徵稅辦法扼殺建源有限公司不成，又提出要以 2000 萬盾收購他的所有企業。他嚴正拒絕，憤然移居新加坡。1924 年 7 月客死其地，終年僅 58 歲。

在此期間，回國定居的黃奕住，經濟事業蒸蒸日上，鴻圖漸展，社會地位方面為各界所重，政府屢予獎賞。1919 年，即回國的當年，大總統黎元洪因其在國外捐資辦華僑學校，贈以「勸教敬學」匾額。1920 年，黎元洪因其捐款 3 為賑濟華北旱災，照例題贈「急公好義」匾額一方。1921 年 1 月 23 日，新任大總統徐世昌亦因此事頒發給他二等大綬嘉禾章，4 月晉獎二等大綬寶光嘉禾章。

黃仲涵比黃奕住大 2 歲，曾與黃奕住計議過回國投資，在福建興修鐵路。因過早去世，其志願未能實現。黃奕住 1928 年 1 月 14 日在彭吉林(Peng ling)黃仲涵墓前「欷虛嘆息而感慨系之」時，其感慨中不能不包括兩人分手後前途不同的強烈對比。

1931年秋，日本軍國主義者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侵佔我國東北等地。廣大海外僑胞對此侵略行徑進行了強烈譴責，並紛紛組織各種救國抗日團體，捐助支援祖國抗日事業。中國航空建設協會曾發起獻機運動。黃奕住當時正在菲律賓巡視業務，得訊後立即捐贈5萬元。此外，他還作了不少其他捐獻。

1937年7月7日，中國全面抗戰爆發，由於國民黨政府採取消極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軍不斷吞食佔領了中國大片領土。有人曾勸黃奕住加入外國籍，以保全生命及財產，遭到黃奕住堅決拒絕。他表示：「絕不加入外國籍，依賴外人。吾無意時髦。共赴國難，何懼之有?……岳飛『還我河山』，血紅四字，精誠威嚴，墨舞心聲，流芳千古。」黃奕住這種愛國的拳拳赤子之心，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值得人們學習和敬仰。

黃奕住在印尼三十餘年的經濟活動中，深刻體會銀行的地位與作用，以及建立華資銀行的重要意義。在歸國前，1919 年他在新加坡投資華僑銀行 40 萬元紙幣。在馬尼拉與菲律賓愛國華僑李清泉、薛敏老等倡組中興銀行，認股 100 萬元，占該行實繳資本的 50%。

歸國後，1920 年他處於 4 月 8 日在廈門開設黃日興銀庄外，於 6 月 1 日入股創辦廈門商業銀行。1921 年 6 月 5 日在上海成立中南銀行。該行預定招股 2000 萬元，第一期繳足資本 500 萬元，黃奕住認股 350 萬元，占 75%。在中南銀行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上，黃奕住當選為董事長。

1924 年，中南銀行增資至 750 萬元，黃奕住入股 500 余萬，占資本額 75%。中南銀行資金雄厚，分行通設天津、廈門、漢口、廣州、南京、蘇州、杭州及香港等地，在北京設辦事處。該行在 1921 年獲得發行鈔票權，與當時有發鈔權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鼎足而立。這在當時私人資本銀行中是絕無僅有的。

為了使發行的鈔票為社會承認和信賴，中南銀行與鹽業、金城、大陸等三家銀行，共同組四行準備庫，專為保管、準備現金，發行中南銀行鈔票，共同負責發行鈔票的責任。設四行聯合事務於上海。在金融界這四所銀行有「北四行」之稱。

中南銀行還積極投資支持國內各項實業，其範圍包括對外貿易、商業、工業、金融、農業、漁業等。其中對工業的投資與貸款尤為顯著，主要的有上海溥益(後改名新裕紡織公司)、隆茂、民生、海門大生三廠，天津裕元、北洋第一紗廠、恆源等 7 家紗廠，上海德豐毛紡織公司，上海益中福記機器磁電公司、天津永利化學工業公司、上海誠孚工廠、廣州礦務公司、南京肥皂公司、民生實業公司、天津啟新洋灰公司、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等。這些投資，扶助和發展了民族工業，推動了全國特別是行址所在地社會經濟的發展。

黃奕住熱愛祖國，以作中國人為驕傲，無論是外國政府的威逼利誘，或是朋友的勸導，他都嚴詞拒絕或婉言謝絕，堅決不加入外國籍。在印尼時他拒絕加入荷蘭籍或日本籍，1937 年七七事變，日本侵略軍蠶吞中國領土，侵略鋒芒逼近廈門，有人勸他加入外國籍，求外國庇護，以免生命財產受損失。他回答：「絕不加入外國籍，依賴外人。……共赴國難，何懼之有。」儘管這時他已患病，行動不便，但在廈門淪陷前夕還是放棄在廈鼓苦心經營的舒適豪華的別墅，局居上海，以避日軍和漢奸的騷擾。在上海期間，他關心時事，為國難擔憂。可惜這位愛國老人未能親眼看到抗日戰爭勝利，在 1945 年 6 月 15 日病逝於上海，終年 76 歲。黃奕住這種一生堅持中國國籍，與國家共患難的愛國之心，受到人們的敬仰。他熱愛祖國熱愛家鄉的精神，永遠值得後人學習與紀念!